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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牛墩”的地名，许多老一辈的村民还存有记忆，2009年因大村水库备用水源地建设而被征用。“牯牛墩”位于大圣湖（大村水库）东南偏隅（今游步道凉亭处），即花果山镇政府东边约2公里处。由于它地形似牯牛，遂当地村民故称“牯牛墩”。然而关于“牯牛墩”由来说法不一，其中也不乏民间传说。有的认为是“牯牛地”，老一辈村民对“牯牛地”比较清楚，原来在“牯牛墩”东边有一块“宿地”，古称“牯牛地”。所以包括“牯牛墩”在内与之相毗邻的区域人们统称为“牯牛地”，因此过去没有“牯牛墩”一说。“牯牛墩”一说源于王氏先祖的垦居，这也得到王氏后人王志荣老人证实。根据他的讲述，王氏先祖在垦居此地时发现有一块长而高的台地后，于是便借用“牯牛地”说法，将垦居地称之为“牯牛墩”，以致后来逐渐被村民们口口相传下来。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无据可考。普遍认可的还是地形上的“牯牛墩”。但无论如何，对于祖辈生活于“牯牛墩”的古稀老人王志荣来说，情感上的“牯牛墩”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眷恋，“牯牛墩”存在的意义就是其家族变迁的成长史。这里有他祖辈生活的痕迹和儿时的记忆。据他介绍，小时候听父辈讲，“牯牛墩”曾经是荒蛮之地，草木丛生，荆棘遍布。至清康熙十七年，其先辈明初海州大儒乡贤王规第八代孙四门来大村定居，道光年间，第十二代孙王维谨家族来此垦荒和首居并繁衍生息近百年，“牯牛墩”才逐渐被周边人所熟知，以致后来乡民一提起“牯牛墩”，就称“牯牛墩”王家。 “牯牛墩”地处花果山腹地，三面环山。这里地广土沃，有河泽山林之饶，是宜居生活繁衍之地。曾经的大村水库（包括牯牛墩）还住着一群人家，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炊烟袅袅，流水人家，犹如丹青水墨。小小的四合院，低矮的院墙，空旷的院门便是村民们最原始的房屋架构。砾墙茅舍，清幽中透着深邃，朴拙却显沉郁。因为没有耕地，果腹之饥难以为继，所以没有院门现象很是普遍。解放前“牯牛墩”周边的耕地，山林基本为地主所有。为了讨生活，人们大多去给地主当“雇农”为地主种地，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其实“牯牛墩”所处的花果山地区历史文化积淀很丰富。据明·顾乾《云台山·大义村》记载：大义村（今花果山镇）是当时海州古宗教场所最为集中的区域，分布于大义村界内的古宗教建筑达60余处。始建于北宋天宝二年的海清寺，庄严、肃穆。寺内巍然耸立的“穿云之塔”阿育王塔，塔高，八面九级。它也是苏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唐宋时期建立的三元宫建筑群，庙宇森罗，气势恢弘。因为香火鼎盛，信众络绎不绝，所以有“香火两万家”之说，其影响历久弥深。而位于“牯牛墩”东南的郁林观，原建于隋开皇年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观中有唐、宋、明、清等摩刻多达16处。郁林石刻也是明·顾乾《云台山志》记载的云台三十六景之一的“仙宫碑篆”，其中“唐隶宋篆”摩体被誉为“书法艺术的瑰宝”。 1960年，在大村水库建设中，发现了“大村遗址”并发掘出了一些陶鼎、陶杵、陶轮、石斧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证明了“大村遗址”文化与“二涧村遗址”文化相似，且早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它属于新石器早期，距今已有7500多年的历史。因了“大村遗址”的农耕文明之发达程度与成熟之早，令人惊叹！其孕育的人类文明成就更是绚烂多彩。 早在1953年大村就发掘出西周时期的墓葬，清点出青铜鼎，青铜赢等器物，后来又不断发掘出土了其他文物。譬如：1978年花果山砖厂建设工地出土的一批汉代简牍，明晰可见的共有13片及两座棺椁和随葬品。1983年花果山新村挖掘出土了西周时期的一罐窖藏“半两”铜钱。2002年花果山园林处院内汉代古墓的发掘……。由此可见，风景名胜繁多，出土文物颇丰的花果山地区有着多么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灿烂文化。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海水退却，花果山（云台山系）与陆地相连，大义村作为通往花果山唯一的进山通道，为众多朝山拜佛的信众提供了方便。牛泉顶山麓的烧香河（今花果山中学旁）就是为了方便香客进山祈福而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流。香客可以顺捷地通过烧香河渡船抵达大义村，旧时的山路不像现在这样既宽畅又四通八达，车流洪阵，络绎不绝。那时多半是泥土路和几块青石板铺就的小桥，小路窄而小，没有重车碾过的痕迹。人们出行全靠步撵。山上的居民为了生计常常需要通过这些小路、石桥手提肩挑的把山货与柴伙步撵到城里卖。香客们同样也要沿着这些路桥往来于三元宫之间。 “牯牛墩”南边郁林观旁有一座热络的村落，人丁兴旺。它是一座早已荒圮的尼姑庵，俗称“姑子庵”，后来由蔡姓族人的到来逐渐被称之为“蔡庵”。文革期间还一度被称为“红庵”。据老辈们讲述“姑子庵”内曾有一座圆形石磨，石磨并不是为了碾谷， 它真正的用意是为了防止尼姑们破坏清规戒律而设置的一道工具。清晨，尼姑们在诵经之前都要一一环抱石磨，以测试是否怀孕。古时寺观庙宇作为出家人的法场道场有严肃，敬穆的一面同时也是藏污纳垢的法外之地。尼姑们一旦发生怀孕，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还要被逐出师门。而犯奸作科更是罪莫大焉！对于这种伤风败俗，辱没师门的行径，为庵堂之不容。所以僧尼们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海清寺周边庵堂零零总总，像莲花一样在花果山开枝散叶。海清寺西傍的“后家庙”便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何建造海清寺以后还要靠近它再建造一座小庙宇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很不理解。王志荣老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据传花果山东北角有一座名为“沈山头”的小山，它酷似一具龙首，正怒目狰狞地面向大村方向，为了“镇邪”，人们便在其山下建一座“寺塔”此塔便是著名的“海清寺塔”。后来人们发现此龙首还在不断地向前移动，显然它没有被“震慑”住，于是便在“海清寺”的西侧建了一座“后家庙”，此后龙首再也没有移动过，这大概就是当地老人关于建造“后家庙”的缘故吧，当然仅仅是个传说而已，个中故事不得而知。他还说后家庙里原有一棵高大参天的千年古树，树围达四五人合抱之多，1958年因大村水库建设连同庙宇被废圮，从而成了历史的遗憾，也剥夺了后人瞻仰它的权力。 在大村北侧与之相接壤的小村，传说是三元大帝的老家。据称这里有殷开山宰相府的遗址及其坟墓，殷开山是唐高祖李渊部将，随秦王李世民征战，浅水塬之战因轻敌大败被罢官，后又追随李世民讨伐薛仁杲、王世充有功，位尊“郧国公”。殷开山的女儿殷温娇与赘婿陈光蕊结婚生下三元大帝与玄奘。三元大帝分别是紫微、清虚、洞阴。紫微大帝主管天官，为上元，能为人祈福；清虚大帝主管地官，为中元，能赦人无罪；洞阴大帝主管水官，为下元，能为人解厄。他们也是道教中所尊的“三元三品三大帝”，在民间又称“三界公”。为了祭奠他们的功德，人们便在这里建了“三元家庙”。越过“沉香寺”遗址向南进入鸡鸣山上，鸡鸣山位于海清寺西北角，传说因雄鸡于山顶啼鸣而得名。三元家庙立于其上，山上的鸡鸣寺，元地庙，观音堂等庙宇林立。如今，花果山三元宫后面的团圆宫里还供着三元大帝与其父母的神像。 海清寺正南面是“蔡庵”，而“蔡庵”西边不远挨着“王庵”。“王庵”又名“王家庵”。说起王庵，不得不提王氏族群，据《大村王氏小会考》记载：“王氏11世祖诸公研究决定为王氏家族创办一个公益事业组织”。目的有二，其中之一有“向族人集资购买安葬茔地”的决议并涉及到“王家庵”（王庵）地段。王氏族人在购得王庵茔地后，为了防止茔地遭遇破坏，便于王庵茔地附近搭建了一座茅庵，并雇用当地一姓氏人家守茔护地，此茅庵也被称为王家庵。后来姓氏人家借此繁衍生息，遂成村落。于是此地便沿用“王家庵”说法至今。 与海清寺遥相呼应的还有最西边的“弥陀庵”又称“地藏庵”俗称“南庙”（今花果山镇政府驻地）。南庙作为三元宫的“前哨”，数不清多少高僧大德通过它的接待虔诚地前往三元宫朝拜。山下海清寺阿育王塔，犹如“”定海神针”直穿云霄，立千年而不倒。佛塔倒影水库，纤长而又浅墨。浮光略过，时隐时现仿佛一波波闪动的斑马线。远远望去，佛塔更显得几分神秘与尤宁。清风徐来，听钟鼓梵音，甚是美妙。尤其是后期樱花大道的建成更是美仑美奂，花香飘溢间，令人耳目一新。 “牯牛墩”南端有两条涧沟，一条来源于“狼窝”，一条源至“郁林观”，它们把“蔡庵”这座村落夹在了山坡的黄土地上。这两条涧沟，枯水期默默无闻、岩石裸露，一副童叟无欺的样子，可是一旦遇到丰水期它便来了精神，浑身充满了力量。咆哮的河水不断吞噬着“牯牛墩”地界的土地，让“牯牛墩”上的屯荒人很是无奈。河流在“牯牛墩”前划过一道半弧形的光线，跌跌撞撞下西而去，最终在“薄巷”后面的荒滩野荡泄了脾气。 说到“薄巷”它还有着一段历史故事。“薄巷”是由于薄姓人家的首居而得名，民国时期为郁林乡第二保。它诞生于什么时期，没有史料记载，但这也没有忽略它的历史存在。1959年兴建大村水库时，需要征迁库区内七个自然村，薄巷在列。因为水库坝堤建设，处于库区东西走向的薄巷被一分为二，东“薄巷”沉入水中，堤坝以外的西“薄巷”继续沿用其名。1961年成立薄巷大队，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薄巷”被称之为“前进”，它是前进村的前世今生，也是政治运动催生的产物。“薄巷”于1983年改为前进村“薄巷”。 “薄巷”其实也是多姓氏聚居的地方，王氏族群就是其中之一。据《大村王氏族谱》记载：“康熙17年复海，居住在海外的王规八世孙从临、从兴、从美、从正……安家于大村”。王氏先祖在大村繁衍生息，族群除了已迁出的，多分布于大村、薄巷一带。明初王规因惟爱山水，由海州跨海迁居云台山朱麻村，在此居住时发现云台山地区遭受海潮浸袭，农田、盐田时常被淹，夜不能寐。为官后，即上书奏请朝廷，从南云台东北的大岛山到今南城凤凰东山筑海堤50里，造福一方百姓，后人为了怀念他将此海堤称之“王公堰”。其后一直在外为官忙碌，后人至清顺治末年居住朱麻300百余年，因清廷下令裁海，云台山山民全部迁居海外。康熙17年规公后人闻知复海，从字辈兄弟四人寻回故里朱麻村，见老宅受海潮浸袭严重，无法居住便徒居大村安家乐业，在此生息340多年。 清初，百废待兴，土地大量荒芜，“民多失业，地遂抛荒”。公元1644年，为了扩展政治统治，解决满人生计，粮饷等问题，顺治帝颁布“圈地令”，使大量土地被满族旗领主圈占，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激化了民族矛盾。为了彻底解决矛盾，公元1669年康熙帝废除了圈地令，还地与民，公元1685年又颁布了“永不许圈令”，到乾隆时期，全国除了边角旮旯地段，可耕荒地越来越少。至清末（1840-1912年），虽然清政府对垦荒政策很重视，但已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没落阶段，加之列强横行，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大片可耕土地多为列强，贵族地主所占有，许多失地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去那些荒山野岭，人迹罕至，土地贫瘠的地方屯荒。同大批无地农民一样，为了生活，王氏先祖举家首垦荒地“牯牛墩”。后来陆续村民的加入，使这个昔日充满荆棘的荒废之地有了气象。 “牯牛墩”居高临下，远远望去似于高台之上，中心高地与周边平地高低落差8、9米左右，面积约2万平方米。由于云台山地区位于暖温带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受季风影响，在河流搬用作用下，从山上裹挟着大量泥土顺河谷大壑倾泄而下，来自东部与南部的河流在“喇叭口”形宽阔的陆地出口处交汇融积且不断位移，并逐渐扩大延伸，年复一年，形成了一座东西狭长，中间突兀，四周平缓的“黄土岭”台地。而根据《连云港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报告》分析：“连云港地区主要土壤类型称棕色森林土俗称黄堰土或黄坚土”，“棕壤是典型的温带土壤，它的成土母质在山地丘陵区多为残积物，山前缓坡地则为厚层洪冲积物”，所以这些土壤经过雨水长年累月的冲刷、堆积自然就形成了“牯牛墩”台地的面貌。 “牯牛墩”所处的大村，古时为“大义村”，与之比邻的“当路村”曾经也是浩荡盐滩。杜渎开场，人们涂地筑墩熬盐。明末·顾乾《云台山志》记载的大义村：“东海城北二十里，民灶杂居。谒云台者必由此”。清·崔应阶《云台山新志》之新滩：“东海城北十里，灶土居之，因于公疃旧池，潮废移铺于此”，“东海城北十三里，民灶杂居……。”是此志对当路村的描述。古时垒土熬盐，所以人们称熬盐者为“灶户”。 关于“牯牛墩”的由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王志荣老人讲述：“相传在'牯牛墩’的东边有一块'宿地’势如牯牛，为了破“宿”，必须杀死牯牛以绝后患。因此为了确保“宿地”不出能人篡位，需要给它泄“王气”，于是朝廷便派人在“牯牛地”西侧的土墩下挖了一座土窑，据说是将具备“王者之气”的“牯牛”烧死，免生祸端。土窑建于“墩”下，凿墩筑窑类似西北的窑洞，洞内泥土通红，显然被烧制的痕迹。窑洞的历史很长，多半早于王氏祖先开荒的年代。洞内散落着支只片瓦，洞外是塌荒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洞口，它是垦荒与雨水的杰作。 古人把全天星宿划分三垣二十八宿。紫薇垣象征人间帝室，太薇垣象征朝廷，天市垣象征都市、诸侯。三垣之外分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归纳出四象：东苍龙，北玄武，西白虎，南朱雀。统治者为了江山一劳永逸，万古长青，于是不惜动用一切方法阻止具备“王者之气”的地宿存在，大举招纳方士，察看地形，并在各地进行“斩龙脉，破风水”的活动。历史上有秦始皇“过丹阳，泄王气”之说，楚威王“埋金镇王气”的故事，它们无不说明风水在封建统治者眼中的地位，《汉书·地理志》：“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古人对风水的讲究，在地理位置上都表露了出来。所以“牯牛地”作为具备“王者之气”的风水宿地，其结果也难逃命运。后来逐渐地人们便将土窑所处的黄土台地习惯地称为“牯牛墩”。小时候，王志荣老人还去过土窑，窑洞深幽诡谲，无人探其究竟，烧制些什么也不得而知。文革时，土窑毁损，只留下残缺的轮廓与零星的片瓦。当然随着2009年大村水库（大圣湖）应急水源地的建设，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成为村民们过往的回忆。
作者简介
王道军，江苏连云港人，文学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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