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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猴面包树时，我的心脏狂跳，脾脏的一阵刺痛使我弯下腰来，当我蹲坐在裂隙的入口处时，我看见第一颗雨滴坠落在尘土上形成的玫瑰花的图案。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本如梦似幻的、耐人寻味的书，拥有令人难忘的美丽和诗意。以第一人称意识流的方式讲述一则有关异境、孤独、生存和力量的故事。它不是一部“巨著”，更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塑造的一尊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也像是某个迷途的旅者路过的一片风景，一片未被期待、但一直存在在那里的风景。 故事开始于一个藏在猴面包树里的女孩。她努力在这棵树的周围开辟小径：去寻找食物，获取水源，与大象、疣猪、狒狒、猿猴们友好共处。在这一整片稀树草原上只有一群发出咔哒咔哒声响的小矮人，当女孩因恐惧和孤独向树讲话时便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在树里时常思考睡眠和梦境的意义： “只有当我入睡时，我才完完全全地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统治着我的梦中时光，我心满意足地占据着我的梦。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于我自己，才有存在的必要。 “我在我的梦中、我通过我的梦，减轻了恐惧和惊怖，从而使那些无名的、无形的，成为了无害的。但我还需要学习。这是苦难的后果。这是我仍然在做的事情。
不知道她是在梦境里还是在清醒中开始的回忆，回忆自己迷路到猴面包树之前的生活，那段自己被数次转手、玩弄的历史，还有流浪至这棵树的原因。通过女孩断断续续、无秩无序的回忆我们拼凑还原出她的一生。 女孩其实是一个奴隶。幼年未受割礼时就被人掳走；被人买下夺处；第二任主人——香料商人——对她进行性虐待，并卖掉由此产生的孩子；第三任主人——恩人——给她提供较好的食宿，教她社交礼仪和刺绣，但这份温柔也只持续到她的第一次分娩，她的孩子和她自己又要被迫分开卖掉；最后一任主人——异乡人——很有魅力，是她所爱恋的，但她也认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玩物。末了，为了一座神秘的玫瑰色水晶之城，奴隶女孩陪同她爱恋的主人——异乡人——和一队人马，从非洲东海岸港口城市向内陆进发，但这一群人在陌生的地形里迷了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其他所有人或失踪或死亡后，女孩才流浪至这棵猴面包树。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一个被俘虏的奴隶女孩的恐惧、喜悦、平静和绝望，还有她的孤独与悲伤。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其他所有出现过的人的名字。我们只读到了一个无名女孩的生活，在一个无名的地方，她完全孤独的一生。 她是别人的奴隶，但当她偶然获得自由时，她仍然是自己处境的奴隶。她无法逃脱。“但这个以女性主义为灵魂的小说并不高声咒骂谴责，而是以一个非洲女性奴隶的视角娓娓道来。其中当然有怨气，也有对自我的否定，但文字中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用心地、真真切切地去感受，提炼出冷彻锋利、直击人心的，属于女性的充满灵性的体悟。”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明智的叙述，尽量不使读者对她的“奴隶”命运产生怜悯，相反，在她的心理能量、在她睹物思情时的易感性、在她所体验的世界的斑驳陆离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位置之中，我们更容易被一种共通的“人类情感”所触动。她的文字会让人想到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南非女作家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首次被引进国内，很多人大概从未听说过她，这里是一些她的个人信息，还有关于她所使用的南非荷兰语：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 现年八十七岁的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使用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写作。南非荷兰语又称阿非利堪斯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为大约六七百万人的母语。是南非共和国的11种官方语言之一（其余是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等）、南非境内的白人种族阿非利卡人的主要语言；同时也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共和国的通用语之一（其余是英语、德语、奥万博语等）。由于使用南非荷兰语的欧洲移民在过去被称为“布尔人（Boer）”（“布尔”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农民”），因此历史上也有人将南非荷兰语称为布尔语。 这种语言原本是一种在南非所使用的荷兰语方言，大致在1652~1705年间，由信仰基督新教的欧洲移民、以及被'荷属东印度公司'带到南非的契约工人和奴隶所共同发展出来的：那些欧洲移民大多数都是荷兰移民，也有不少德国和法国移民，此外，也还有一些来自苏格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至于那些契约工人和奴隶，除了来自印尼的马来人以外，还有属于非洲原住民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和布须曼人(Bushmen)。南非荷兰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在当今南非社会的地位都备受争议，《大英百科全书》在介绍该语言时就这样陈述：“很少有语言能够（像南非荷兰语一样）产生这么多的争议”。
南非荷兰语，即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 南非荷兰语文学，尤其是南非荷兰语诗歌，拥有许多杰出的从业者，但遗憾的是，它不容易转化为非-非洲语境。因此，现代南非荷兰语的诗人注定只能在他们的祖国被爱。在过去的50年中，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用她讽刺、顽固和富有同情的声音丰富了南非荷兰语文学。与伊丽莎白·艾伯斯（Elisabeth Eybers），希拉·库森斯（Sheila Cussons），伊娜·卢梭（Ina Rousseau）和安捷尔·克罗格（Antjie Krog）一样，她仍然是使用南非荷兰语写作的重要女性作家之一。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1933年8月7日出生于欧佛伯格区的内皮尔，并于1949年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她就读于斯泰伦博斯大学，于1952年获得戏剧学士学位。在开普敦担任了一年的广播电台播音员，后于1954年搬到比勒陀利亚（现茨瓦内），在那里与来自爱沙尼、身为哲学家的Ants Kirsipuu结婚。 有一段时间，她担任翻译，后来成为女演员。1993后一直住在开普敦。她最早的创作是在戏剧领域：当时的文学杂志《Wurm》（蠕虫）和《Contrast》（对比）刊登了她的两部独幕剧本，分别是Katlagters（喋喋不休）和Op deurreis（通过）。紧随其后的是DALRO（戏剧，艺术和文学权利组织）出版的《Dawid die dik dom kat》（胖笨蛋猫）和《Trippens se patatta》（三分钱的红薯）。但是，直到1978年出版的《Laaste middagmaal》（午间的最后一餐），她才作为严肃戏剧家受到关注。
她在各种作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雨果·克劳斯的《清晨的新娘》（Bruid in die môre），尤内斯库的《椅子》和契诃夫的《三姐妹》（Drie susters）。后来，她因出演一系列电视节目（Manakwalanners、Hoggenheim Edms Bpk）和传记电影《Die besoeker》（来访者，1977年）——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讲述南非荷兰语作家、科学家和吗啡瘾者欧仁·马雷（Eugène N. Marais）的一生——而声名鹊起，为此获得了Rapport-Oscar奖。紧随其后的是《死者》（Die perdesmous，1982年）《失落的春天》（Verspeelde lente，1983年）《克拉拉·维尔耶的故事》（Die storie van Klara Viljee，1992年）《朋友》（1993年）和《希望的大地》（2002年）——根据Karel Schoeman的同名小说改编。 这位诗人承认，她本想像只百灵鸟一样暗自啁啾，但很快她便与威廉·诺贝尔（Wilhelm Knobel）、菲尔·杜·普莱西斯（Phil du Plessis）、卡斯珀·施密特（Casper Schmidt）和玛丽·布洛默鲁斯（Marie Blomerus）等同代人一起出现在当地文学期刊上。当威廉·格鲁特（Wilhelm Grütter）向她询问有关出版大量诗歌的可能性时，斯托肯斯特罗姆仅准备出版十二首诗。他建议使用精美的纸张并以大字体对稿件进行排版；威尔玛调皮地建议称它为“专为近视读者”（Vir die bysiende leser）。后来，这条抛诸脑后的线索在她1970年首发诗集时所用的恰当而精巧的书名上得到了回响。最初由小型独立出版社里杰（Rijger）发行，如果不是诗人兼评论家D.J.Opperman独具慧眼，这本纤细的小册子很可能被永远埋没，他说服Human& Rousseau出版社取得出版权，购买剩余的库存，并将作者视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Vir die bysiende leser》 斯托肯斯特罗姆的早期风格和主题似乎已经完全成形，未加修饰、不矫揉造作、不追捧诗意时尚。韵律、约定俗成的音乐性和传统形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清醒的语言和强烈讽刺的立场。她独特的句法显示出日耳曼语族强大的影响力。在喜欢创造新词这方面，她与反叛诗人彼得·布鲁姆（Peter Blum）是同类，彼得·布鲁姆很可能出生在的里雅斯特。她的诗来自“诞生与存亡的基石”，与非洲的政治、史前历史、神话和民间传说息息相关。她的小说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和先前的亨利埃特·格罗韦（Henriëtte Grové）一样，她也获得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赫佐格奖，分别是1977年的赫佐格诗歌奖和1991年的赫佐格小说奖。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J.M. Coetzee 将她的小说《Die kremetartekspedisie》翻译成英语，称为《The Expedition to the Baobab Tree》（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国际。之后进行荷兰语、法语、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版本的翻译。1997年，她受荷兰语言联盟的邀请参加了在荷兰和法兰德斯举办的诗歌朗诵会。1998年，她因《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意大利语版）而获得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7年，因她对南非荷兰语文学做出的贡献在克莱恩-卡鲁（Klein-Karoo）国家艺术节上授予她南非荷兰语无限奖。《J.M. 库切传》里提到，《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与库切的《内陆深处》有一定的相似性，主人公曾经是一个女奴，她所说的语言是某些声音以及不常见句法的组合；小说不确定的背景环境又会让人想到《等待野蛮人》，尽管库切写的主要是沙漠地区，而斯托肯斯特罗姆写的是热带地区，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小说都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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