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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我调任政治部部长时，还兼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三青团是在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设的，由蒋以总裁名义兼任团长。 这个团的意义和作用，据蒋当时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所指出，一是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的集中，二是求抗战建国的成功，三是为求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 同年7月9日，中央团部宣布成立，并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选派干事31人，其中有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贺衷寒、康泽等人，由陈诚任书记长。  陈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该团由武昌迁至重庆，又增设中央临时监察会，由王世杰担任书记长。 我在1940年9月1日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一组织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而当时团的工作情况，则如中央党部考核委员会所提出的评语： 该会工作，以组织之发展，训练宣传之改善，较上年度固见进步，唯战地青年未能招致，社会服务仍欠实在，对于学生与职业青年，时有不切实情，不能与个人生活发生关系，以提高团员之兴趣。 训练与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干部人才极不健全，不能于实际工作中训练团员。分队会议又不按期举行，各地团部尚少迅速统一之指导，故不能使全国青年对于各种实际问题及时事之发展，发生良好之反应。而团员发展，未克深入青年群众，生产界团员及女团员为数甚少。 我到中央团部兼职以后，曾和好些人反复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工夫，拟出来一个工作纲领，纲领内分总则、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各章，对于各项工作的具体方针都有规定，借以统一各级团部和团员工作的步调，共同向着明确的目标前进。 团的工作纲领决定下来后，但是，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团与党的关系问题。 《中国国民党党章》第九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 这个规定，已经指出了团的设置的任务，也可反映出团与党的关系，但是从未订出明确的办法，所以，在工作进行中，发现团与党重复抵触之处甚多，因而力量抵消，摩擦丛生。 再加上党内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的纠纷（当时团与党的摩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的摩擦，更具体地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摩擦），更使团与党的关系日趋复杂。 两者互为因果，团与党的关系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 我分析这种情况后，就和各有关方面进行协商，特别是和党的负责方面多次商谈，拟订了一个《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提经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 为了贯彻这个办法，还订出一个《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为了保证这个办法和细则的贯彻，又拟订了一个《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目的在彻底消灭党团摩擦，使工作顺利推进。这个办法也由蒋以总裁兼团长的名义，通电各级党部团部发布。  南京中央团部旧址（现已拆除） 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书面办法是颁布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多少的效果，这是由于黄埔（复兴社、力行社）系和CC的斗争摩擦无法消除的关系，使我感到疾首痛心！ 在这两派的多年纠纷中，我的态度是比较超然而稍偏于黄埔，但是对于黄埔也不是持袒护包庇的做法，在某些问题上，我对黄埔系是常给以严厉的批评的。 至于CC系，本来就是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 当然，事实上也没有哪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 曾有CC负责人向我说：“蒋先生既要我们搞这个组织，为什么又要黄埔学生搞那个组织？”蒋的初意以为两个组织可以并行不悖，没料到，这到成为摩擦纠纷的根源。 他所以培植这两个组织，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党内异己（如对汪精卫、胡汉民）争夺领导权，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力量和共产党进行斗争。 最初，也许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以后完全出乎他意料，两派的摩擦纠纷，抵消了组织力量，涣散了组织纪律，终于不能利用这些小组织来巩固他的统治。 当然，蒋的失败，根本症结在于他丧失了革命立场，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他在党内自搞从拥护个人权位出发的小组织，以致涣散了党，腐化了党，造成无纪律无力量名存实亡的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到1941年6月，由于战事的节节败退，国际形势的不利（如英国封锁缅甸，德、意、日同盟，美国照常供应日本以生铁、石油、军火等），加之国内经济情势的困难，使得许多青年对当前局势发生疑虑不安的心理。 不过，在抗战初期，战事的失利，是以弱敌强、以劣势对优势所难免的过程。至于经济的困难，更是从事于战争的国家所常有的现象，如果我们在这些困难面前屈服，不但不利于神圣抗战，且将使国家民族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 所以，为了唤起大家排除万难、坚定必胜信心起见，曾发出一个给全体团员的指示，列举当前六项任务，希望一致遵行。 这个指示发布后，在团的成立三周年纪念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青年书，对上述指示的六点加以说明： 第一、抗战胜利的基础虽已奠定，艰难困苦的增加，为革命必有的过程。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与国内经济情形如何困难，均应认为革命成功之前必有之现象，本团团员，应本健全本身与自力更生之主旨，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坚定信心，立稳脚跟，咬紧牙关，领导全国民众，克服一切困难，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 第三、我们在此伟大民族斗争中，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建国的首要，在完成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物价、营私牟利的行为，及借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同时我们应提倡国防科学运动与实行劳动服务，并协助战时经济管制的推行，以达成民生与国防经济建设。 第四、我们建国必须着重政治的刷新，俾完成革命民权的政治建设，也就是树立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本团团员应切实扶植社会舆论，提高民众知识，协助地方自治，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主之言行，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五、官僚恶习，实是政治腐化无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负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其生活腐败者，皆为官僚恶习，本团团员应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革命新风气，痛切矫正之！ 第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流痞奸商为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本团团员应本不畏强御的精神，以公民资格向合法机关检举惩治之。 到1941年，全国团员人数已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了，在我接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过去虽表面上标榜质量并重，而事实上，则是重量不重质。 同时，也发现有脱离组织背离组织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我主张重质不重量，进行团员总考核，予以甄别，并订颁团员总考核的实施办法。 办理的程序规定初核、复核、总评三级，考核的项目是：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对团工作七项。 凡经过考核合格的团员，由主办团部在登记证上加盖合格或优秀的印章。超龄的团员，按照规定分别介绍入党。至于不合格的团员，则分别停止或开除团籍。 在194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干部工作会议上，我曾就总考核事讲过一次话： 此次会议中，所讨论比较重要的议案，第一件是“举行团员总考核案”。这个案子，我要郑重唤起各位的注意。 团员总考核，换句话说，就是举行团员甄别，青年团的组织三年来，团员发展到30万人，已经不可谓少，但是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发生淘汰作用，发生新陈代谢作用，这个组织方才可以健全。 我们现在只知道吸收进来，不知道排泄出去，好的坏的拉在一堆，这样只有一天天腐化我们的组织，一天天松懈我们的组织，这种现象是最坏的现象。 要知道，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正如一个人一样，需要营养，也需要排泄。一个人没有排泄，在他的体内没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人还怎样生活？ 所以，团员甄别这一重大步骤，并不是只在成立三年以后才举行一次，我们以后是要经常地每年举行一次的。 凡不配做青年团团员的，我们要毅然决然地淘汰出去，能够这样，好的自然都愿意来参加了。 我想，我们30万团员之中，甄别一半，并不为多，甚至甄别三分之二也不为多。排去一半还有15万；排去三分之二，还有10万人。 如果这10万人个个都健全，都是优秀分子，这10万团员的力量，一定超过30万人的力量不知多少倍。 所以，这一案子执行的时候，要请各位注意，不要姑息，不要因循敷衍。我们负有革命的使命，建国的责任，绝不能存有丝毫的私意，更不能讲人情，一定要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实施这个神圣的决议。 我很希望中央各位干事和各位负责同志，能把这一案子认作这次会议中第一个重要的案子；假使说通过后依然等于官样文章，不能切切实实甄别淘汰，还是有所顾虑，怕坏的分子排出后会来捣乱，那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我们是革命的团体，这种不革命的腐败分子，绝不容许存在于我们团体之内！ 这次团员总考核的结果，只发现有百分之三的团员不合格，综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说，这个结果是不确实的，各级团部在执行政策中显然有了问题，所以，并没有达到提高团员素质、严密基层组织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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