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淳化阁帖》“修内司本”探析

 

上海博物馆藏《淳化阁帖》“修内司本”

来源 | 《书法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 | 陶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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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修内司本”爲翁萬戈先生舊藏。該帖摹刻于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是南宋中期皇室内府翻刻《淳化閣帖》體系中，傳世僅存的善本孤本。

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修内司本”署款

即以其每卷末尾署款特徵而言，此本就與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譜系雜説”《淳熙修内司本》的最早記載該帖資訊的“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完全一致。這就令北宋以降撲朔迷離、波譎云詭的衆多《淳化閣帖》翻刻本，有了足以初步對號入座的最直接證據。因爲此舉是繼北宋祖刻祖本《淳化閣帖》之後，唯一明確署明奉聖旨模勒上石的南宋官方翻刻北宋《淳化閣帖》的《淳熙閣帖》。

1987年，朵雲軒碑帖研究行家王壯弘先生編著《帖學舉要》時，提及《淳熙“修内史本”》：“亦名《淳熙秘閣前帖》，十卷。淳熙間奉旨以《淳化》原本翻刻（個别字略有改動），置禁中。卷尾楷書題'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聖旨摹勒上石’，行次、卷數與《淳化》皆同，見坊間尾刻本作'九月’。”

2002年，北京刻帖研究專家王靖憲先生在《中國法帖全集》中討論淳熙“修内司本”時，引録《法帖譜系》記述後又云，按清孫承澤《閑者軒帖考》、清王澍《古今法帖考》，“均云未見刻本。民國間上海有正書局出版《宋拓淳化閣帖》十卷，此帖爲清李宗瀚收藏，有萬曆丙午（1606）河陽潘祖純跋，謂此帖當是'修内司本’。但此帖卷後無楷書淳熙修内司題記，非修内司刻本可知”。

緊接其後的2003年，上海圖書館碑帖研究專家仲威、沈傳鳳撰著《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横談》，在介紹《淳熙“修内史本”》（《淳熙秘閣前帖》）時，全盤援引王壯弘觀點道：“卷尾楷書題作'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聖旨摹勒上石’字樣，故稱《淳熙'修内史本’》。……後世還流傳有一種僞刻《淳熙'修内史本’》，尾題'二月’誤作'九月’，其接王羲之書列入卷四、五、六，王獻之書列入卷七、八。”

2005年，仲威先生在《帖學十講》中，論述與上幾同，他最後指出：“近聞上海博物館從美國翁萬戈先生處新購得宋拓《淳熙'修内史本’》。”

據上各説表明，所有作者實際上都無緣目鑒翁氏舊藏南宋修内司刻《淳化閣帖》的原拓本，因爲就尾款文字，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最先著録，上海博物館藏翁氏舊藏拓本實物每卷之後，分明顯示俱作“二月十五日”而非“二月廿五日”。至于“修内司”的名稱，也指的是宋代掌管皇室宫殿、太廟修繕事務的官署；不管真本還是僞本《淳化閣帖》，都不曾書作“修内史”，這是首先需要言明并加以糾正的。由此也反映出作爲南宋官方内部刊刻的《淳化閣帖》，“修内司本”跟宋室南渡臨安（杭州）後率先于紹興年間翻刻的“國子監本”一樣，在歷史上傳拓、流播範圍十分有限，簡直非等閑之輩可以有幸品鑒得到，更不用説輕而易舉隨意獲取收藏了。因而這也就造成外界刻帖研究者，對于其真實面目多衹聞其聲而不得要領，廬山真面目渺不可識，知之甚少。

像晚近嶺南著名帖學家容庚先生編著的歷代重要帖學史著作《叢帖目》中，就没有出現南宋《淳熙秘閣前帖》（即《淳化閣帖》“修内司本”）；至于北京琉璃廠慶雲堂碑帖鋪主、碑帖研究名家張彦生先生經驗之談的《善本碑帖録》第四卷《宋元明刻叢帖》，道及“在上海許翰卿家藏《淳化》全帖十卷，有明萬曆丙午（卅四年，1606）六月潘祖純題跋，爲'修内司本’。……此本現或藏上海博物館”則明顯有誤。因爲經盤點考索不難判别，今上海博物館原李宗瀚、許翰卿遞藏《淳化閣帖》十卷本，應當歸屬另一南宋《淳化閣帖》翻刻系統，亦即故宫博物院藏《淳化閣帖》“懋勤殿本”，與“修内司本”無關。

最爲明顯的鑒别徵候是，《淳化閣帖》“懋勤殿本”（亦即上海博物館藏許翰卿舊藏“潘祖純本”）每卷尾部題款，一仍翻刻北宋祖本《淳化閣帖》篆書題款：“淳化三年壬辰歲（992）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字樣，并非前述“修内司本”楷書尾款。據此判斷，張彦生也未曾鑒賞過翁氏秘不示人而束之高閣的“修内司本”。

這也難怪，因爲傳世《淳化閣帖》“修内司本”，由晚清帝師翁同龢入藏後，家傳爲其嗣裔翁萬戈先生繼承，并于1948年携往海外，長期深藏若虚，不爲世人所曉。直到2003年上海博物館自海外搶救購置回歸《淳化閣帖》“最善本”，引發《淳化閣帖》研究熱潮，之後，這一藏之域外的法帖孤本，纔重新進入研究者尋尋覓覓的視野範圍。最先將其起底打撈出水而披露蹤迹的是原朵雲軒碑帖研究專家馬成名先生，他在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的“秘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1010年學術研討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上，發表《有關〈淳化閣帖〉點滴》一文，文章在指正以上張彦生《善本碑帖録》張冠李戴的謬誤後透露：“至于'修内司本’，所知目前傳世有一套全十册，爲美國萊溪居主人翁萬戈先生收藏，該帖乃明邵僧彌所藏，後歸鐵保。有無錫華雲補庵、長洲文從簡、大興翁方綱、梅庵鐵保和翁同龢等人題跋。”

不僅如此，在馬成名先生2014年6月出版的《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録》中，他對該翁氏舊藏“修内司本”所呈現的所有資訊，又做了近乎“地毯式”的翔實、全面搜羅和鋪陳介紹，包括南宋末年賈似道（1213—1275），元初鑒藏家王芝（生卒年不詳），明代中期“吴門四家”之一文徵明（1470—1559），官至南京刑部郎中華雲（1488—1560），明末清初“畫中九友”之一邵彌（生卒年不詳），清代中期工書的兩江總督鐵保（1752—1824）、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清代晚期同治、光緒兩朝帝師、書法家翁同龢（1830—1904）、何天衢（生平事迹與生卒年不詳）和翁萬戈（1918—）諸位的鑒藏印；翁方綱三跋、翁同龢補録翁方綱題詩、題跋共兩則；華雲與明末清初書畫家、文徵明曾孫文從簡（1574—1648）、鐵保各一跋，均被一網打盡，如數過録在案，爲帖學研究界報告了“修内司本”尚存世間的學術佳音，同時也徹底揭開了它與世暌違的神秘面紗，由此有關“修内司本”的進一步梳理研究被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修内司本”上賈似道、王芝、文徵明、華雲、邵彌等留存的鑒藏印記

從上海博物館藏《淳化閣帖》“修内司本”上賈似道、王芝、文徵明、華雲、邵彌等留存的鑒藏印記看，特别是賈似道鈐押“封”字鑒藏印的時代性分析，該“修内司本”刊刻的真實性，由原先僅見文本載録的虚無性，頓時上升到刻帖拓本實物與同時代人鑒藏見證的雙重印證高度。换言之，種種迹象匯集，充分證實了翁氏舊藏“修内司本”完全具備出自南宋中期淳熙年間官刻本的可能性。

考察保存在“修内司本”上明清鑒藏家的題跋文本，特别是清代金石刻帖研究大家翁方綱的多則題跋能够發現，經過其長期系統校勘傳世《淳化閣帖》各版本之後，相當傾向于“修内司本”是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第八代肅藩王朱紳堯及其嫡長子朱識鋐，先後歷時七年刊刻于甘肅蘭州的《淳化閣帖》“肅府本”的底本。且看翁方綱就此論斷的詳盡解析，以及通過比對考察後就此探索與發現而作的題詩：

此第九卷《昨遂不奉帖》，山谷謂有秦漢篆意，正取其用筆之圓渾。即如首廿字之右直，亦以半缺處想像古意，而“肅本”已不可見矣。《錫大佳帖》柳下惠語，本《淮南子》。“六”是“下”字，其上一筆微帶彎意，而“肅本”意作“六”字矣。又卷末《諸舍帖》“塞仰”下與前行相連是一帖，“肅本”脱失之。王若林遂謂前後是二帖，亦因執“肅刻”而誤。此“修内司本”有之，正與内府所藏《淳化》初拓本及《大觀》本相合。此《修内司帖》十卷，足訂正“肅本”非一處，而此卷尤爲有益，不特氣味淳古勝之也。

《淳熙修内司帖》十卷。王子慶、邵僧彌所舊藏也。……今此帖十卷，歸于冶亭尚書梅庵秘笈，以示北平翁方綱，既爲審定，詳識于卷内，復繫以小詩。……世今傳者惟“肅刻”，“肅刻”祖禰誰區分。今傳或非肅之舊，後先摹補費與陳。我嘗審研第九卷，南渡後每滋異聞。《修内司刻》肅所祖，九卷正復無歧紛。大令《昨遂不奉帖》，涪翁秦漢篆勢云。又如細楷列禦寇，鑒家那識蕭子雲。此皆中鋒一當百，羊薄所向山陰津。……帖尾誰儕“長”字印，王子慶篆鈐猶新。……高宜百萬“肅本”上，自今且莫查詩論。……嘉慶十八年（1813）癸酉秋八月十有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此十卷，是邵僧彌藏本，有無錫華雲跋，長洲文從簡跋，有賈似道“長”字印，王芝子慶印，紙墨亦出宋拓，無可疑者。然此本實與明肅藩所刻相同，惟第九卷出入較多，則以《肅刻》第九卷之别是一本耳。……蓋其所自出之本，即是“肅刻”所自出之本。而此刻豐腴古厚，十倍勝之，則南宋刻工與明朝刻工，懸絶可知也。且又因以見“肅刻本”之可信，然而“肅刻”雖遠遜此，抑又尚有一二筆勝此者，善鑒者其可忽諸。

准以肅州初拓卷，訝似一石同摹然。……淳熙甫追棗木刻，舊聞已近二百年。（淳熙壬辰至淳化乙巳一百九十三年。）……箬林苦泥第九卷，賴此祖本居其前。（“肅帖”所刻第九卷别一本也，此足正之。）自余摹勒互同異，重儓誰與評差肩。一藝問津艱若此，何况傳注承拘牽。取冠吾齋“肅帖”考，儼若鍾律筍簴懸。……

非但如此，翁方綱在其《蘇齋題跋》中，還針對《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撰寫有更爲嚴謹的校帖隨筆。這一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此後歷經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十月，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嘉慶五年（1800）十一月，前後差不多耗時十八年之久，經過反復互校多種不同版本的不懈努力，然後又積十三年時間沉澱思考，到嘉慶十八年（1813）八月再“以邵瓜疇（邵彌）舊藏淳熙'修内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展開了更爲認真細緻的諦審比較，終于就“修内司本”疑似“肅府本”祖本定論，有了全新認知和清晰界定。如：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修内司本”圓渾古勁，勝□吴荷屋得此卷宋拓。（蕭思話帖諸帖，歐陽帖，并隱有銀錠閂痕，疑即碑工所作紹興“國子監帖”。）而《列子》小楷拙滯，尚不逮此“肅刻”也。“肅刻”雖多失于僵滯，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略記于内，規以圓渾，即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修内司本”精腴□□，每捺脚腴勁，不如此方板，以“修内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鍾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盋之秘券。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玩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拙趣者何如？（卷四·四、五、六葉蕭子雲書）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内是回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寳賢》蓋亦沿搨本而失者，“修内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修内司本”同。（卷六·廿四葉《司州帖》二行“私”，三行“福”）

以“修内司本”對之，其原本實□□寬出幾許，不但此帖也，姑記于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承足下還來已久帖》）

“修内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頃還少噉脯諸行）

“修内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雄”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收上矣。（卷九·十三葉《阮新婦帖》首行二行）

“修内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卷九·十四葉《雖秦對帖》首行、二行）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即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修内司本”“廿”三左半似是半缺，則即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尖，則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爲晋法存古之劵。“修内司本”“遂”字左左，“深”字下末，皆見古厚遺意。

王虚舟云：《餳大佳》以下兩行，是率更書，當别爲一帖，蕪湖韋中丞云：《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惠”，“六”當作“下”也。愚按：韋説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鈎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真迹重勒石者，所謂真迹，即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即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爲“六”耳。據此則“餳可”二字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常餌亦覺有益”，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變，致斯搘柱矣。“修内司本”“六”下一筆回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餳大佳帖》）

21世紀初，隨着上海博物館入藏《淳化閣帖》“最善本”并舉辦展覽、研討、出版和臨書比賽等系列活動，原本鮮爲人追究驗證的千古法帖——《淳化閣帖》的版本比勘考訂，進入史上嶄新的深層次發掘探討時期，相關最新研究成果紛紛面世而推陳出新。像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先生的《〈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考》；仲威、沈傳鳳《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横談》的《“閣帖”的宋代翻刻本與帖學研究》《“閣帖”的主要明、清翻刻本》和《“閣帖”的著名傳世善本》，以及《泉州本“閣帖”著名傳世本舉要》，附録《〈淳化閣帖〉版本異同匯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何碧琪女史的《〈淳化閣帖〉肅府本研究》；故宫博物院尹一梅女士的《宋拓善本懋勤殿本〈淳化閣帖〉》；上海博物館顧音海先生的《法帖鑒要》等，均採取從包括明末“肅府本”在内傳世《淳化閣帖》書法的具體筆畫、行次等細微個案着手，進行由形式到内容微妙異同變化的羅列對比，爲研究者進行翁氏舊藏“修内司本”這一傳世孤本的整理研究，打開了方便之門，開啓了捷徑通道。筆者的相關爬梳厘定，也相應地變得有案可循而暢通便捷得多。以下謹摘其要點，以其涉及“肅府本”筆畫異同現象，與當年不曾過眼的“修内司本”加以觀照，以求證彼此關聯性是否確實符合以上翁方綱的目耕研判定性。

汪文圖一卷六王羲之《袁生帖》之“未”字，“修内司本”同一“上博新藏本”、十清“乾隆本”和十一明“肅府本”。

汪文圖七卷六王羲之《疾不退帖》之“待”字，“修内司本”跟一、十和三“上圖南宋拓泉州本”和五“故宫宋拓泉州本”接近，而十一“肅府本”則于“待”字右上角出現一點，當追摹十二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南宋紹興年間國子監翻刻本。

汪文圖十七卷六王羲之《都邑帖》間“數書問”之“數”字，“修内司本”與十二、三和十一同，均不缺左上起筆一點，而一與十六“宋拓王右軍書”則缺該點畫。

王羲之《省飛白帖》

汪文圖三十卷七王羲之《省飛白帖》之“省”字，“修内司本”同一、十、十一，“省”字下半部“日”字筆畫完整無缺，不像其他版本受石花影響誤刻甚至不刻。

王羲之《伏想清和帖》

汪文圖三卷八王羲之《伏想清和帖》之“荒”字，“修内司本”更接近一、十、十一。

“修内司本”卷三晋杜預《親故帖》後“女親親也”之“也”字缺竪筆，“肅府本”和“國子監本”同。同卷晋劉環《感閏帖》第一個“頓首”後作一點示意重復句，“肅府本”同“修内司本”。

“修内司本”卷四唐褚遂良《潭府下濕帖》間“時”字左邊“日”無横筆，“國子監本”亦無，惟“肅府本”則作一彎筆。

“修内司本”卷五古法帖之《敬祖帖》首字“敬”筆畫完整，“日”字無中横筆，“國子監本”“肅府本”均同，他本或“敬”字右邊缺捺筆。

“修内司本”卷六王羲之《月半哀悼帖》之“悼”字筆畫不如“肅府本”刊刻得清晰，“修内司本”之“悼”字刻得如“忤”，顯然語意不通。這或許正是翁方綱認爲“肅府本”雖步“修内司本”後塵，却也有勝于“修内司本”之處。

“修内司本”卷六《臨川帖》

“修内司本”卷六《臨川帖》“嵩山”的“嵩”上“山”字筆畫完整，“最善本”“國子監本”“懋勤殿本”乃至“泉州本”同；而“肅府本”之“嵩”字上半部位“山”字首筆缺失非常顯著。

“肅府本”《臨川帖》

“修内司本”卷七《秋月帖》間“遠涉”的“遠”字處紙破，筆畫不清，仿佛近乎“國子監本”，而“肅府本”不知是否因無從追隨而走字底部筆畫處理交代不清。

“修内司本”王獻之《諸舍帖》

“修内司本”卷九王獻之《諸舍帖》除首行“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外，尚保留“塞仰料静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共三行内容，上海圖書館藏“國子監本”唯一一册“法帖第九晋王獻之一”同樣保存完好，而“肅府本”則付闕如。這説明“修内司本”是同屬南宋皇室宫廷翻刻《淳化閣帖》體系中的善本；但相對于之前紹興十一年（1141）宋高宗詔令依照御府舊藏北宋祖本《淳化閣帖》刻版，翻刻于臨安國子監的“國子監本”，和歸屬另一南宋翻刻系統的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或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本”（亦即許翰卿本）而言，“修内司本”仍有其他版本所不具備的特殊之處。

“修内司本”卷九

以卷九爲例，“國子監本”和“懋勤殿本”或“潘祖純本”的卷首“晋王獻之一”位置，都位于“法帖第九”之下到底部位，與《相迎帖》首行最後四字“悽切在心”大致平齊。而“修内司本”非但僅見“晋王獻之”四字，并非所有通行本的“晋王獻之一”五字；并且四字也不位于“法帖第九”行列底部，而是居于《相迎帖》的“日悽切在”位置，“晋”字則高于其他通行版本次行的“悽”字，特别是少了常規版本的“一”字。而第十卷的卷首位置雖然同樣并不到底，却又重新遵循常見普通版本排列的“晋王獻之二”五字而恢復出現了數字“二”，儘管該行列部位與“國子監本”和“懋勤殿本”或“潘祖純本”依然存在視覺差異。以上所見有别于其他翻刻版本的獨特面貌，或許正是當年翁方綱校對之後同樣感覺困惑而無法解釋，進而得出“修内司本”第九卷疑似出自别本答案的原因所在。

綜上校帖，筆者原則同意翁方綱的學術裁决，即“修内司本”可視爲明末“肅府本”取法藍本之一。事實上，汪慶正先生當年推敲《淳化閣帖》版本系統時，在“存世《淳化閣帖》過目一覽表”，曾列出“肅府本”上溯源頭作：“祖本已消失”；而把明代其他翻刻《淳化閣帖》的源頭歸納爲“國子監本”系統和南宋“泉州本”系統這兩大類。

汪慶正先生“存世《淳化閣帖》過目一覽表”

那麽，綜合以上排比，是否能够將汪先生當年尚不及深入對標的翁氏舊藏“修内司本”，確認爲明末“肅府本”重點取法的底本呢？筆者同樣認同此裁判結果。這除了有翁方綱考訂題跋、題詩在前，此間繼諸家後再提供一重之前學人不曾留意的校帖心得與收穫，即第七卷王羲之《皇象帖》間“勿三（實系“忘”字）”的“三”字筆畫，“國子監本”“泉州本”“肅府本”跟“修内司本”最爲神似，而與其他版本則均相去甚遠一望而知。

王羲之《皇象帖》

另外，《諸家古法帖五》卷首起“蒼頡書《戊己帖》”“夏禹書《出令帖》”“魯司寇仲尼書《延陵帖》”“史籀書《敡州帖》”到“秦丞相李斯書《田疇帖》”的篆書每字出鋒，特别是竪筆末尾出鋒，“國子監本”“修内司本”（圖12）、“泉州本”和“肅府本”均爲圓潤鈍筆；惟獨“懋勤殿本”（即“潘祖純本”）則呈現尖鋭狀筆鋒，蒼頡、夏禹、史籀書三帖尤爲明顯。這些鑒定考據要點，均可被視作彼此隸屬關係的旁證。

“修内司本”《諸家古法帖五》卷首

至于何碧琪女史就“修内司本”南宋賈似道“封”字鑒藏印記存疑，當然允許作爲可持續探索話題；不過，經辨别該印與傳世南宋趙佶摹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封”字鑒藏印的確存異，并不代表賈似道該“封”字鑒藏印就衹此一方而别無備份，完全可能在賈似道個人鑒藏經歷中，分别請兩位印人，治有兩方甚至更多篆文内容一致却印文風格稍見差異或略有變異的印鑒。

此外，何女史言及“傳世分别藏諸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的《淳化閣帖》宋代最早翻刻本（“懋勤殿本”或“潘祖純本”）卷七多存《吾服食久帖》兩行及《龍保帖》與《離不可居帖》存五行（他本衹存四行），帖目比安思遠舊藏本完整”云云，也不盡然。所謂“《龍保帖》與《離不可居帖》存五行（他本衹存四行）”所多出一行“知足下行至吴念違”，實見于後《十七帖》有重出者，行序、書法“最善本”“國子監本”和“修内司本”均與此同。而所謂在《愛爲帖》中多出的“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本係出自王羲之《十七帖》之一，完整内容當與其後《愛爲帖》合爲一帖作：“計與足下别廿六年于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懐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増嘆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宋朱長文《墨池編》卷五張彦遠《釋二王記札》、明張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五十八王羲之《十七帖》、清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六《十七帖疏證》，均已將全帖拆分爲前後兩帖，後帖即作“吾服食久猶爲劣之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哥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而《淳化閣帖》録選王羲之《十七帖》該前後兩帖時，衹選取了後帖的“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并與王羲之《十七帖》之“知足下行至吴念違”合爲一帖，這應該完全是《淳化閣帖》的北宋主編始作俑者王著誤合使然，後世拷貝翻刻依樣畫瓢，哪怕明知有誤也該東施效顰，毫無必要自作主張、聰明而自以爲是予以更正；否則，理應重新命名總帖目和分帖目，而没有必要貌似完全翻刻《淳化閣帖》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因此，筆者的理解是，被目爲乃至尊爲修訂祖本《淳化閣帖》瑕疵的“懋勤殿本”或“潘祖純本”（許翰卿本）其實并非完美無瑕，反而倒不乏矯枉過正之嫌。

根據仲威、沈傳鳳《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横談》書中《〈淳化閣帖〉版本異同匯要》，尹一梅女士主編《懋勤殿本淳化閣帖》所附《不同版本〈淳化閣帖〉文字對比》等，筆者主張翁氏舊藏“修内司本”，應該認定爲繼北宋“最善本”、南宋紹興“國子監本”之後的南宋皇室宫廷刊刻善本和傳世孤本，它和“最善本”“國子監本”和“泉州本”一起，共同構成爲明末“肅府本”刊刻主持者肅藩王的參考、借鑒的底本。由于上海博物館藏海歸祖刻祖本“最善本”傳世僅見四本已不盡完備完整。“國子監本”雖上海圖書館存有第九卷一册，不過，另外九卷均孤懸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基本成爲海外遺珠。而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和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本”，在《淳化閣帖》内容和書法的取捨訂正上自我發揮成分較多。雖然主持者或刻工善書，或能理解書法運筆，但其大刀闊斧地從形式到内容上斧正古帖，自然失去了追摹古刻的翻刻意義，效果完美理想與否，仁智互見。就行草書傳習而言，也許不無示範積極意義；但從版本價值上評估，却未免失之“進步”而走樣偏頗了。

至于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淳化閣帖》“泉州本”，同樣不無摹刻筆畫脱漏、數字誤衍、刻工溢刀和第八卷卷首標題不嚴格按照行楷書通行本位置而擅自以草書移位等粗枝大葉失誤；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卷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僅殘存三卷，并且存帖量約僅占三卷總數的四成多，三卷卷首標題、卷尾署款均失無存，包括卷七《皇象帖》等約六成多刻帖已缺失，殘缺情况極其嚴重，近乎僅及三卷原本總數的零頭，已不具備跟其他版本完整比對的對等基礎、條件與資格。所以，有學者認爲該“泉州殘本爲現存宋拓佳拓之一，已勝于補配移入北宋佚名人跋，及南宋王淮跋之所謂'可信爲宋代内府原刻原拓’之三册。其他肅府本、潘刻本等更無論矣”，恐怕言過其實，筆者并不以爲然。

《淳化閣帖》北宋祖刻因始于初創，從選取内容、謀篇布局到上石刻工等均非盡善盡美，因而常爲後世帖學界所詬病，這由其選擇上古僞帖、編輯接續錯誤、刊刻筆畫遺漏乃至一帖重復兩刻等種種謬誤可見一斑，不一而足。但這些問題與不足的存在，恰恰體現出問世之初早期《淳化閣帖》版本體系的真實狀况。而繼祖本之後各翻刻本的主持者，顯然或多或少陸續注意到了上述問題，有的採取一仍古刻的追摹之道，而有的則試圖予以微調、修訂和改正。這些不同舉措，取决于主持者是本着嚴格遵循拷貝復製古帖紋絲不動，盡還舊觀意願，還是在保持尊重古刻面貌基礎上，對不盡合理的形式與内容加以一定程度乃至全方位修正。後者不光需要具備帖學專業知識素養，還要有相當的書法基礎尤其行草書功底，纔敢于不因爲技癢就對之前版本中存在的差錯與訛誤進行毫無留情地修繕與改定，難度可想而知。“懋勤殿本”和“泉州本”主持人或刻工無疑進行過這方面努力。前者明顯用功甚勤，技藝高超，不露斧鑿痕迹，改訂得天衣無縫；而後者仿佛也化了不少心思，但在考訂補闋方面力度不及前者，甚至反而釀成不少新的失誤，如卷六《月半帖》“王羲之再拜”的“拜”字左下部溢刀；卷九《諸舍帖》脱漏後三行即然，這些現象均始見于“泉州本”。

而卷九《諸舍帖》脱落三行情况實際上并非“泉州本”僅見，“肅府本”亦然。因此，筆者主張後者很可能就第九卷選取是以“泉州本”爲底本的；否則，不應當在《諸舍帖》缺失面目上何其相似乃爾。因爲“修内司本”《諸舍帖》内容分明保持完整無缺，并無遺漏後三行；加之卷首帖目僅爲“晋王獻之”四字，非通行本的“晋王獻之一”五字，遂不爲“肅府本”選作底本。而審視彼此《諸舍帖》缺後三行的高度一致性，“肅府本”卷九背後的“泉州本”底色，未免端倪可察起來，啓功先生就明確認爲是用《泉帖》補配的。因此，筆者主張“肅府本”不僅僅如翁方綱所認爲的以“修内司本”爲藍本，它顯然還參考了包括“泉州本”在内的其他兩宋善本。

“泉州本”一般被視爲南宋莊夏摹刻，明陳懋仁《泉南雜志》卷上載：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迹。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剥蝕，其後莊少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迹，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至于構訟。于是各飜木刻足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剥。蔡其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考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關于莊夏其人其事，《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有傳可稽。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宫戚里、内省黄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幹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

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説，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于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侄若壻强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焕章閣待制，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據上本傳叙述，可知有關“泉州本”刊自莊夏説，也無非後人推測而并無實證。當然，綜合莊夏史迹生平，他因詔爲太學博士，遷國子博士，又遷軍器監太府少卿等職，似乎職位跟國子監和修内司事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牽扯，也不無存在他利用職務之便，獲取外人無法獲取的南渡後皇室御府兩度刊刻“國子監本”或“修内司本”的可能。鑒于莊夏嘉定十年（1217）卒前除兵部侍郎焕章閣待制與祠歸，因而他如果回泉州後，以之前覓得的“國子監本”或“修内司本”翻刻爲“泉州本”的時間，應當在他去世的嘉定十年以前，這跟元末明初松江人曹昭編撰、景泰間（1450—1456）江西吉水王佐增補《新增格古要論》卷三《泉帖》（後增）所云的時間大抵前後銜接吻合：

以淳化法帖，翻刻于泉州郡庠。（王）佐生也後，無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辛亥（1371），知府古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序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見矣。

不過，如上推論成立，“泉州本”在南宋後期似乎并不如人們想像的影響那麽出名，至少曹士冕《法帖譜系》和曾宏父《石刻鋪叙》都不曾記録在案。案，曹士冕乃曹彦約（1157—1228）之子，生卒年不詳；曾宏父，生卒年亦不詳，理宗淳祐間（1241—1252）在江西吉安創設鳳山書院。所以，如若“泉州本”真的是莊夏刻于他生前的泉州，就算死的那年（1217）的話，那麽，到曹、曾二人分别編寫《法帖譜系》和《石刻鋪叙》的約二十多年後，即大約淳祐年間，“泉州本”尚不爲人所曉，證明當初它在外界的影響事實上非常有限而并不爲人重視。“泉州本”引起世間關注，應該是明初洪武以後的事。這跟啓功先生1975年作《明拓泉州本〈閣帖〉跋》時指出“北宋時泉州有《閣帖》摹本，殆出市舶司所刻，其石南宋時在郡庠中，嘉定間，莊夏以舊石殘損而重摹之。明初洪武間，常性增刻釋文，此後翻本益多，有四十二泉之目，以其底本得真，故雖一再翻摹，而筆勢風神，依稀尚在”的觀點頗相接近。而啓老將宋刻“泉州本”與海上絲綢之路聯係起來，雖爲大膽推測，却不無見地與啓發。衹是“泉州本”是否有北宋摹本，恐怕早已渺不可尋，同樣不具備追根究蒂的小心求證基礎了。

至于上述陳懋仁《泉南雜志》謂“泉州本”系“宋季南狩，遺于泉州”説，則相當可疑且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清倪濤《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援引明趙靈均《寒山金石林》之《何莊淳化帖記聞》載：

……昔宋季南遷，金人追迫戹于泉州，舟車狼藉，所負而趨者，珠玉繒帛，所委而溺者，研材碑板耳。厥後識者，間取鎸摹，不下千萬，即世所稱“泉州本”是也。此以真贋最多，魚目夜光，説如聚訟，由此而勝國湮没莫顯……

咀嚼以上兩説語境，出自于道聽途説而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顯而易見。如上所述，南宋皇室官方刻帖，有案可查惟“國子監本”和“修内司本”兩種。倘若“泉州本”真如上所云也爲宋内府帖石，并爲宋端宗趙昰因受元人所迫南逃時携來泉州，應該必爲前兩本官刻石之一無疑；但“泉州本”跟該兩本體系明顯不合，衹可能是以此兩本爲據的翻刻本。何况宋帝南狩，乃元兵臨城下使然，跟金兵毫無瓜葛；况且携帶跟抵禦元軍作戰毫無關聯如此規模帖石輜重負擔南奔的可能性也基本上不存在。

而歷史真相是，德祐元年（1276）二月，元初名臣伯顔（1236—1295）攻克南宋都城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三月，伯顔虜宋全太后、謝太后和宋恭帝趙顯等北歸。此前，“大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昺爲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五月，益王趙昰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是爲宋端宗。但播遷入閩小朝廷立足未穩，十一月，元軍逼近福州，宋室被迫起駕繼續流亡。“乙巳，昰入海。癸丑，大軍至福安府，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戊辰，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同月，南宋内府原藏經籍圖書書畫等物被運往元大都秘書監入藏。

據上史實可知，南宋末年趙宋王朝氣數已盡，大勢已去，小皇帝漂泊閩廣時期充滿血雨腥風，根本没有可能顧及《淳化閣帖》刻石可想而知。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在數度逃難的亡命天涯驚恐萬狀中得病而亡，文臣陸秀夫等擁立衛王昺，年八歲。五月，改元祥興。六月，遷居崖山（今廣東新會）。次年（1279）二月，元朝大軍壓境，南宋朝野寡不敵衆，大敵當前，陸秀夫抱幼帝昺投海，南宋江山被元朝軍隊自北而南趕盡殺絶，徹底覆亡。由此辨析“泉州本”爲莊夏翻刻于泉州的可能性最大，而所謂隨宋端宗自臨安南奔時携出，最終丟棄遺留帖石于泉州，遂爲“泉州本”的可能性幾乎爲零。

綜上所述，上海博物館藏翁氏舊藏南宋淳熙《淳化閣帖》“修内司本”，纔隸屬于北宋以來皇室宫廷刊刻系統真正的嫡傳正脈。它既保持了帖宗本色，又碩果僅存，流傳有緒，堪稱海内唯一，舉世無雙；特别是其每卷後保留着相當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聖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驗證碼”，是爲其“皇家血統”官刻帖的不二標簽。而根據上述論證得出的結論，足以就傳世宋代《淳化閣帖》體系拓本，按傳承時代早晚作出的如下排列：時代最早名列第一爲上海博物館藏北宋祖刻“最善本”之第六、七、八共三卷；其次爲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九册和上海圖書館藏第九卷的南宋紹興年間皇室宫廷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國子監本”，第三即爲本文重點討論的上海博物館翁氏舊藏南宋淳熙年間同爲皇室宫廷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修内司本”；其次爲疑似南宋民間高手修訂翻刻全套，後入藏清宫，由故宫博物院遞藏的“懋勤殿本”和上海博物館藏“潘祖純本”；最後爲上海圖書館、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或全或散相傳刊刻于南宋後期的“泉州本”。“泉州本”許是刻于國運衰微又遠離偏安都城杭州的海濱貿易商都泉州，雖底本精良，但刻工拙劣，因而差錯舛誤難免。而明代翻刻《淳化閣帖》，以肅藩王翻刻于蘭州的“肅府本”最得各宋刻本精髓，這無疑跟明肅藩王具備收藏多種傳世善本《淳化閣帖》的優厚條件有關，加之得吴門良工温如玉、張應召助一臂之力，前後歷時七年纔完工，因而成爲明代上佳的宋刻《淳化閣帖》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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