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云冈石窟第39窟是云冈现存8座中心塔柱洞窟中开凿较晚的一座洞窟。其洞窟形制、窟门装饰、窟顶平棊、造像内容、造型样式以及表现手法等与其他中心塔柱窟均有不同。第39窟中心塔柱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 保存完整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塔，是人们认知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重要参考资料。与其他中心塔柱壁面龛像 设置的比较，可见第39窟是一座以佛教涅槃思想为主题的洞窟，在云冈石窟中独具一格。云冈石窟西部窟区的第39窟，是云冈现存8座中心塔柱洞窟（云冈现存中心塔柱洞窟有8 座，即第11窟、第1窟、第2窟、第6窟、第5-28窟、第13-13窟、第4窟和第39窟）中开凿较晚的一座洞窟。窟门外两侧隐约可见各一立姿护法形象，拱形窟门门楣上雕刻单列忍冬纹，向上翻卷的形状大有升腾向上之感，如若火焰。窟门上方左右各有一方形明窗，构成一门二明窗布局。窟内平面方形、平顶。东西宽约6.3m，进深6.25m，窟高6.03m。窟内中央置中心塔柱，平面方形，与窟顶相连。高方形塔基，塔身五层，层间雕瓦垄、出檐，铺作层置一斗三升栱和人字形叉手。檐下雕凿列龛造像，内置坐佛、二佛并坐、交脚佛（菩萨）、倚坐佛等。塔顶雕须弥山及蕉叶出山峦。窟内东、西、北三壁整齐排布千佛列龛（下部有补刻小龛），南壁下层中间开券形窟门、上部东、西两侧各开明窗，壁面无计划布局雕刻了大量龛像。 第39窟，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佛龛布局，均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是独有的，遗憾的是局部未按原设计完成，故南壁及洞窟其它壁面下层较为零乱。本文通过对第39窟的观察，就造像、明窗、塔柱、平棊和洞窟主题提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关于窟门外造像 第39窟窟门外两侧雕力士像与门楣装饰是云冈晚期新出现的一种窟门形式(图1)。据调查，晚期石窟中至少有14座较小型洞窟的窟门具有这一特点。  图1 第39窟窟门外力士像 在窟门两侧雕刻立姿护法神像，最早出现在第7、8窟，根据洞窟壁面整体设计的要求及表达护法的用意，多选择在窟间内壁两侧，造像多为护法金刚形象，之后开凿的第9、10窟、第12窟、第1、2窟和第5、6窟，都在窟门两侧雕刻出护法金刚像，而在第16窟相同的位置则雕刻了立式佛像。说明这一造像布局在云冈中期石窟已形成定式，并广受欢迎。云冈晚期，由于洞窟规模缩小、窟门壁面相对减薄，虽然这一造像样式依然受到广大开凿者的喜爱，但已无中期样的位置可放，于是将其移出窟门，放置在窟门外两侧，且造像样式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在拱形券面上搭配了象征火焰的图案，成为晚期洞窟窟门设计的创新样式。这种造型简单、形象美观、寓意完整的窟门装饰，既体现出众生护法的宗教意义，又强调了佛教的旺盛生命力，因而成为云冈晚期洞窟的特色标志之一。并影响到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羊头山石窟等北朝开凿洞窟的窟门外观。可见云冈石窟造像所形成的“云冈模式”对后世周边石窟开凿的影响巨大。 二、关于一门二窗 在云冈，凡是洞窟中央雕刻塔柱者，其形制均为平面方形、平顶窟，门窗设置则多采用上 开明窗、下辟窟门的一门一窗形式。其中第39窟、第4窟则出现了下开窟门、上方左右两侧各开方形明窗的“一门二窗”的新样式。这种一门二窗形制的设置，即门与明窗呈倒“品”字形的结构，均出现在云冈晚期的中心塔柱窟中，尤以第39窟出现的最早。(图2)这一方法绝妙之处在于，使更多的自然光线通过两个窗口进入窟内，并通过中心塔柱的东西两侧通道照亮正壁及其他壁面。这种做法看似简单，而实际上是古代工匠多年经验的总结结果。因为这两座石窟所在的崖壁，均已不适合做以前那样的大明窗，于是工匠们因地制宜，采用双明窗的做法，既合理解决了因塔柱遮挡而不能清楚地看清正壁龛像的问题，又符合实际需要。这样的变化符合开窟造像的需要，同时又有所创新，使洞窟形制有所变化。  图2 第39窟外景 三、关于中心塔柱 位于洞窟中央的中心塔柱高6m，宽2.77m。方形素面塔基，塔身分5层，逐层向上收拢。（图3）柱为小八棱形，向上收分，柱顶置栌斗，上置额枋。柱斗铺作为一斗三升栱、补间铺作为人字形叉手，之上雕撩檐枋。上雕瓦垄、塔顶平缓。每层每面开出5座龛像，在圆拱龛、盝形龛内分别雕有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和倚坐佛等云冈常见造像，塔顶雕须弥山与窟顶相连。此塔在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艺术修复，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完整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塔，是人们认知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云冈洞窟中的中心塔柱，多为平面方形，亦有长方形，多数塔柱底大顶小，塔身呈向上逐渐“收分”（收分，亦称“收溜”，指建筑体设计制作的下大上小、次第递减现象 。云冈石窟的洞窟、壁面、塔柱等石雕形式，多采用收分做法，既稳定又美观）的样式。即便是顶部硕大的方塔，塔身也存在收分的做法。且形制不同，形式各异，多姿多彩，表现出逐步中国化的进程。第11窟是云冈最早出现的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为两层通体的西方式结构；第6窟的中心塔柱同样是两层，但出现了中国建筑元素，是瓦垄屋顶出檐与方形宝盖顶相结合的样式，并在第二层四角置4座方塔支撑连接窟顶，出现“塔中塔”的结构；第1窟同样是两层，依然是瓦垄屋顶出檐与方形宝盖顶相结合的结构样式，但在檐下出现一斗三升栱这种最具中国建筑元素的构造；第2窟的中心塔柱雕三层，同样是瓦垄屋顶出檐式，檐下置一斗三升栱、人字形叉手及周匝回廊的结构；第4窟是平面长方形的单层式结构（因未完工，下部结构不明）。只有第39窟，则是完全的中国阁楼式结构。中心塔柱洞窟来自于印度、西域窣堵坡式“支提窟”。支提，集聚之意，以积聚土石而成之也。唐道世《诸经要集》卷3有记：“《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蓝时，先规度地。将作塔处，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侵佛地、僧地。应在西作南作僧房。佛塔，高显处作。……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得作菩萨像、辟支佛像。佛脚迹处。此诸支提，得安佛华盖供养。若供养中，上者供养佛塔，下者供养支提。”[1]（P21）早在佛教之初的无佛陀形象时代，塔就是最重要的供养对象。印度著名的巴尔胡特塔、桑志大塔等早期窣堵坡塔，主要结构为塔基台、覆钵体和塔顶相轮等。阿旃陀石窟中的支提窟，大约是佛塔走进洞窟的初始。佛教北传之后，佛塔大概始如中亚民居建筑，出现了通体方形或多层样式。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华，《魏书》记佛塔形式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2](卷114《释老志》，P3029)从这里我们清楚的知道，中国汉晋以来的塔，就是在古印度的窣堵波之下、加重楼构建而成。梁思成《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所述：“……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决非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刻塔，也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了。……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坡，便是中国式的木塔。”[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39窟的这座阁楼式的中心塔柱了，它的下部完全就是一座阁楼，而将表述佛教意蕴的须弥山放置在顶部，显示出中国人对于佛塔的理解及佛教建筑逐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残存的图像可以看出，第39窟的窟顶是围绕中心塔柱而设计的。首先在塔顶四角雕出斜枋（支条），采用单环格样式，在4个角的位置，形成了4对、8个三角形平棊格，格中雕刻了飞天。然后，在东南西北4面各设置了2个方形平棊格，其塔柱南北窟顶的4个格内雕刻了团莲；东西窟顶的2个平棊格内，分别雕刻了三头四臂的护法神和蛟龙的形象。（图4）由此可知，这种设计雕刻的模式是继第11窟四面单环单格和第6窟四面重环多格之后，中心塔柱洞窟的又一种新的平棊样式。同时，其出现在格内的多头多臂护法神，亦与前两者不同，而相同于并非中心塔柱窟的第9、10、12窟3座洞窟的后室顶部。这种将不同形式和内容融合于一体进而创造出新的图像形式，也是这座洞窟新出现的特点之一。它与窟内的中心塔柱及四壁造像，共同营造了佛国世界的庄严气氛。 图4 第39窟窟顶平基中多头多臂护法神形象 洞窟主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洞窟内主像所表达出的主题思想。在云冈，凡是方形洞窟，其主像大多出现在窟内与窟门相对的正壁（大多是北壁），但在第39窟，窟内正壁与东西两壁均布满千佛，因此也被称为“千佛洞”。但是，在云冈不少壁面雕满千佛而被称为“千佛洞”的石窟中，其正壁往往都在千佛像映衬下，开凿了象征主题思想的龛像。以3个龛像各异的千佛洞为例：第3窟平台上的矩形洞窟内，在各壁面千佛像的映衬下，正壁是交脚菩萨及其两侧供养弟子像，主题当然是表现了当时极为流行的弥勒信仰思想；第15窟内四壁布满千佛，而正壁在千佛像映衬下，上为交脚菩萨龛（表示未来佛），下为二佛并坐龛（表示过去多宝佛与现在释迦佛），还是表现了以弥勒信仰为主题的三世佛；第36-2窟是一个南壁全部坍塌的敞口洞窟，而窟内其他壁面都布满千佛，其北壁在千佛像映衬下，上为交脚倚坐龛（表示未来佛），下为七佛立像（表示过去六佛和现在佛），其表现的依然是以弥勒信仰为主题的三世佛。反观第39窟，虽然属于千佛洞之列（图5），但其正壁并未出现千佛像映衬下的其他雕刻。如此可知，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不在北壁。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云冈仅有的中心塔柱式千佛洞，于是笔者大胆推测，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不在壁面而在塔柱。如上述已经所引之唐道世《诸经要集》卷3所记：“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得作菩萨像、辟支佛像。佛脚迹处。”[1](P21) 已然明白，此座洞窟应是一座以佛教涅槃思想为主题的洞窟。 图5 第39窟西壁千佛壁 通过对39窟的观察，可发现其窟门、洞窟形制、窟顶平棊都与其它中心塔柱窟有所区别，其造像内容雕刻、造型样式以及表现手法与同期的中心塔柱窟亦不同，它在云冈石窟是独具一格的。它用新的造像理念为人们诠释了中心塔柱窟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佛教发展的需要，它所形成的造像样式成为云冈晚期中心洞窟的特色之一。窟内的中心塔柱开创了佛塔与塔庙窟的并行演化，与云冈石窟洞窟中的雕刻内容中国化同步而行的时代风貌，展现出云冈石窟艺术的兼容并蓄；顶部平棊的造型富有创新意义的是画格形式，梯形与三角形相结合，阿修罗、飞天、莲花的共生，护持着佛国世界的安宁与大众的往生西方弥勒净土世界的强烈愿望；千佛壁的雕刻布局、平棊明窗的设计，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云冈西部晚期窟区中的绝唱。 参考文献： [1] (唐)道世 . 清经要集[M]. //大藏经(第五十四册) . 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 [2] (北齐)魏收 .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得北魏建筑[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03-0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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