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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那个下午小红最初唱起的歌。那歌声，在一棵棵树间缠绕，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向我袭来。她叫小红，但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姓。在我的家乡，称呼一个人从不连名带姓，只用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前面再加一个“阿”。用上姓氏，那基本上是到了要动手打架的地步，类似于最后通牒。我只记住她的名字，是因为从未留意过她的姓，更没有在和她说话时把姓也捎上。当然，也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通俗了，一下子就能记得牢固，而且，和我的名字貌似沾亲带故。那时，就有人问过我，她是不是我姐姐，还当着她的面。她大声地用普通话回答，是。她是说普通话的，老家的人也不懂什么叫普通话，就起了个叫法——电影话。那时，电影上的人都讲普通话，这叫法倒也贴切。即使她不叫小红，我也一定会记住她。她的名字，她的模样，她永远的十七岁。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长得像电影演员那么好看的女孩。我们几乎是肩并肩跨过那道门槛。那时，我不知道她叫小红，也不知道她是我的同学。她比我高了足足一个头。我在转头看她时目光停滞了，时间应该很短。我刚从乡下到镇里的中学报名，拘谨，胆怯，束手无措。我不应该有足够的胆量去盯着她。但就那一刹那，她的漂亮还是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村子就在海边，阳光晒，海风吹，长时间在阳光下干地里的活，夏天时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村里的人都是黑黝黝的。如果皮肤白晳，那一定是刚嫁过来的媳妇，或者是来走亲戚的。见惯了深色的皮肤，她的白让我晃眼。我从未想到，居然就在入学的第一天遇到了像电影里那么白皙的人。 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白刷刷的皮肤像涂了一层嫩红，泛亮泛亮的。我不由得放慢脚步，她走在我前面，在一张书桌前停步，从提着的袋子里掏出一张纸，交给老师，用普通话说，老师，报名！声音像清清的、凉凉的泉水一样。我自卑地停下了头。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怎样去识别一个女孩子外貌上的美丑，她们在我的世界之外。和女孩子打交道，我只是直观地去判断她是否可以亲近，她对我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也许是因为我的迟钝，也许是因为村里人一样的黑，一样的朴素让我丧失了鉴别的标准，就像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人，他怎么能体会到海沙的细腻和海风的潮湿呢？她的白在那一刻冲击了我，一如紧闭的窗户豁然打开，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我，以致于长大以后在对女子美丑的审视上，皮肤的洁白成了最主要的因素。她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刻的她在我的生活中打下如此深的印记。那年，镇里把小学升初中考试成绩前五十名的学生编成一个班，叫重点班。学生来自全镇各地：镇里的，乡下的，林场的，盐场的，矿场的，农场的。五十个人坐在一起，我才知道镇子有多大。以前，我只知道我们村，隔壁村和镇上。我们是同学，而且同班，但相隔了一个宽敞的教室。我坐在第一排，她坐在最后一排。我在转头回望时，在一片黑压压的脑袋中首先看到一片白，然后，又是一片。有时，我甚至会把这两片白和后面的墙壁混在一起。她笔直地坐着，目不斜视。班里和她一样高的，只有一个家在林场的。老师把他俩安排在一张长板凳上。那人长得高大，也白净，但不喜欢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就像两朵并排兀立着的白莲花。林场不归镇里管，那些矿场农场盐场也一样。这些，我是后来知道的，也才明白，那些同学刚入学时为什么总是表现出一副孤傲的神态。林场在镇子之外，我上学必须经过那里，和这个林场的同学之间有相同的一段路，也就有了交流。这是以后的事情，那时，我们彼此不熟悉。林场很大。沿海岸线从西到东近十五公里，面向大海由南入北约五公里，均是林场管辖的范围。那些地方原本是荒滩，沙地，后来，种植了成片成片的木麻黄树。我不知道这些变化始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林场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并且有总部和分部共三个地方。从来没有大人跟我说这些，但我相信当年垦荒种树时村里的人肯定出过力，那些树就在村子的旁边。每次去往大海我们都要在一棵棵木麻黄树的空隙之间穿过。在开始帮家里干农活的那一年起，每个周末在树林里耙那些落下来的木麻黄树叶子是我雨天除外的固定活。那些细细的叶子是上乘的柴火。但是，村里人从不说起这些。林场和村子，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林场的人是国家干部职工，领工资，吃口粮。村里的，都是农民。也许当初种树时有过一些想法，但现在，谁若敢偷偷伐下一棵树，那是要被批斗、被判刑的。村子和林场之间没有投机的话，没有交叉的圆，但并不等于没有必需的物。林场是国营的，所有的树木属于国家，但四乡八里的人建房时要用的梁，做家具时要用的板，都还得要用木麻黄树。购买这些木材需要批准的条子。条子要场长签字。同学的父亲就是那个签字的场长。从记事起，家里给予他的记忆就是人来人往的热闹，从早到晚；就是一趟又一趟对他的夸奖和赞美。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是四个姐姐。这样的身份即使在普通人家，也是捧着端着，唯恐磕了化了的。更要命的，他偏偏打小就长得帅气，还胖乎乎，那张小脸都不知道被多少人摸过，亲过。对孩子的歌颂，即使肉麻，在父母眼中也都会觉得好词没有用尽。上小学起，他开始躲避那些轰炸，回家成为一次受刑。他把心思都放到学习上，成绩也就遥遥领先。但孤傲、不合群和敏感已成为他性格的底色，也就有了在班里的目空一切。一个人的成长，必将留下少年时经历的痕迹，只是或浓或淡罢了。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因为性格，他几乎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而我们恰好同路。在一天一天的前后行走中，慢慢就靠近了，慢慢就并排了。其实，卸下脸上的铠甲，他的内心是善良而且柔软的。初二时，我们打了一架。我用裁纸刀在他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缝了十几针。当时，他父亲找了学校领导和边防派出所的警官，说我持刀行凶，要把我抓到派出所去。是他哭着阻住了，但那道伤口，还是成了我们之间的一道缝沟。此后的日子，我们总是恰如其分地相互躲闪。一群年龄相近，又没什么利益关系的孩子凑在一起，所谓的陌生、客气和隔阂很快就烟消云散，课间的交流和打闹一下子让我们不分彼此。那时，我们一周有两节体育课，一节音乐课和一个下午的劳动课。这些不需安静和规矩的课程催生了很多笑话，催熟了很多关系，也滋生了很多关于男生女生之间所谓早恋的话题。诡异的是，班里所谓的第一对居然是两个小不点。他们都小。男的和我一般高，女的比我矮。他们和我一样，都坐在第一排。我后来想，人的本性都这样，欺软怕硬，就因为他俩个子小，便成了编排的对象。我是不相信同学之间早恋的。那时，考大学已成为镇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每年秋季入学，镇里的干部就在汽车站周边插上彩旗，搭一个简易的台子，敲锣打鼓，欢送考上大学的人踏上开往县城的长途汽车。我们也被要求排队站在空地上，挥动手里用红绸缎编成的彩球高呼口号。入学的时间各个学校并不相同，欢送仪式也就不时举行。尽管每次戴着大红花的就只有二、三位，但那份荣耀，那种从此改变命运的幸福和喜悦却在影响着我们。读好书，考上大学，几乎成为每次班会课的主题。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单词和课文，怎么有时间去谈恋爱呢？而且，大家都那么小，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呀？！那些关于男生和女生早恋的传言像暗处的潮水，濡湿了班里很多人的裤脚。小红一直像礁石一样立于岸边，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才被惊涛拍湿。五月，学校举行“红五月”文艺演出，包括歌咏、舞蹈、武术比赛。这样的活动，小红无疑成了主角，她标准动听的普通话，她婉转妩媚的歌声，她轻曼欢快的舞步，让她迅速从教室里沉默寡言的女生蜕变成学校里的明星。人怕出名！风言风语真的像风一样跟着她，先是说和学校请来的县城文化馆的舞蹈老师一起半夜看电影逛海堤，镇里的电影院根本就没半夜场；随后是镇里的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出现，躲在她上学路上的某个拐弯处吹口哨，嘻皮笑脸地想跟她交朋友。这些小角色的出场并没有影响她，但谣言开始像六月的阳光一样铺天盖地，她脸不改色纹丝不动。一直到镇上领导家里的儿子出场，她才像八月台风天中的麻雀，惊慌，躲闪。那时已是暑假。我见过她的父亲。开学不久，学校举行了一场革命传统教育大会，上台作报告的就是他。那天，校长宣布开始，我们鼓掌，从台下站立的老师群中走出一个身材魁拔、穿着没有领章军装的人。他上台，笔直站立，向我们敬了一个礼。那一刻，我留意到的是他脸上一道明显的刀痕，左边，从眼角的地方往下斜，到嘴角，蜈蚣一样，看起来很是狰狞，可怕。他敬完礼，并没有回到主席台的位置，而是脱下上衣。身上布满了伤疤，长的，方的，圆的，四方形的，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风的脚步也停住了。他突然间笑了起来，用普通话说——同学们，吓到了？！打日本侵略者，参加四平保卫战，随部队一路南下，先在地区，到县，又到镇里的水产站，当站长。说起打仗，一脸激奋；说到牺牲的战友，哽咽说不下去；说到工作的变动，呵呵笑，说这里的鱼真多，真好吃。他后来的讲话，我听得不清不楚，口音太重，所有的理解都是揣测。我喜欢他的笑，爽朗，大方，充满力量。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天到了镇领导家门口，一言不发，抡起刀，砍在关闭的木门上。领导的儿子听到异响开门，他二话没说，一脚把他踹在地上。领导从家里跑出来，他看了一眼，拔下刀，扛在肩上，径自走了。这个过程不是我亲眼目睹的，是我的同桌说的，他家和镇领导的家隔二栋房子。我相信这种说法。开学后回到学校，镇上的说法可多了，各种版本都有，均把小红的父亲——那个从抗日战争走过来，身上伤痕累累的镇水产站长描绘成了一个武艺高超的侠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小红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我只知道，再没有人敢对她嘻哈了。她上学放学，一路坦途。而她的成绩，倒是一点都没有受影响。语文还是全班第一，其它科依然倒数。也因为语文，我和她之间终于有了一条沟通来往的渠道。不然，也许就像班里其他的女同学那样，初中三年面目模糊。现在，我甚至已经记不清她们的名字和模样。小学五年级全镇的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一个人站在台下，心里除了紧张就是骄傲。这让我产生了莫名的幻觉，在那一届学生中，我的作文是最好的。这种可笑的浅薄和无知在开学第二周的作文课上被辗得唏哩哗啦。语文老师手持她的作文本，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读，用普通话，用方言。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老师那么激动，那么投入地面对学生的作文。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我低着头听，心里满是羡慕。我已经知道班里的小红是哪个。我回头望了她两次。她白白地坐在那里，脸色平静地望着前面。她后来告诉我，那篇作文其实就是随便拨拉出来的。而我，花了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写下的八百字，最后是两句评语——“词藻华丽，缺乏真情实感”。我想过跟她聊，想过向她取经，想问她从哪里读到那些古诗、作文里的那些细节从哪里来的……但终归还是放下了这些想法。那时，我胆小而且自卑，没有走近女同学的勇气。一直到初二时，在书店排队买书时，我们才开启了此后断断续续的聊天模式。我上初中时，镇里的那间新华书店已和以前不同了，灯光亮了，书多了，书的种类也多了，不时还有一些外国的书，门口排队买书的人也多了。卖书的人中，有父亲的朋友。以前，每次和父亲到镇上来，父亲就把我寄放在书店里，去忙他自己的事。我搬张矮凳子，坐在书店的某个角落看连环画，后来，看小说。连环画和小说大多是打仗的，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打美帝国主义，或者，就是农业合作社的，特务呀地主呀搞破坏的。书少，买书的人也少。苍蝇的起落能激起一撮灰尘。那几年，我几乎把那书店里的书都读了。不是我读书快，而是书实在太少了。书店还在那个位置，镇子那条青石板路的最东边。中午放学时，我都会从那里走过。我看着她的变化，进进出出的人多了。父亲的朋友曾经感慨他每天的工作除了扫苍蝇就是拍苍蝇。我想，他现在应该是忙得团团转了。人像被干旱折磨的田地，龟裂的心在争抢雨露。我是在不经意间见到她的，在那长龙一样的队伍中，她高挑的身材，扎着红缰绳的马尾巴特别醒目。站在她身后的，还有那个家在林场的同学。他们叫住了我，指了指摆在门口被人群挡住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今日新到《茶花女》《少年维特的烦恼》《红与黑》等外国小说，欲购从速。长长的队伍就是为了这些小说。可是，这些书，我都读过了。那时，我哥哥已经考到外面读书了。寒假回家，他的两个袋子里除了衣服就是书。不仅仅是书店新到的这几本，还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什么的。我读书速度快，一目十行。那些书，在寒假就读完了。可能就因为我的淡漠，小红把脸移开，男的啧啧啧地感叹。我忍不住说，我家里都有这些书。这话刚坠地，她的脸转向我，目光亮亮地望向我。从此，就拉开了我和她相互借书的帷幕，也有了进入她家的开始。水产站在镇子的南面，和码头隔一道海堤。海堤很宽，上面可以行驶手扶拖拉机。水产站离海近，想来定是为了方便渔民。那时，镇里的渔民打鱼回来，不能私下销售，要全部交给水产站，再由水产站统一处理。船回来了，捕捞的鱼挑上岸。这时，一座近在咫尺的水产站就成为必需。我曾经进去过那座院子，跟着父亲，在水产站排队买鱼汁。院子里的面积很大，差不多一个足球场大小。里面有二十来个池。池都宽，深，四周抹上水泥。渔民把鱼送到水产站后，站里的工人把挑选过的鱼倒进池里，撒上海盐，加上盖子，腌制成咸鱼。那些年，海里的鱼特别多，那鱼好像都是傻的，极懒。一网下去，上来都会有上百斤。新鲜的鱼多，吃不完，腌制成了最好的选择。这期间，水产站不停地把腌制过的鱼按分配的任务送往县里，市里，或者，按人头分到不打鱼的村子。入冬后，天冷，渔船出海就少了，池里的鱼也渐渐地少，以至于空了，剩下小半池的水。那水，就叫鱼汁，咸，腥。就是这鱼汁，也不能倒掉，更不能私下处理。这都是国家的财产。水产站又按照各村的人数，派发鱼汁票。村里人凭票到站里挑回分量不一的鱼汁，回家后熬制，就成了炒菜的佐料，或者直接当菜肴。那时，许多人家里吃饭时桌上会有这么一盆啥都没有的淡黄色清汤，那就是用开水稀释后的鱼汁汤。因为来过，所以亲切。我知道院子左边的那排平房是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挑着桶的父亲曾经在平房前面的空地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我则在房子前面走来走去，偷偷瞧屋里的人和物，也在池子的边上逛来逛去，我喜欢闻那股浓烈的腥味，像大海的味道。我还站在边上看女孩子跳绳，她们都穿着好看的衣服，她们都在笑。我突然想，那群跳绳的女孩会不会就有小红。她坚定地摇了摇头，从来没有跳过绳，从来不跟院子里的那些女孩一起玩。她家在院子的最里面，顺着池边铺好的水泥路一直往前走。榕树，凤凰树，木麻黄树，相思树，那段地方被树包裹着。我有些恍惚，记忆中从未见到这些房子。也许，是这些树让我张望的目光不再伸延，以为那是一片野地。树下是两排房子，也是平房。边上是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篱笆围起一座小院。那就是她的家，想来是因为她父亲的经历而专门修建的。 她父亲呵呵呵地笑，然后就忙自己的活。他在院子里做木工，正用着锯子。她领着我们上二楼，三间房，一个厅。厅里立着两个书架，架上都是书，书脊朝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家里拥有这么多书的。我傻傻地站着，说不出话。她的父母都是东北人，很小时母亲就走了。她的妈妈曾经是部队文工团的，她承接了母亲的所有优点。有三个哥哥，都在外当兵，海陆空。从记事起，她就一直生活在父亲和哥哥们的保护之中，有求必应，从未受过委屈，也从不需要担当。这让她高傲，也让她风轻云淡。家里通用的语言是东北话，她以此把自己和院子里的其他孩子区别开来，也有了更多时间用在读书上。只是，读的都是小说。她沉溺其中，并将其它科目置之度外。父亲的放任给了她一路走下来的勇气。我已经记不起那天我们聊了什么，应该都是关于小说的。有人插不上话，跑到院子里去帮他父亲干活。好玩的是，这人后来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等地开了好多家具厂，是我们那班同学中的首富。这是后话了。那时，谁都以为人生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谁都没想到此后各自的际遇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在小镇，我们彼此接近；而到了外面，天地大了，变化也就大了。她把书从书架上一本本抽下来，地上很快被铺满，叠高；她又一本本放回去。目光专注，动作轻巧，像一个指挥家。那时已是深秋，阳光从窗外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浅浅的金，敷在浅浅的白上，画一样。小圆桌上的玻璃杯还冒着袅袅的热气，白菊花张开一枚稚嫩的花瓣，安宁，满足。我喝下那杯菊花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菊花，她淡淡的甜和绵长的香让我铭记终生。回家的路上，想着她的理想——当一名小学音乐老师。那句话说出时，她停顿了好久。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或者鼓励她。那些年，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绩必须在全县的学生中都非常靠前，而她……我以为她会伤感，但没有，脸色依旧平静，还有一抹似有似无的微笑。在我的观念中，既然有了目标，就必须去努力。可她，好像放弃了，依然自我。傍晚的风吹着我，我摇了摇头。太阳的余晖已被深深的暮色吞没。初三下学期开学，她就没到学校，到镇里的食品站上班了，而且是正式员工。那几年，很多单位都在考试，招工，但基本上只面对城镇户口的青年和单位内部干部职工的子女。我相信她的父亲有足够的能力为她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只是，我没想到，她去的居然是食品站。这是收购、宰杀生猪以及销售猪肉的地方。我无法想象她穿着围裙挥舞剔骨的骨刀、砍肉的大刀和割肉的尖刀时会是什么情形。《水浒传》里的镇关西在我脑海里刻下了所有关于屠夫的印象。她和镇关西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我怎么相像都无法填埋的。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失落。我是以为她会跟我说这件事情的，但没有。她就像人间消失了一样，再也见不到身影。我曾经想过去食品站找她，但还是打消了念头，我能说什么呢？自从去过她家之后，我们的往来、聊天比以前多了，但时冷时热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和家在林场的那个同学谈恋爱了。那个同学因为挨了我一刀，对我不再和过去一样，觉得我是一个狠人。其实，我不过是打不过他时的自卫罢了。他不同意我们之间的来往，而她，在读完一本书之后又忍不住想和我交流。我们再也不会有聊天的机会了。班里在传言，她会回来参加毕业考试，但，没有。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但中考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见了一面。那个家在林场的同学也没有参加中考。那年五月，他成了林场的一名正式职工。七月，他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邀请班里的同学去他们林场烧烤，地点在一个叫十二湖的地方。我熟悉那个地方，在为家里找柴火的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到过十二湖。说是湖，其实就是小小的池塘，淡水，十二个。在离海边这么近的沙地有这样的淡水塘，给下海的人带来了很多方便。他们可以先在这里洗净身上海水浸泡后的粘稠。口口相传，十二湖的名气很大。他专门走到我前面，邀请我参加。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她的要求。烧烤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月亮升上来。十二湖边上的沙地成了我们的舞台。我们在沙地上挖坑，捡木麻黄树落在地上的叶子和树枝。那时，我们都不懂烧烤要用炭，以为就像以前在坑里煨番薯那样。烟浓，火旺，食物焦，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都成了包公，还有十二湖的水。即使食物焦了，还能从海里捉到螃蟹挖到牡蛎钓到鱼，还有地里的番薯青瓜······傍晚，海边的天空布满金黄色的云彩，海风徐徐而来，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像小时候玩丢手帕的孩子，说着，笑着，跑着，跳着，烧着，烤着。那一张张的脸庞，那一个个的身影，那一阵阵的香味，那一片片的笑，那一串串的话，此刻，从记忆的深处蜂拥而出。夕阳越来越圆，在火堆边烤虾的小红突然唱起了歌，《外婆的澎湖湾》——到了“坐在门前的矮墙上”时，我们都跟着唱，坐着，站着，走着，摇着，晃着。歌声在袅袅的烟雾和四溢的香味中起伏、飘荡。夕阳透过木麻黄树的间隙，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跳跃闪烁。风从海面上来，带着我们的歌声在树林间腾挪，弥漫，扩散，掠过高高的树梢，张挂在树枝上，张挂在树林间。我们围在小红的身边，跟着她唱。一首歌的结束，是另一首歌的开始。火光映着她的脸，白白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酡红。她神情淡然，目光专注，手里串满食物的叉子在木麻黄树干燃烧的火焰上翻转，红的虾白的牡蛎绿的青瓜黄的番薯，海鲜的鲜味青瓜的青味番薯的甜味火的烟味，碰撞纠缠混合，在沙地上盘旋，在人群中穿梭，在歌声里荡漾，在身体内起伏。我看着她，看着身边的同学，从未喝过酒的我居然有一种醉意。“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当小红唱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都站起来，停下手里的活，和着小红一起唱。歌声从混乱到整齐，从散漫到团结，从小声到高亢。在每一张脸上，我看到了心中的快乐，看到了青春飞扬的光芒，看到了对未来的憧憬。每一张脸都扬起来，每一个胸脯都挺起来，每一个头颅都昂起来。歌声带着我们的青春、激情、热血和渴望，在沙地上回荡，在林间穿行，在天上高蹈。眼泪从我的脸上划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下午，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装载着对二十年后相会的向往。快乐留在那个傍晚，那片沙地，和一棵一棵的木麻黄树间。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不紧不慢。八月，父亲到镇上赶集，去学校拿回了我的高中入学通知书。月底，我专门去了一趟镇子，在食品站门口徘徊，希冀能够见到她，但没有。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我没有任何一个同学的任何消息。毕业后，每个人都鱼一样潜在茫茫的人海中。而且，暑假期间，农忙捆住了我的脚。而我们村，那一年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高中。我不时会想起她，想起第一次见面她留给我的艳绝，想起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莲花一样的白，想起她家的两层小楼，书架和杯里盛开的菊花。我不知道她在食品站的工作怎么样，她还有时间看小说吗？还能看进去小说吗？她和林场那个同学关系又怎么样？他们接下来应该是考虑成家了。再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第二年的春天，天开始热起来了，傍晚。我站在一棵木棉树下面，一个同学叫住我，告诉我，他们自杀了，在高高的木麻黄树间，上吊。我最初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他从小学就暗恋小红。他站在我身边，呆呆地望着前面。暮色从木棉树上下来，他的脸沉郁晦暗。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我重复着说，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其实，我只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罢了。没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说谎。那个傍晚，我很快从树下离开，回到教室，但我一直到学期快放假了才从这个噩耗中走出来。死亡带来的痛，并不在最初的冲击，而是在随后日子里一点点的侵蚀、蚕食，在刹那间的回望，在不经意的漫想，针一样扎在心中。关于他们自杀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打听，不相信。那年暑假，我循着同学的描述在十二湖的边上找到了两座墓地，小小的，并排，面向大海。石灰还是白的，草还低矮，香烛燃过的痕迹还没被雨水冲刷掉。我从下午坐至傍晚，夕阳沉下去，大海涨潮了，海风一阵阵掠过高高的木麻黄树，树枝摇晃，哗响。“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沙逐沙滩……”我想起那个下午小红最初唱起的歌。那歌声，在一棵棵树间缠绕，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向我袭来。 本文原刊于《天津文学》2022年12期 《散文海外版》2023年2期转载 陈小虎，广东陆丰人，现居深圳。有小说、散文、评论等文字发表于《青年文学》《散文》《天涯》《作品》等报刊。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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