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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主案：本文为本人毕业论文（1999）中一节，稍事修改发布于此。 在历代文人的传统观念里，红颜祸水，而这个作为祸水的红颜也必定是“水性杨花”的“淫妇”——否则她不可能迷住“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皇帝。所以有杨贵妃和安禄山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说法。不过，这也并非妄言，而是能在前人， 尤其是当时人的记载中找到根据的。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 天宝十载正月一日，是禄山生日，先日赐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赏遗。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 安禄山恩宠寖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王船山《姜斋诗话》卷二评杜子美《绝句漫兴九首》之七末句“沙上凫雏傍母眠”曰： 至“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 本书注中说： 此诗解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淫乱事之出处待考。蒙成都杜甫草堂惠函见告：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卷二此诗评语有：“世间别有恶解，可为呕哕。”可见当时确有人作此种理解。 如果仅从这几条史料就断定安禄山曾与杨贵妃有“私情”，或许太冤枉杨妃。这里我没有替杨妃辩白的意思——其实也无须辩白：实际上帝王与后妃间很难有完全专一的爱情（专一的爱情也往往为权力和财富所蒙蔽而不为后人察知），而完全专一的爱情也不是仅从肉体上的忠贞来判定的。 这不禁让我想到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写到柳如是在钱牧斋北上后与家里人私通，而牧斋闻之后却大量地说在这个危难关头，丈夫都不能免于自身的屈辱受污，更何况妻子。而更进一步说，胡人有父死娶母（继母、庶母）的习俗，李唐皇室有胡人血统，安禄山又是胡人（并且认杨妃为母）。所以即使杨、安有私情，能得到明皇容忍，并没影响到他们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世文人对于明皇与虢国夫人、杨妃与安禄山的关系却津津乐道，也不过是这些人（尤其是男性论说者）酸葡萄心理的表现罢了。 故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第一条云： 玄宗之召乱也，失德而固未尝失道也。淫荒积于宫闱，用舍乱于朝右，授贼以柄而保寇以滋，斁伦伤教，诚不足以任君师、佑下民。而诛杀不淫，未尝如汉桓、灵之搒掠，宋哲、徽之窜逐也；赋役不繁，未尝如秦之筑长城、治骊山，隋之征高丽、开汴渠也。天不佑玄宗，而人不厌唐德，禄山以凶淫狂奰之胡雏，县军向阙，得志而骄，无终日之谋以固其势，无锱铢之惠以饵其民，蟪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陨，岂待灵武之诏，始足动天下以去逆效顺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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