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

前言：

本文曾发表在《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总第65期）学术争鸣栏目。这篇学术论文是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怀化地委党史办和通道委县党史办所设立的“长调办”（红军长征过通道调查办公室），前后两次，共长达十五年时间。他们两进中央档案馆，征集到了中央红军进出通道前后三十六份行军电报，在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征集到数十份敌伪资料和征集到二十多位革命老前辈的回忆资料、十多个版本的红军长征书刊，共计五百余件八百多万字史料。在当时所掌握史料受限的情况下，通过他们艰苦努力工作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暨红军长征过通道89周年之际，将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并发给大家，以飨读者。

通道芙蓉木林庵会议

怀化地委党史办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

一、关于通道会议问题

我们认为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召开了通道会议。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地点在芙蓉。主要依据和理由是;第一，中央一、二纵队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和芙蓉附近宿营。长征出发前，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 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红星纵队①。但在行军进入通道时，“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②根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的行军电报和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三同志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回忆，中央一、二纵队确定的行军宿营地点是:十二月十日分别在广西的平等和广南城，十一日分别在绥宁(今通道)的流源和辰口;十二日分别在绥宁的芙蓉和金甸(殿): 芙蓉距金甸仅三华里路程。在一起宿营为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第二，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遵义会议决议中有“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时发生争论的记述。周恩来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王稼祥、洛甫都批判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李德回忆“在到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

第三，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以军委名义向各军团发出了“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电报指示:“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相机占领黎平”。在我们目前征集到的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前后的三十六份电报中，除这一份电报外，其余三十五份电报均署名“朱”或“朱周”，可见这份电报是经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也即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后才发出的。十二月十二日前后的红军行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行动将有较大改变的征兆。如十二月十一、十二日，一军团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先后都在通道集结，三军团则放慢了速度，似有等候命令再定方向之意。

第四，芙蓉有开会的条件。它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十八寨组成，有四百多户人家，在离寨不远处有一座独立山村的木林庵堂，可容纳二百余人。在这里，留有大量署名“红政”的宣传标语，解放后还保留有三条。

关于出席会议的人员和会议名称问题。由于通道会议是在行军中和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因而出席会议的人员是不可能很多的。李德回忆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和他自已。④伍修权回忆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博古。⑤吴洁清回忆，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由于会议是晚上开的，还有几个人没有看清楚”⑥。

据此，我们认为通道会议与会人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朱德和李德七人，除李德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外，其余六位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可称为中央领导人会议。

二、关于通道转兵问题

历史上的通道转兵，是指中央红军长征进至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后，不北上钻敌人的“口袋”，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但近年来党史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转兵是在黎平实现的。我们认为通道转兵是历史事实，主要根据和理由是:

第一，红军长征前计划建立新根据地的既定地点是在通道北面。红军过湘江后，原定计划是进至通道以南地域，然后北上，并无从通道向贵州进军的计划和安排。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定方针，是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究竟在湘西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呢?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一文中，有两处写道。“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前面提到的陈云的回忆中也说到，博古曾讲过“中央决定不在会同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改向贵州进军”。洪江当时属会同县管辖。可见长征出发时，行军的大方向是湘西，既定目的地是洪江。从地理上看，洪江正处于通道北面。因此，直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朱德仍于十二月四日十六时半电令“我野战军队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

第二，通道会议鉴于通道北面严重的敌情，决定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为阻止我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颁发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就是要在“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消灭红军。此时刘建绪的第一兵团防守城步、绥宁。以一部尾追红军，薛岳的第二兵团由武冈、洪江、会同、靖县向通道进逼，同时，薛部还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御线，蒋介石还命令广西、贵州军阀出兵堵截合围。但是，直到十二月中旬，黎平、锦屏、天柱等县，只有湘黔边及“剿匪”司令何知重直属两个营和周芳仁派的两个团及各县民团，而且是有名的双枪(步枪、烟枪)兵，不堪一击。红军进占通道后，没有北上钻敌人的“袋”，而是改向西部的贵州进军，应当称之为通道转兵。

第三，在通道会议上决定的转兵，是一次战略转兵。它放弃了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方向进军。有的论者认为红军从通道向黎平进军并没有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入黔后，还要由贵州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师，直到黎平会议后才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我们认为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因为:

1、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

2、李德回忆“飞行会议”时说:会上“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我们自己在他们 (指敌军)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陆”。而且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洛甫、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

3、通道会议后的第二天二十一时半军委向各军团纵队发出了“我军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的命令。

十四日十六时半，军委又电令二、六军团配合行动，电报说:“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我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我们认为“寻求机动转入北上”，是要向黔北进军，而不是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

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时。一军团给军委的电报指出:敌对我入黔后之企图似尚不明，我军应利用目前机会，“在黎平西北一带略事休息整顿与集结”。以九军团“向锦屏以北威胁与掩护我军基本企图，并诱敌向锦屏方向前进”，“我主力略事休整后”则“经施秉以南”向“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地域前进”。这份电报肯定了红军入黔的“基本企图”是向“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地域”的黔北前进。入黔初敌方仍认为红军企图“沿肖匪旧路北窜”。如果红军真是这个企图，那就不存在“敌对我入黔后企图似尚不明”的问题。

所以这份电报不仅印证了通道会议后红军确实改变了原战略方针，也说明“寻求机动北上”是向黔北进军。其二是通道会议后黎平会议前军委对行军路线的部署，是朝着黔北方向前进，不是同立、六军团会合。

十二月十三日军委电令一军团侦察到剑河的道路。十七日军委电令一军团“准备占领剑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举西进”。由此可见，通道会议后，红军主攻方向是剑河，而剑河正是通往黔北的必经之路。电报说:“据报清江、沅江上游均有徒涉场。”尤其是上述行军路线的安排。同黎平会议后十二月十九日军委关干《军事行动的决定》是-致的。

《决定》指出:“1、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其三是军委十四日给二、六军团的电令,是令“二、六军团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不是令其策应中央红军转入北上湘西。这一电令的基本精神与黎平会议后，军委关于《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各方面的资料都充分证明了通道转兵，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三、关于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关系问题

既然，通道会议确定放弃会合二、六军团改向黔北方向逃军，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那么五天之后为什么还要召开黎平会议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一是通道会议是“飞行会议”，是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范围更小限于政治局那些同志”，是通道会议确定了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但没有确定具体落脚点，三是通道会议没有作出正式文字决议，也没有向全军明确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黎平会议再次肯定宁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的正确主张，正式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的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这两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李伯雍、田自保执笔

(先后参加通道会议资料征集或研究的有:王 琏 刘毅辉 田自保 夏德甲 王象权 赵 斌 曾惠民 李伯雍 李万青 李伯达 吴传仪 肖楚武 向卫东等同志)

注释:

①李维汉《回忆长征》。

②⑤同伍修权同志谈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1985,12.19.访伍老谈话记录)。

③陈云同志给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的复信 (1982.6.12.)。

④李德《中国记事》(1932-1-1939)。

⑥访吴洁清同志谈话记录(1977.4.21.) 。

⑦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 (1972.6.10)。

⑧伍修权同志谈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