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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 西域研究 2023-07-25 11:08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明清西域史100个 来源：“边疆时空”微信公众号
赵 毅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2021年自治区“天池博士”。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金各1项，在《清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篇。 摘 要：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清政府试图直接将该部纳入其扎萨克管理体制之内，此举却触动了部落高层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如何平缓的处理此问题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议题。而部落高层的汗王之争却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清政府趁势利用这种矛盾对他们进行了分散安置，并以“众建分其势”的手段消除可能出现的割据隐患，加强了对部落的管理。 关键词：清政府；土尔扈特部；部落高层；安置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对清政府来说“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然而清政府事先对此事并未知悉，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如何顺利将他们纳入清朝的管理体制之内，特别是对部落高层的合理安置，极大考验着清朝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而来自俄罗斯与哈萨克的情报中皆称他们有侵占之意，故不得不怀疑他们东来的目的，清政府在处理部落内部汗位之争，尤其是渥巴锡对编旗设盟方案不满之时，这种怀疑更加强烈。由此，如何从部落高层手中接管部落成为清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这实际上是清朝国家加强对地方社会管理的集权问题。现还未有学者从此角度进行阐释，近年来出版的各类满文档案使其探讨成为可能，故本文依托这些满文档案并结合其他材料，以清朝对部落高层安置为中心，来窥探清政府通过何种手段来加强对部落管理，消除可能出现的割据隐患，顺利地将该部纳入扎萨克体系之内。 清政府在获得东归消息后，就筹划接纳与安置事宜，派遣官员侍卫专门前往办理。乾隆帝曾指示，东归之人可以归并安置在伊犁厄鲁特等处，乌梁海人则送回原游牧处安置，若舍楞、劳章扎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来投，则将其部众安置于额尔齐斯等处，罗布桑希努（罗布藏舒努）之子，则仿照杜尔伯特之例暂行安置于一处。尔后又下谕：“朕以为，将彼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迤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处地方为好。”这些区域为土尔扈特部西迁前与准噶尔部的早期驻牧区，水草丰美、宜于游牧。清政府针对他们归来时的贫困情况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接济，据乾隆帝记：“甘肃边内外，暨回部诸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余袭、布六万一千余匹、棉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而给库贮之毡棉衣什布幅不与焉。” 然而随着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的权力之争，这种安置政策也随之转变，关于二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角逐，前辈学者已有论及，此处就针对他们东归之后的汗权争夺展开讨论。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六日，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率领首批部众抵达察林河畔，利用渥巴锡等众还未到达的间隙，派属下向伊犁将军伊勒图报告称： 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去世后，其子车凌沃木布在俄罗斯，欲立伊为汗，然尚未称汗，即已去世，而后将阿玉奇汗之子衮扎布之子敦多鄂木布为汗。敦多鄂木布去世后，又将阿玉奇之子沙克达尔扎布之子敦多布喇什为汗。敦多布喇什去世后，拟由现前来敦多布喇什之子渥巴锡及敦多鄂木布之孙策伯克多尔济二人内择一人为汗，然至今未定。 该报告重在强调其祖父敦多鄂木布曾为汗王，自己又为阿玉奇汗的直系后裔，拥有汗位继承权，并称其部落至今并未确立汗王继承人，欲利用清政府对他们内部情况不熟悉的契机，来争取成为汗王的机会，此举拉开了东归之后汗位之争的序幕。同时也造成了清政府决策的失当，乾隆帝在阅览伊犁将军伊勒图所呈系谱后提出：“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皆系阿玉奇汗之嫡系，其祖先曾相继为汗。适才朕已降旨：'伊等前来朝觐后，朕皆封其为汗，命各自管辖部众，谁亦不可兼摄谁之部属。’”即准备将此二人皆封为汗王。 然而，在渥巴锡等人率众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舒赫德又向渥巴锡询问家族源流情况，发现之前策伯克多尔济所报有误，故重新奏报称： 兹据渥巴锡所告之言，阿玉奇汗在世时，因其祖沙克都尔札布、策伯克多尔济之曾祖衮扎布均已去世，故阿玉奇汗去世后，曾由子策凌敦罗布承袭汗位，策伯克多尔济之祖父敦罗布旺布，动武驱逐策凌敦罗布，遣至俄罗斯沙皇处所，亲率属众，于名叫孔济尔地方居住四年，由俄罗斯将其携回至额济勒为汗。策伯克多尔济之父噶勒丹诺尔布，因其祖敦罗布旺布与汗不和，故敦罗布旺布将噶勒丹诺尔布给予俄罗斯。郭罗布旺布亡故后，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即（继）汗位。 将军舒赫德重新梳理了二人的世系情况，敏锐的觉察到该部汗位继承权在二支出现的摇摆情况，实际上是阿玉奇汗去世后子孙争权留下的隐患，并称：“策伯克多尔济所以争取先到，意在彼先于众人到达，告知其曾祖为阿玉奇汗之长子，暗谋汗位。”一针见血指出了策伯克多尔济利用先到之机暗谋汗位的意图。根据渥巴锡所告及自己所见所闻而判断：“渥巴锡之祖沙克都尔札布，乃阿玉奇汗之长子，且渥巴锡之父曾居汗位，其属下人众尊敬之心、顺从之情，远过于策伯克多尔济。”即认为渥巴锡更受部落拥护应该封为汗王。将军舒赫德作为接纳安置土尔扈特等部的主要操办者，其建议为清政府分封汗王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后，渥巴锡为了争取汗位，专门向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报告二人失和的缘由，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闻知后，认为兹事体大，立即向乾隆帝奏报渥巴锡所告之事。 俄罗斯汗年给土尔扈特汗十万两银，一枚银狮币抵一百两，其八理事官不给银。俄罗斯补放策伯克多尔济为理事官后，其九理事官每人始给银一万两，亦照其汗抵给银狮币，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在世时，俄罗斯曾令渥巴锡称谓鄂罗齐，及其父亡，俄罗斯未封渥巴锡为汗之前，因策伯克多尔济争夺，俄罗斯将策伯克多尔济于八名理事官外，补放为理事官，于渥巴锡之下办事。策伯克多尔济与八理事官办理任何事件后，均告知渥巴锡。其台吉、理事官、属下人众，均呼渥巴锡为鄂罗齐。因此，二人互生嫌隙失和。 据此奏折可知，敦多克达什汗去世后，俄罗斯为了加强对部落的控制，从而插手部落内部的汗位继承问题，未及时承认鄂罗齐（督办）渥巴锡的汗王身份，乘机向其施压，欲使其向俄罗斯宣誓效忠，这却为策伯克多尔济的争权提供了契机，借此向俄罗斯示好，虽然最终未能成为汗王，却为东归之后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俄罗斯通过控制部落的决策机构扎尔固，来削弱渥巴锡在部落中的权威，特别是将策伯克多尔济补放为首席理事官，使其成为牵制渥巴锡的重要棋子，方便插手部落内部事务。 至此，乾隆帝才理清了两支汗位继承的前因后果，从而改变之前欲分封二汗的想法，提出：“兹详看其家谱，不至于封二汗，不过一汗、一亲王足矣。”将军舒赫德又奏报：“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彼此不睦，策伯克多尔济则一切之事均与喇嘛罗卜藏丹增商议而行，竟然不可相离。”此种情形使得乾隆帝更加怀疑策伯克多尔济欲争夺汗位之心。故尔，清政府依据各头目部众多寡、东归中的作用、部落中的威望等因素，将渥巴锡封为汗王，策伯克多尔济封为亲王。不过，此举却引起了策伯克多尔济的不满，据乾隆帝给将军舒赫德谕旨内载：“惟策伯克多尔济，却认为此次归顺者，皆出自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量其资分，既不及渥巴锡，而其属下村俗（属众），亦比渥巴锡为少，不及赏封汗爵。朕施恩予伊，封为亲王，即至足矣。策伯克多尔济的言行引起了乾隆帝对其诚心归顺的怀疑，认为其并非一安生之徒。为此指示：“俟伊等抵达伊犁后，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除分别居住外，在放盟长、协理将军时，伊等三人，朕亦个别放之，今此辈分别居住后，策伯克多尔济即使怀有异心，又能奈何耶？即令其自怀傲慢之胎，其手下之人亦难听其摆布。”企图利用补放盟长、间隔安置等措施来消除他不轨之心的隐患。 虽然清朝以分封形式解决了部落内部汗位之争，但是这种权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在朝觐人员返回途中，宰桑济木巴向御前侍卫福康安告称：“其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嗜酒，本与彼不睦，俟抵游牧，料必寻衅杀彼，请将彼或于避暑山庄、或于京城，指任意一处僻静地方安置。渥巴锡亦暗地向福康安声称知晓此事。福康安将此定性为渥巴锡与默们图教唆宰桑济木巴诬告之事，为了防止生出事端，仅密告将军舒赫德及照管大臣等知晓，暂不追究责任。而次年八月策伯克多尔济称宰桑济木巴等人不安分、挑拨属众，请求将他们解送将军、参赞大臣处理。将军舒赫德准其所请，并认为：“我等观济木巴，乃一奸诈之人，图谋夺权，非一安分之人。”此说虽然理由充分，但更多是借机报复。渥巴锡听闻此事，呈请将他们归其所属，而将军舒赫德认为：“渥巴锡呈此文者，又属希图侥幸僭越，怀有不知足之心也，且彼与策伯克多尔济不和，故为策伯克多尔济属众示好，使之怨恨策伯克多尔济。”并下札文：“今尔等仰承大皇帝之恩，分别封为汗、王，各自住牧，管带各自部人，不仅不可索取他属之人，即便他人之事，亦不得干涉。”此事件实际上是二人争权的再次交锋，最终将军舒赫德以札文形式明确了各游牧王公台吉的职权范围，部落汗王无权干涉其他游牧事务，王公之间互不统属，各自管带属众。 清政府在解决了部落的汗位之争后，企图仿照管理其他扎萨克之例对该部实施编旗设盟，此举却引起了汗王渥巴锡的不满，使得清政府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怀疑其东归目的不单纯，故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部落的管理，消除可能出现的割据隐患。 清朝有对科布多杜尔伯特部编旗设盟的经验，故在酝酿对土尔扈特部头目分封之时已有大致的设盟方案，乾隆帝并未直接下旨施行，而是令军机大臣福隆安等作为己意向渥巴锡等人询问，后据福隆安奏报：“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副盟长时，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蒙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村俗（属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云。”该奏折反应了清政府已确定对东归部众实施编旗设盟，且盟长已有初步人选，其中汗王渥巴锡、郡王舍楞、贝子恭格（蒙格）等补放为盟长，另一个盟长人选当为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此时清朝拟在旧土尔扈特部设置两盟，新土尔扈特部设置一盟，和硕特部设置一盟，因此福隆安等人才会直接提出设四个盟长之事。不过，渥巴锡认为恭格、舍楞等人旧为其属众，若授为盟长与其平起平坐，从而难以约束他们，故吐露不快。 清政府向渥巴锡等人询问编旗设盟，仅仅是表示对其尊重而已，并非征求是否设盟，或者将何人设为盟长为妥，而是征询设立副盟长之事，然而渥巴锡的不满却超出了清朝的预料。渥巴锡之不悦，实则因之前仅是分封授爵，并未提及编旗设盟之事，将其封为部落之汗，那时还认为自己是部落总汗，与之前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地位一样，故还比较满意，而此时却提出补放四盟长之事，使各盟长分别统领所属部众，汗王则没有管理各盟的权力，仅是一个名义而已，与之前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心理上很难接受，此情是可以想象的。鉴于此，福隆安等人提议：“设此盟长一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讫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其各自管辖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所以设盟之事就没有了下文，此却使渥巴锡惴惴不安，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图，故在朝觐返回途中曾私下向护送大臣巴郎询问乾隆帝如何补放盟长？巴朗以此事圣主交付伊犁将军办理，现行走途中并未有消息前来进行搪塞。 渥巴锡对编旗设盟提议的不悦却引起了乾隆帝的猜忌，再念及之前的汗位争夺，而认为“渥巴锡已怀霸占伊犁之心”，改变之前的态度，据在给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谕旨内载： 起初朕以为，策伯克多尔济先他部前来伊犁，并自称汗之后裔，有统辖各部之意。今位处渥巴锡之下，是否心悦，但在山庄朝觐之后，朕即依前定序次封号，而策伯克多尔济并无不足欲之情，观其伊系一粗鲁之人，可是忠厚。之后，朕又对其于弟施恩旌表，并委任侍卫等官职，策伯克多尔济殊甚感激，未有贪心不足之表情。惟渥巴锡初受封为汗，位尊各部之上，虽无不足欲之情，之后召集各部指定盟主之时，渥巴锡则表彰自己，说今日归顺之众，悉伊率领而来，且舍楞系有咎于皇帝之人，不得已随伊等前来投诚。有何能与伊等同而观。 该谕旨明显透漏出乾隆帝对渥巴锡态度的转变，且认为之前阿布赉所密告的“渥巴锡原先之议专为侵占伊犁而来”确有此事，而策伯克多尔济则相对更为恭顺。这种态度的转变对清政府决策造成重大影响，在随后谕旨中称：“唯渥巴锡言语中提及彼为汗之嫡嗣，且此次来归台吉等，均系彼率带来归者。其意难免有俟返回伊犁，将各部均为其所属，如同噶尔丹策零一统伊犁之势。”指示将军舒赫德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隔安置，皆补放为盟长，以“众建以分其势”的方法来消除割据隐患。 继而，渥巴锡向福康安呈请将在特克斯驻扎的八百户厄鲁特人归其领属。这些人为清朝用兵准噶尔时逃往俄罗斯，被俄罗斯交给汗王敦多布喇什管辖之人。为此，乾隆帝谕示：“唯因渥巴锡前来暴露种种欲霸占伊犁情形，计将他们编旗分开驻扎等因，陆续降旨给舒赫德。此八百户人众，渥巴锡初来伊犁时，在何处驻扎，舒赫德、伊勒图奏报中并未提及，则此等厄鲁特也必然不可给渥巴锡，我们现尚计将他们分别编旗，此反倒给他的旗增添人众道理。”此时清政府怀疑渥巴锡有窃占伊犁之心，正在考虑分其势，故不可能准许其增添属众。指示将军舒赫德以这些人已经安定，特克斯为他们旧时游牧地，渥巴锡又无力养育他们，回绝渥巴锡的请求。为了断绝其再次索要的念想，清政府将这批人分别安插在伊犁厄鲁特营，交由总管绰尔本、舒通管辖。乾隆三十七年（1772），渥巴锡再行索要之事，亦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乾隆帝考虑到渥巴锡对补放盟长的不满，“饬令照管大臣等，作为大臣等之意，召来渥巴锡晓谕言，补授盟长之事，并非奉旨询问尔，诚若有旨，照管大臣等不会召尔转降，岂有饬令官员等询问尔之例耶”。以此来消除他的疑虑，并令照管大臣察其言行，再决定是否立即编旗设盟。不过，又认为其既有总统伊犁之心，必不会同意设盟之事，因而下旨： 现即不再提及此事，先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等大首领游牧，各自远离安置，令彼等各率属众居住，撤我照管大臣等前，暂不提此等之事，俟过一二年，彼等各自管带属众，令何人办事之处，大略已定。彼时，索性不提朕之谕旨，作为舒赫德等之意，办理撤回照管大臣等、补授盟长、编设旗佐等事宜，则彼等业已分散住定，渥巴锡之企图亦消，且因不能相互联络，自行相安无事。 可见清朝最终做出妥协，暂缓办理设盟之事，决定先从地域上将他们隔开安置，“断其合力”，俟安定之后再行编旗设盟，而此方案为后面编旗设盟的施行提供了重要参考。 清朝未能立即对该部实现编旗设盟，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来加强对部落的管理，为此派遣照管大臣驻扎各部，“令阿思哈照管渥巴锡游牧、巴尔品照管默们图游牧、伊昌阿照管舍楞游牧、萨喇善照管策伯克多尔济游牧、扎隆阿照管恭格游牧”。“苟使伊等互不通信息者，正为避免肇事，然则各部均有我之管照大臣，伊等果有妄想之兆，则管照大臣等诚不能识破乎？此事谅亦断非有之。倘或有之，则我之管照大臣等即可密报我驻伊犁、塔尔巴哈台之将军、大臣。”可见明为照看游牧，实为暗中监督和防范。与此同时，乾隆帝开始考虑重新布局天山北路的驻防。在给福隆安谕旨载：“在伊犁附近地方，现有新投土尔扈特等几万口人居住，且又有几名大台吉，不可不预先防备。在筹办此项防务时，不仅是伊犁之兵力，而且理当考虑应援，若在巴里坤、乌鲁木齐皆驻满洲兵，则有利于扬威。”经过将军舒赫德等人的讨论和考察，最终将西安满洲二千名兵丁移住巴里坤，庄浪满洲三千名兵丁移住乌鲁木齐，以此来巩固天山北部，声援伊犁、塔尔巴哈台驻防。 为了防范部落高层串通作乱，地域上的分散安置自然成为清朝筹办的首重任务，此举意在使他们之间相互远隔、不能互通消息。“依朕意，赶在彼等返回前，先由彼处将其游牧分别指定迁移安置，俟彼等返回，由各照管大臣等迎至各自住地安置，彼等不得相见，则无以相争，且将彼等间隔安置后，倘各成党羽，彼此交恶，亦属善事。”为了配合迁徙计划，令护送人员在途中刻意缓行，各照管大臣则预先在岔路口等候，在入觐人员返回时，即行带往所指地方安置。“此次分散时，将其头目连同属众迁移，仅断其合力而已。”可见分散安置以隔断部落高层的合力为主要考量，最终将巴木巴尔游牧移居济尔噶朗，默们图游牧移居精河，渥巴锡游牧移居斋尔，策伯克多尔济游牧移居霍博克赛里。至此清政府初步实现了对部落高层的指地安置，使他们互不相连，从地域上实现了“众建以分其势”，此为最终的编旗设盟提供了基础。 清朝在完成了初步指地安置后，就筹划各处驻扎大臣就近兼管之事，将军舒赫德奏准：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所居之地，均靠近塔尔巴哈台，故此二游牧地方即兼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凡事俱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办理。土尔扈特郡王巴木巴尔所住济尔噶朗地方，距离库尔喀喇乌苏甚近。即兼归驻库尔喀喇乌苏大臣管辖。默们图所居精河地方，靠近伊犁，即兼归伊犁将军管辖。……伊犁将军仍总统管理，除寻常事务外，凡重大事务，各该兼管大臣等会同伊犁将军相商定夺办理。 该方案明确了各地驻扎大臣与伊犁将军对各部的兼管关系，即各地驻扎大臣就近兼管各游牧，寻常事务自行处理，重大事务则与伊犁将军商定办理，伊犁将军总统各部。同时，照管大臣则具体负责各游牧事务，遇事则呈报各处兼管大臣办理，实际上呈现出三重管辖局面。 随着各部落驻扎完毕，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渥巴锡所属游牧移居珠勒都斯，各王公所属分居天山南北，互不相连，此为编旗设盟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在渥巴锡去世前清朝再次酝酿编旗设盟之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末，照管大臣扎隆阿呈请令和硕特贝子布彦楚克专管诸台吉之事，被将军伊勒图以仅有盟长才有统领之权驳回。乾隆帝接到此奏后却认为编旗设盟的时机已成熟，寄谕曰：“方今土尔扈特、和硕特人等来归，迄今已有数载，皆指给游牧以居，令其种田，业已服习，如同杜尔伯特。倘仍令伊等分散，无人总管，则因无人统束，不但于事无益，且亦非经久之道。应如各部蒙古，一体补授盟长。”此意颁行下去后，各王公台吉纷纷表示积极支持。由此，伊犁将军伊勒图参考其他蒙古编旗设盟之成案，在乾隆三十六年的设盟方案基础上，制定了新的设盟方案，陆续推行各部。乾隆四十年（1775）清朝实现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扎萨克制改造，各路地域上相互远隔、行政上互不统属，“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最终在全体蒙古部族中得以实现。此次编旗设盟仍令原有部落王公担任正副盟长、扎萨克、协理台吉等职，旧有的台吉、宰桑、基层头目等充任基层官员，即将原有的大小台吉、部落官员改造成清朝扎萨克制下的官员，从而平稳的从部落高层的手中接过管理权，最终将该部纳入扎萨克体制之内。 贝勒默们图与汗王渥巴锡关系较近，大喇嘛罗布章扎木灿则与亲王策伯克多尔济要好，皆是东归的发起人，东归后又纷纷参与部落权力之争，从而皆受到清政府的猜忌，对二者的安置也较为注重。 默们图为渥巴锡族叔父，东归之后积极支持渥巴锡争夺汗位，在乾隆帝认为渥巴锡有霸占伊犁之心时曾称： 惟此额默根乌巴什、默们图二人，与渥巴锡同向，而额默根乌巴什，又与渥巴锡相契为好。观额默根乌巴什抵京身卒后，凡庶事渥巴锡均与默们图相磋；而渥巴锡苟有未尽之意，则默们图便奉劝于伊。即于顷为盟长一事，当提及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等人时，众皆欣然，惟独渥巴锡、默们图颜露不甘之色。由此便可知渥巴锡已怀霸占伊犁之心，理应倍加注意默们图。 可见，默们图与渥巴锡交好而被清政府所怀疑，为此特令将军舒赫德对其加强防范，务必将二人隔开安置，防止他们互通消息、形成异己势力。在选择安置地时，将默们图所属迁移至精河地方，与其他部落远离，并由伊犁将军直接兼辖。 次年正月，发生宰桑济木巴控告策伯克多尔济之事，渥巴锡声称默们图亦知悉此事，可作为证人。因此，福康安将默们图定性为教唆共犯。同年七月，照管大臣巴尔品称，默们图曾收到渥巴锡书信一份，其大致内容为：“吾等之前在额济勒时很要好，而且朝这里前来之时也很好，我的属众所需食用等项很多，对此我很忧愁，尔为何不亲自前来看我一次，指教方法，尔为何不回我的信等语。”对此，默们图并未复信，仅传递口信称自己也比较窘迫，没有多余牲畜、粮食可以帮助。照管大臣巴尔品判断，此是默们图试探清政府之意，故指示默们图给渥巴锡寄信，表明彼此之间距离较远，没有派人探视之例，且清朝法律也不允许各游牧随便前往探望。不过，乾隆帝却下旨称，之前禁止他们相互往来，是对他们来归目的有所怀疑而致，现今的情形与前不同，渥巴锡无力照管属下，而默们图却尽心照看，防止他们生疑，无需禁止互相往来，令其他照管大臣亦依此法办理。 乾隆三十八（1773）年十月，渥巴锡所属游牧移居珠勒都斯，斋尔地方出现空缺，默们图趁机呈请移居该处，却被将军伊勒图驳回，乾隆帝得此奏报认为：“默们图游牧人少，且在井（精）库色木西克地方，安居服习，不必迁至斋尔地方，况且斋尔地方距离俄罗斯、哈萨克近，难免其属下人等肆行逃避滋事，仍居住原处耕田资生甚好。”故下旨倘若默们图再次呈请迁移之事，则坚决予以驳回。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特意下谕：“惟默们图既非率先来归之人，且人亦诡诈，微有伎俩，倘伊奔回俄罗斯，必谓初来时非其本愿，特为渥巴锡等迫胁所致。则俄罗斯未必即将伊办理，默们图念及于此，恐即生无厌之想，蓄意投回，虽未必实有其事，但亦不可不虑。”即对其归来动机仍有所猜疑，提醒将军伊勒图加强防范。乾隆五十年（1785）又密谕伊犁将军奎林，默们图居住精河离边境较近易于逃窜，令其暗中加强防范，并查明将军驻扎地与默们图驻牧地的距离，以便制定对策，防止出现突发情况。 可见，默们图因与渥巴锡交好，参与部落争权之事，而被乾隆帝所猜忌，成为争权的牺牲品，长期得不到清政府的重视，时不时的令伊犁将军加强对其防范，直至其在嘉庆四年（1799）去世，此种防范才最终结束。 罗布章扎木灿为东归之大喇嘛，曾为扎尔固成员，不过，在最初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乾隆帝曾指示：“与厄鲁特同来之喇嘛罗卜藏丹增，为图侥幸来投，尚无需另行牵扯办理，舒赫德只酌情考虑就近安置即可。”继而，发生了渥巴锡与罗布章扎木灿互争部众之事，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据罗布章扎木灿称：“他属下沙弼纳尔抵达一千户，原先皆归他自己所有，并非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阿尔巴图等语。”然而渥巴锡却称： 罗布章扎木灿原为渥巴锡祖先拣选管理喇嘛之人，他的属众也为土尔扈特诸台吉陆续拨给喇嘛使用之人。自额济勒朝这前来时，渥巴锡我自己带领他们，路上因被哈萨克阻截，喇嘛等先行前来，于是他称这些人为其属众，并非我的属众，我等土尔扈特为一同归来之人，若他并非我的属众，为何不留在额济勒地方？又随我前来等语。 可见，关于土尔扈特部喇嘛属众的归属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为此将军舒赫德提出：“若将暂住伊犁部众中之土尔扈特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一千二百余户，杂居在土尔扈特部众中，日久之后，因伊等人多，其所携来之众，势必致于兼并该等，故拟抽出此辈，仍留于原辖喇嘛处，在伊犁拨地安置之。”不过，乾隆帝认为：“此辈毕竟系随渥巴锡出逃之人，今不使其杂居于土尔扈特中间，而将此辈抽出，另拨地安置在伊犁时，渥巴锡虽不敢明言，是否情愿，其情况如何？”故令将军舒赫德暗中观察渥巴锡之意，再行办理此事。 随后，据将军舒赫德上奏：“起初，喇嘛罗布章扎木灿与策伯克多尔济一同前来，他曾缮写文书内含糊自称'活佛’，对此核查，和他所言情形一致，再三核查确定，他称他的'活佛’称号，为他们沙巴朗六世沙弼缮写给予。”又奏报此二人关系较近，所有事项相互商议，认为罗布章扎木灿并非一名安守本分之喇嘛，特意提出将其遣往热河朝觐，俟朝觐完毕后，再行请旨办理。同时，应该将他们分开安置，防止罗布章扎木灿从中挑拨离间。而实际上，二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时关系就较为要好，巴克曼曾称“策伯克多尔济最有影响的同盟者，是精明的喇嘛洛桑丹增”。渥巴锡与其争夺属众，又促进了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据照管大臣伊昌阿查报，东归沙弼纳尔实为五位喇嘛共有，其中罗布章扎木灿所属居多，主要由诸卫拉特汗王陆续拨给而来，现年代久远没有可拨还之人。由此，将军舒赫德奏报，若罗布章扎木灿留居京师，则将阿玉奇、渥巴锡拨给之人返给渥巴锡，其他属众则安插伊犁厄鲁特牛录内。 对于罗布章扎木灿自称活佛之事，乾隆帝认为：“罗卜藏丹增，为一狠毒之寻常喇嘛耳，岂能成活佛耶？”但此时仍然下旨不必将其留居京师，仍遣回原处安置。随后，钦差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奏言：“喇嘛罗卜藏丹增，原系渥巴锡之人。适才脱出俄罗斯时，已离开渥巴锡，偕同策伯克多尔济先来，对一切事务，皆相助策伯克多尔济，为共出谋划策。”此时，乾隆帝才认为罗布章扎木灿参与汗位争夺，考虑将其留京安置，指示将军舒赫德将其属众由渥巴锡领属。随后乾隆帝怀疑渥巴锡有窃据伊犁之心，重新调整政策。“现罗布章扎勒灿留京，他属下喇嘛沙弼纳尔理当由渥巴锡领得，唯渥巴锡暴露种种可疑情形，尚且按他们出力情形区别办理，倘若罗布章扎勒灿属下喇嘛仍由渥巴锡领得，则增给力量，于事无益。”为此，令将军舒赫德将正式喇嘛列入伊犁喇嘛内，沙弼纳尔则编入伊犁厄鲁特牛录内，而舒赫德之前已是如此办理，并不存在重新撤出的问题。后渥巴锡曾两次呈请将罗布章扎木灿属众拨归其管理，皆被将军舒赫德驳回。 罗布章扎木灿与渥巴锡互争属众之事，实际上是东归之后情形所迫，东归之前喇嘛及其属众虽由罗布章扎木灿领属，但是仍归渥巴锡管辖，而东归之后，清朝将这批人众安置伊犁，面对即将失去的领属权而展开争夺，二人的较量给清政府提供契机，加之此时的汗位之争问题，清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将喇嘛及其属众分散安置，二人皆失去了领属权。而清政府的这种安置措施，最终目的还是防止渥巴锡利用喇嘛势力图谋不轨，渥巴锡在热河朝觐期间曾提出延请一名呼图克图至其部落，以便其诵经礼佛，乾隆帝虽表面予以恩准，而暗地里却不准。至于为何不准延请？此在乾隆帝给将军舒赫德的密谕中曾专门谈到： 厄鲁特等敬重大喇嘛，我等倘若将京城大喇嘛遣往，渥巴锡必定延请驻扎其游牧地方。如此，不但新归来之众归心渥巴锡，而且我等伊犁地方所有喇嘛、厄鲁特也皆归心渥巴锡。该等一心之后，对我等诸事多无益处，渥巴锡等反复再三告请，特为得到喇嘛之后，则得众人之心等因，存心使用其相同巧计，如此可知其统一伊犁地方之野心，我等预先不可不防备。 可见乾隆帝主要害怕渥巴锡依靠喇嘛势力来收拢伊犁蒙古之心，为了防止其形成地方势力而不同意其延请大喇嘛，因而对东归喇嘛及其属众的分散安置亦是必然结果。 检视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的汗王之争，实际上是阿玉奇汗去世后部落内部权力之争的继续，反应了部落内部政权的不稳定性，而东归时部落高层各自率领属众分批先后抵达伊犁，此又为权力之争提供了契机，最终渥巴锡在此次较量中胜出。此时汗王的性质却有别于前，更多是一种名义上的爵位，享有爵位世袭、护卫仪仗、发放俸禄、征收贡赋等众多政治和经济待遇，但并没有管理整个部落的权力，成为清政府笼络部落高层的一种重要手段。 清政府在处理部落汗位之争时，却引起了对他们东归目的的怀疑，加之清政府对他们东归事先并未知悉，而来自俄罗斯与哈萨克的情报中皆称他们有侵占之意，特别是策伯克多尔济对爵位封授及渥巴锡对编旗设盟方案的不满，使得清政府更加怀疑他们是为侵占伊犁而来。有鉴于此，清朝利用部落内部矛盾对部落高层进行分化，同时配合各种措施达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从而消除可能出现割据的隐患。随着乾隆四十年（1775）编旗设盟的推行，以法律的形式将该部纳入扎萨克体制之内，也标志着清朝完成了对最后一个蒙古部落的扎萨克制度改造，其所推行“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在全体蒙古部落中也得以实现。虽然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落高层的权力，但是却消除了可能出现的割据隐患，保证他们东归之后百余年内的安定与和平，即使在新疆动乱期间，他们对清朝国家的认可和向心力仍不曾减少，积极参与清朝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最终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足见清朝对该部落的各项管理措施是卓有成效的。 【注】文章原载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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