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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大哥，曾经是上海华山医院的医生。在国外25年了，游历4个国家，一直在医院做研究工作。2月初，突然在挪威做了搭桥手术，他将经历写成了文案，分享给诸位。 2月初，因一个没有想到过的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我在挪威的医院里呆了五天。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有着良好的生活规律和习惯，体重正常，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但这可怕的疾病，还是悄悄的在我身上布下了三颗定时炸弹。三根冠状动脉堵塞，而且我居然只有一点似是而非的症状和感觉。我很走运，这几颗炸弹没炸之前被发现，而且被排除了，这要特别感谢那位给我做心电图运动试验的挪威医生，在我心电图运动试验结果正常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让我做更进一步的心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挪威是全民医疗完全免费的国家，医生和患者都不需要考虑医疗费用问题，只需考虑病情需要），我也感谢给我做心脏冠状动脉造影的医生，在检查之后，以无需商量的口气告诉我不要做支架等治疗了，直接排队去做开胸搭桥手术，根据我的血管病变情况，这是最佳的治疗方案。 我更感谢命运安排给我的主刀医生NTNU，胸心外科主任，同时也是挪威心脏外科先驱之一。 这次短短五天的手术经历，让我有机会粗浅但直接接触到了挪威的医疗，这里有着和国内很不一样的制度和理念。 我3月27日做造影，结果显示不是紧急病例而回家等待，五月初收到医院来信通知。 5月30日入院，5月31日早上九点手术。手术通知的信件里，包括了一些术前准备需知以及心胸外科和医院酒店的地址，以及外地病人的交通安排等等。到了5月15日，我收到医院的来信通知我的手术改期在6月15日。6月7日中午，我又收到科室电话告知第二天上午有病人手术取消，腾出一个手术空位，问我是否能够当天下午入院，于是放下工作很快就到了病房，无需任何手续也没有做任何文件工作，直接到护士台报名字入住就可以了。我进的是单间病房（似乎都是单间病房没有看到双间的）。术前检查不需要住院，病人只需术前一天甚至手术当天入院。血液，心电图，X光检查，以及和主刀医生、麻醉师的见面，在入院后两小时完成。我的麻醉医生和主刀医生都是年约30多岁的医生，看起来精明干练，先后和我见面谈话，主刀医生 (因为手术日期变更，他后来做了我手术的助手) 和我做了简单交谈，基本询问和讲解手术过程，语气平静柔和，没有提到手术可能有何困难，手术可能有何意外，也没有让我签任何手术同意书，这让我非常惊奇。 到了晚上，护士拿来一套毛巾和干净的浴衣内裤，让我淋浴后换上后上床睡觉。床上有悬挂式屏幕作为电脑，电视和监护用。然而很遗憾, 第二天早上护士和一位医生来到病房，告诉我因为早上有急诊心脏手术，术后的监护室不够，因此只好取消了我的手术。就这样我的手术日期再次推迟回到6月15日。到了6月13日下午，我再次接到电话告知，14日有一台预定手术临时取消，问我是否愿意并能够按时入院，这样在13日晚上七点，我再次入住病房。 14日早上八点，主刀的科主任来到病房和我简单聊了几句，告诉我手术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结束了，让我放心，然后护士和麻醉医生来到病房，给了一针肌注之后，我被推向手术室，迷糊之中我感觉似乎来到一个圆顶的漂亮房屋，浅蓝色的吊灯似乎又闪着五彩的颜色，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关手术排期和手术取消的事情，开始我很有些不理解，但是后来了解多了，也就理解了挪威这个讲究人人平等的国家，在医疗方面也是一样的人人平等。 当我的诊断明确之后，我的老板专程回到奥斯陆见他的好朋友，奥斯陆大学心外科主任谈我的情况，主任说在挪威病人是可以随意选择医院进行治疗的，我可以到奥斯陆大学医院去排队，但是根据我的病情，他认为如果到奥斯陆可能排队时间更长，因为奥斯陆病人更多，不如留在St. Olavs 排队，他并没有因为是朋友的关系而给我任何优先的承诺。在我的手术之后，我和护士们聊天，她们说急诊手术经常发生，一旦发生，他们只能按照病情轻重而做取舍，最轻的病人自然是最容易被取消的。 有关手术同意书和医生的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签字都没有，但是从我看病开始的各种检查到最后手术，一步一步的检查治疗似乎都是医生替我做着决定，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医生负责着病人的全部，根据病情做出决定而去执行，不需要征求和考虑病人的意见，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但作为曾经是医生的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是医生承担起了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把决定权和责任推给病人和家属，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最应该的检查和治疗方法，而不是让不懂专业知识的病人或者家属来做选择或决定。 我很欣赏我在美国的大学同学和好友的点评，就医术而言，对同种疾病的救治和预后的判断力，全世界的良医都应差不多。就承受治疗的经济能力而言，全世界的病人则大不相同。只有不用从经济上考虑救治的国家，医生才是个纯粹的医者，挪威做到了。    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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