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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临时大学，熊向晖想去延安的想法没有实现，几天后，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求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在清华大学校园的熊向晖（左二）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积极为抗日军民服务，拟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团体，送交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宋美龄任指导长，黄仁霖为主任，1937年10月刚刚成立。 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被裁人员、行政院附设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毕业人员和北平各大学的逃亡学生，协助军队抗战，动员民众担任后方勤务等。 服务团成员一般接受一个月左右的训练，即开赴前线。当时，长沙发起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是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些交往。 李芳兰是湖南湘雅医院的护士，同时担任《湘雅涟漪》杂志的编辑，在湖南小有名气，此前，他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会工作。 晏阳初是中国有名的平民教育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学位，回国后，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后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以河北定县作实验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 这个平民教育会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定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育有志农村工作的中级干部。第一期招生 50人，由各县、市、大学保送，进行乡村及县政的研究和实验。 李芳兰就是这个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批录取招收的 新生之一，加入平教会之后，李芳兰负责主编华北新闻医药周刊，写有关农民卫生、民间知识卫生之类的稿件，每周还去定县女中教几小时健康教育课。 “七七”事变前夕，李芳兰随全国学术界西北考察团在包头、绥远地区考察西北的文化、教育、经济、卫生情况。返程在经过北平时，正遇上“七七”事变发生，北平被日军围攻。 李芳兰出不去了，就在北平参加了协和医务人员组成的救伤队，进行战场救护。不久，北平沦陷后，她了跑出来，回到湖南长沙，进入湘雅医院工作。 10 月以后，各地都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李芳兰有在平民教育会的工作经验，又在北平参加过战场救护，因此，做群众工作已驾轻就熟的她，开始积极发起和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李芳兰集合了一部分南京中央医院撤退下来的青年医生和护士，但是，她还想要有一批能做康乐文化工作的青年，和她一起去前线展开战地文化服务。 李芳兰通过郭见恩的关系，找到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由学生会出面，在韭菜园长沙临大的礼堂里，搞了一次演讲，报告她在北平南苑机场亲眼看到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情形。 李芳兰的这次演讲，熊向晖也去听了。她在报告中，先讲了许多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壮烈殉职的情形，也讲了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 然后，她热泪盈眶地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希望爱国青年们参加我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去前线作救伤、防谍、肃奸、动员民众等工作。 李芳兰慷慨激昂地当场请求：凡是中华好儿女，请在黑板上签名！这样一来，许多学生和医师、护士，都当场上去签名。 这时，熊向晖字已经接受了组织的指示，于是，在黑板上签了名。 这时，胡宗南的亲信陈大勋在这个时候，找到洪同，商量与李芳兰合作，动员临大学生和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第1 军去服务，李芳兰同意了。 陈大勋也是湖南长沙人，1935 年夏天，胡宗南率第 1师到长沙驻防，应付两广事变时，他曾通过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约集各校优秀学生 20 多人，座谈对时局和抗战问题的看法，其中就有陈大勋。 后来，胡两次单独与陈大勋谈话，并表示将来抗战一但发生，就邀请陈大勋投笔从戎。 “七七”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率领部队到了徐州，这个时候，陈大勋正在武汉大学读书。 胡通过朱经农转给陈两份电报，嘱他到徐州一晤。陈赶到徐州后，胡已经到了淞沪战场，陈随后也赶到上海战场，接受胡的派遣，在上海和苏州等地，动员了 50 余名青年和童子军，成立战地宣传队，进行战地宣传、救护及服务工作。 淞沪战役结束，这个宣传队包括陈大勋在内，只剩下6个人突围而出。 实际上，胡宗南在长沙早有布置，他派人设立招募机关，大量招收湖南兵员。因为，从曾国藩办民团以来，湖南就是出兵员的地方，湖南人素称不怕死，而且文化程度高。 而且，在黄埔学生中，有许多名将都是湖南人，包括有名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都来自湖南，抗战初期，国民党各部队都争相到湖南招兵。  张治中在湖南时旧照 张治中于1937年11月下旬，到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新任主席后，发现湖南的兵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兵情形异常混乱。 张治中抱怨：“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胡宗南有个预备第7师，属第 1 军，就负责在长沙招募新兵，师长叫曹日晖，参谋处长叫刘钊明，政训处长叫汪震。 在淞沪抗战中，第1 军减员很多，4 万人进去，出来时只剩下5 千人，不但要补充大量兵员，而且中下层骨干损失也很大。所以，胡宗南指示预7师，要注意招收青年学生,将来经过培训后，补充中下层军官。 胡宗南本人从淞沪战场撤退时，已经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与童子军，随第1 军行动。在安徽滁州，他又收容了一批当地青年，成立了随军服务团。在江苏徐州，还招收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 400 多个学生；在安徽寿县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 500 余人。 这些青年学生随第 1 军西进关中后，成为创立中央军校第7 分校与战干第4 团的基础。 但是，胡宗南最看重的还是湖南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长沙临大的这批大学生，就在第 1 军撤退陕西的途中，胡宗南手令陈大勋，赶回长沙，与朱经农商量，设法号召湖南青年，参加第 1 军。 利用朱经农担任长沙临大筹备委员的关系，陈大勋拿着朱的名片，到韭莱园临大校园，晋谒临大的两位常委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得到他们的同意，并正式以长沙临大学生会的名义，号召学生参加第 1 军。 陈大勋也与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建立了关系。于是，洪同就做临大学生的工作，说我们到军中去，虽不能实地参加作战，但可以动员民众，鼓励士气，做军民的桥梁，甚至我们应当深人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 在长沙临大，经过李芳兰的演讲造势，学生会的发动，再加上组织的指示，熊向晖参加了这个准备去第1 军胡宗南部服务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 熊向晖还想起， 1936 年初，天津《大公报》曾经连载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于是，他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 “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他的生活情景，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 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 虽说让人有点茫然，但至少说明胡宗南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体察下情。同时，熊向晖也觉得这样的将领，与一般的封建军阀毕竟不一样。 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 50 多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 20 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原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 这个团的确实力不凡，参加服务团的还有个叫黄志诚的，是越南人，后来，他担任了越南共产党中央胡志明主席的秘书。 李芳兰担任服务团的团长，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被推为副团长，陈大勋被任命为指导员，协助李芳兰工作。 关于这个团的具体人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熊向晖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说“自愿参加该团的约 50 多人”。 陈大勋的回忆也是“一行 50 余人,准备赴战地随军工作”。洪同的回忆是“一个拥有 60 余人男女青年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了”。 熊向晖提供了一份《服务团团友》的名录，上面还配了照片。这份名录上记载的有 61 人，但照片上的人头只有 30 多人。 这张照片是服务团在陕西凤翔结束时拍的，当时有一部分人已经提前走了，比如熊向晖就提前进了西安中央军校第 7分校，不在照片里面。 而名录里有的人，并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像名录上的申振民，后来改名叫申健，是西北联大的学生，并不是长沙临大的，也不是从湖南来的，他是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了陕西凤翔以后加入进来的。  因此，这份 61 人的名录，不是很准确。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出发的时候,人数大约为 50 余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陈大勋对这个团的成员相当满意，他吹嘘道，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把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精华网罗一尽”。 陈大勋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同时，还通过预备第7师的协助，在长沙郊外的庐雅中学内，为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进行招生。 西北军官训练班实际上归胡宗南领导，是为第1 军培养基层军官的，因为此时，中央军校西安第7分校还没有成立。 陈大勋直接为第1 军招生，也是通过朱经农的介绍，得到长沙临大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的同意，还是运用学生会的名义，在学生中进行动员。 这样一来，一部分长沙临大的学生，没有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而是进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陈大勋曾经著文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北大、清华、南开之优秀分子，均因仰慕胡先生之名，而风从云涌，北大化学系的'四大金刚’孔令晟、倪中岳、靳古铭、潘峪然等不顾钱思亮先生等之劝阻，毅然投笔。”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的意味。 在长沙临大，确有不少学生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也有不少学生直接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最后，他们大都参加了胡宗南的第 1军。 为什么这些青年学生愿意去胡宗南部服务呢？主要还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当时在青年学生中确实影响很大，陈大勋、洪同、孔令晟后来写文章，都谈到当时长沙临大的学生，由于受范长江的《西北战地通讯》的影响，对胡宗南确有一种崇拜心理。 还有的学生，是抱着“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心理报名参加第1军，决心抗日救国的，北大化学系的孔令晟就属于这种情况。  孔令晟老年旧照 孔令晟是江苏常熟人。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随清华、南开的学生一起，撤退到长沙。 据孔自己说：淞沪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以后，他当即向导师钱思亮提出退学申请，准备参军。 北大实施导师制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一样，从大学三年级起，一位教授管三位学生，师生关系非常亲密。 钱先生花了三个夜晚，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和孔令晟绕场长谈，他认为，以孔的成绩和天分，必须留下，好好地培植。因为，孔二年级取得了总平均分达 93.5 的高分。 钱先生希望他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英国、美国最好的大学，任孔选择，老师负责送他出去留学。并且，从现在起,就由老师负责孔令晟的全部生活费用。 钱先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美国参战，看到同班所有美国同学都去参战了，他也深受感动。如果孔坚持要去参加抗战，老师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他。但是，老师随时欢迎他再回学校来。 孔令晟最终还是婉辞了钱先生的挽留，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后来，长沙临大的名教授孙承谔先生再一次到庐雅中学，希望孔令晟最后一次慎重考虑。孔说：“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原谅我,我一定要直接参战去。” 这就是当时学生参军的普遍心理，孔令晟后来成为中央军校西安第 7 分校第 15 期的学生，和熊向晖是同期同学。 以后，他在台湾先后任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台湾的警察总监，他虽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但他和熊向晖的友谊，保持了近 70 年，直到熊老去世。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是该省第一个组织到前方服务的，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消息，有的甚至不断以头条报道服务团成立和出发的新闻，有的则发表社评，激励勉励。 湖南各界也纷纷捐赠物资给服务团，捐赠的慰劳品、医药器材等，都堆放在列车月台上。 胡宗南也来电欢迎，被他指派担任这个团指导员的陈大勋，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称胡宗南为“胡先生”。 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就是“撤退”的意思，说起来比较好听一点。 服务团组成以后，在长沙预备第7师师部接受了一个星期的讲习，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中礼节和常识。 就在那儿，大家都换上了新军装，并接受了预7师的授旗和湖南各界的欢送。 在离开长沙前，郭见恩跟熊向晖讲，服务团的党员，除了他，还有两个，一个是在长沙新入党的池际尚，就是那个起了两个俄文名字“尚娘”、“尚雅”的清华女生；还有一个是北大的，叫许焕国，后来改名叫徐晃，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老挝和秘鲁大使，1984 年 3月，病逝于秘鲁任所，享年 70岁。 根据组织指示，熊向晖、池际尚、许焕国三人组成党支部，由熊向晖任支部书记，同时，在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1938年12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和服务团所有成员一起离开长沙，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人很多，郭见恩没有来。 她委托清华大学一个叫蔡崇祖的同学来车站送行。蔡向熊向晖转告郭见恩的话说：到车上，有人拿我的信找你，你就与她发生党的关系。 这一天，长沙各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服务团，场面热烈，在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的列车上，发生了熊向晖后来称为“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他:“服务团有几个 CP?”熊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他警惕。 熊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 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 她问得刁。熊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熊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 她说:“你就是。”熊说:“你弄错了。”熊告诉她，他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 “民先”是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 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 熊想，郭见恩并未对他讲，其中肯定有鬼，熊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 她一下子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新中国成立后，李芳兰移民美国旧金山。1982年,李芳兰在旧金山《海外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服务团出发前一日，郭见恩约她在女青年会见面，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有四个人，陈忠经、熊彙荃、池际尚、许焕国，都是共产党。 这篇文章台湾《传记文学》也登过。后面，李芳兰就造谣了，说她当时对郭讲,“现在谈党派，会抵消抗日的力量”等等。 解放后，熊向晖就这个问题，问了后来改名郭建的郭见恩，郭说她不记得这件事。熊向晖说，你把 3 个人的名字都讲了，但陈忠经当时还没入党，是李芳兰故意讲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李芳兰造谣，熊向晖分析，李芳兰是通过郭见恩要发展她人党这件事，引起她的警惕，她分析郭见恩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当然也是。 因为，熊向晖和郭见恩都是清华同学,又都是“民先”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但她又没有确实把握，所以，要在列车上对熊向晖进行突然袭击。 其实，李芳兰在上学阶段，以及后来参加平民教育会时期，都曾有人要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被她拒绝了。 她的所作所为，往往容易被人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甚至想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带来判断上的失误，也带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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