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在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体系的学术自觉中，训诂阐释学必然被推至学术前台。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训诂学是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学术起点，也是其坚实的学科基础。训诂学应当恢复经典解释的固有精神，助力建构当代的中国阐释学。这样既可使训诂学适应当代文化转型的现实需要，也可使训诂学焕发新的生机，为其当代发展找到新的道路。这是因为训诂学无论从它的原初性自觉，还是历史的建构性自觉；无论是它在发展中的变革性自觉，还是方法论上的总结性自觉，均具有诠释学的基本特质，是研究中国古代阐释目标与方法、阐释效应的富有矿藏。阐释必赖训释，从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是建构当代形态中国阐释学基本的出发点。而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相结合的着力点，它为中国阐释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可以说，阐释学是拓展中国训诂学研究论域的重要学术参照。中国训诂学的当代发展需要阐释学的启示，阐释学要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不可错失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实践及其中蕴含的阐释思想。为此，探讨训诂阐释学的当代建构就成为应有之义。 一、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 从发展历史看，中国的训诂意识产生于先秦，训诂学初兴于汉，发展于唐，变革于宋元，延续于明，再次全盛于清。训诂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各种训释的方式与方法不断发展、观念不断演进的历史。20世纪以前经验训诂学阶段，注重对经典文献文本语言文字现象的研究，以经文之训诂、经义之阐释、经典之考辨为主要内容，积累了大量的注释、纂集和考据的训诂类材料，形成了经验训诂学的一些认识，蕴含着大量的经典注释的方式、方法与目标。 其一，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就《诗》而言，“诗有四家，毛氏独传”。“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郑氏发明毛义，自名曰'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以使有别……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其涂。”这段记载表明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典籍的训释历代不绝，形成了“传”“笺”“正义”等不同的训释体例，显示了古人解释经典的不同方式与方法；二是经典的解释积累了大量的训释材料，代有不同，或有所发明与创新，或据语义下断语，但各种解释有所依据。郑玄根据毛亨的《诗传》形成了《郑笺》，孔颖达又因《郑笺》而成《诗经正义》。可以说，解释经典的方式在汉代之前有传体，但大规模的解经活动出现后，汉代就有了说、解、故、章句、注、笺等。魏晋又有了集注、疏等，后代又出现记、问、义等不同的体式。训诂学家不仅产出大量的解释经典的材料，而且对不同解释方式进行论述与分析。如宋代邢昺在《论语注疏解经序·序解》较为集中地对章句、训解、义说等几种注释的体式进行了区分。他说：“篇者，积章而成篇，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积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训解以出其义理焉。”“然则道其义、释其理谓之训解，以传述言之曰传，以释理言之曰训解，其实一也。”“谓作注而说其义，故云义说。”邢昺对解经体式的区分，是他对不同解经方式与方法的早期自觉。这样的学术自觉与总结，对今人从阐释的角度研究经典的阐释方法，进而去建构阐释学的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在长期的训释活动中，因训释方式和目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方法、解释风格、解释流派。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是最具差异的两个派别。今文学派的经典解释更重微言大义，提出了“《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此辞”。而古文学派则提出了“信而有证”的主张，并以追求语言文字本义为根本。如许慎严格遵守《尚书》“言必尊修旧文而不穿凿”的训导，作《说文解字》，“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他以这种态度和行为反对“人用己私，是非无证，巧说衰辞，使天下学者疑”的经典解释方式。之后南朝“标新立异”与北朝“核其根本”又形成显著不同。南朝的通儒刘焯、刘炫“二刘”，“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焯、炫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他们对东汉古文学派解释经典的方式不以为然，认为“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非是”。“二刘”对汉代古文学派贾逵、马融、王充、郑玄的否定，即是他们解释观念和解释方法与汉代古文学派存在显著不同。北朝经学家刘兰、李铉在解释经典时更注重“核其根本”，显著区别于南朝“二刘”的解释方式。《北史·儒林传》记载刘兰“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对汉代今文学派多所否定，注重“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北朝的李铉推崇汉代古文学派之法，注重经典文字的考证。“铉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于讲经之暇，遂览《说文》《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再其后，唐代“疏不破注”、宋朝“六经注我”、清代“实事求是”既是解释方式上的差异，也形成了古代训诂学经典解释的不同派别。 这些丰富的训诂材料与体式，不同的解释目标与方法，为训诂阐释学提供了研究的对象与学科建构的基础。 二、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 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是训诂学理论逐步建构的阶段。学者们逐渐以学科意识对中国漫长的训诂历史和实践进行理性思考，找寻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发现经典解释中蕴含的基本规律。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论思考，既对训诂学的性质、内容、方法及研究目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对认识当下训诂学科在建构阐释学当中的优长、不足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它是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前学科基础。从其历程看，经历了训诂学理论初创期和训诂学原理的建构期两个阶段。 其一，训诂学理论的初创。刘师培、章太炎、黄侃、齐佩瑢等人，谙熟传统训诂学材料，掌握传统训诂学方法，又接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发掘了古代训诂材料和训诂工作中的理论因素，初步创立了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黄侃先生指出：“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也。”这段话包含几重意思：一是，古代经验训诂学并不等于学科性的训诂学。从学科建构的高度看古代训诂的本质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二是区分了训诂的不同类型，既包括解释经典本有之意义的“诂”，也包括解释经典引申意义的“训”。三是从语言角度指出训诂出现的原因，既在于时间的古今变化，也在于空间的不同。可以说，黄侃的认识，从语言学的角度让我们对经典的解释活动有了新的认知，揭示了语言在解释中的功能与作用。他的这种认识及对训诂的分类，为训诂学理论不同分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齐佩瑢区别了经验训诂学与理论训诂学的差异，他的《训诂学概论》认为训诂出现的原因是语言理解的问题。训诂、传记、说、说义、略说、微、章句都属于训诂的实践范围。他提出：“大概训诂只是就字释义，而传记则在转录师说，或推其意或广其事”“微，谓释其微指……微言大义，必得后学阐发而始明也。”借用古人之言，他提出“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章句者皆用其意傅，而非其本旨。”训诂学建立于人们对训诂实践的理论自觉。他说： 大概在秦汉的时候，是只有“训故”的称谓的，而且训故和经学小学简直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离，那时研究经学古学或小学的学者，也仅是为了讲解古书而去训释古籍中的古字故言，去阐发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至于如何训释古字故言——即训的方法技术以及理论系统等的问题，却尚无自觉的有系统的概述及综合的研究；换言之，那时只有“训故”而无“训诂学”,只有工作的实际而无学理的解说。理论的产生是靠着事实的归纳，在一个训故工作刚萌芽的时候，自然不会同时就有成熟的系统理论的。 齐佩瑢上述内容表明：第一，训诂与经典解释活动是不可分离的，研究古代的经典解释活动，就必须研究古代的训诂。训诂不仅仅只是研究古字故言，而是与经典意义的解释，与经典微言大义的阐发密切联系在一起。第二，训诂学是研究如何进行训诂的学术，建立在人们对古代训诂事实大量观察与归纳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对训诂规律、方法的探寻和理论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训诂学理论初步建构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拓展。 其二，训诂学原理的新拓展。这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也是训诂学的复苏时期，形成了关于训诂的各种理论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陆宗达、王宁的词汇语义理论和冯胜利的广义训诂理论。 陆宗达、王宁使传统训诂学得到新发展，他们认为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部门，是随着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语法学分工日益清楚，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之后而确立的。基于清代以前文字重形、音韵重声、训诂重义的大致分工状态，以及近代以来文字、音韵、训诂理论不断丰富的事实，提出训诂学的对象是古代文献语言的词义；材料是古代文献语言及用于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是研究古代汉语辞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是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这一理论也是具有鲜明中国话语特色的词汇语义学理论，一是它立足于中国训诂学一大批丰富的材料、许多有价值的著述之上，研究随文而释的词义；二是关注词典、辞书中概括出的词义，探究词汇义，研究随文释义与词典义的关系；三是研究训诂大师的理论与他们在实践上的贡献，分析其丰富的训诂经验并给予规律性的总结。显然，这种认识，赋予训诂学以语言学的性质，意在探讨词义使用和演变的规律，这是训诂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训诂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与训诂学要走汉语词汇语义学的路径不同，冯胜利提出训诂学要走广义训诂学之路。 他认为：“今日之训诂学虽经古圣贤筚路蓝缕以辟体系，而井井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训诂实践之全部……故而不揣冒昧，冒为古人立言、立科，于语言文字名物训诂之外，别立经学训诂、子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之不同属类与体系”。他进一步提出经学训诂不同于文字训诂，是以阐释经书微言大义为目的的训诂。厘清文字训诂与经学训诂的不同，就不会使二者相互苛责，也易于辨析不同训诂材料的价值。子学训诂是以子学文献为对象的一种哲学训诂，不同思想家对文献进行辨名析理，目的是化出新的思想，阐释其中的哲理。史学训诂，是以历史典籍为主，以补阙、校勘、解释、考证、辨误等为手段，以注史达事、博采异文多所折中为基本原理，目的是提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文学训诂以各种古代的文学作品为对象，通过征引方式提供事典与文词来源，揭示字词、短语、诗行、警句背后蕴含的文学意境与意象，给读者提供多维语境，使其获得更多审美感受。通过对训诂学不同属类的区分，训诂学要分别探求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不同属类训诂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方法，建构各自独立的训诂学理论，揭示不同的操作规则与发展规律。这种认识也是训诂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是训诂学理论发展的细化与深化。 可以说，关于训诂学理论的建构、术语的确立、系统方法的运用，不但开拓了训诂学研究的新领域，还为训诂学与世界性成果的对话与结合，奠定了学术基础。对于深入认识古代不同类型的解释方式，进而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成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是当下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前期铺垫与准备。在阐释学不断受到学界关注的背景下，哲学界、训诂学界对中国经典注释活动进行了深入反省。汤一介于1998年之后，基于中国经典注释的传统及所形成的大量训释材料，就创建中国解释学进行了系列论述。他认为“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与西方解释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解释理论与方法来讨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他明确提出“只有在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有较充分地把握，才有可能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因为一门学科的产生，需要问题的积累、资料的积累等“前史”。他提出中国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解释学理论与方法，但中国解释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及开放性，其解释方式多样。在先秦时代包括叙述性的历史事件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如《系辞》对《易经》的解释；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如《韩非子》中《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这样的解释问题，曾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和文学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在我国对经典的诠释活动中，常需具备“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知识，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诠释经典的意义，或更助益找到中国解释学的原则和方法。 周光庆提出训诂学要恢复经典固有的解释学精神，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要适应中华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解释学。一是因为训诂学并非单纯的解读技艺，而是具有经典意识与文化重构属性的解释学。训诂是一种系统的解释工作，以经典为对象，以释词析句为内容，以诂训传为方式，以阐发意义并说明现实为目的。如孔子选取古代的典籍进行研究和阐释，以“述而不作”作为自己阐发的原则与方法论，以“信而好古”作为价值取向与解释的基本态度，目的是阐发其中蕴含的礼乐思想和周公之道，试图建立新的秩序和道德精神。宋代朱熹尊重训诂学传统又超越传统训诂学，创立具有经典解释方法论的语言解释与心理解释，使宋代的新训诂学成为了成熟的中国古典解释学。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训诂学在其固有的可贵起点和坚实基础上，拓展其方向，更新其精神，转型为现代的中国解释学。历史上的训诂，不仅仅是历朝历代新学说、新思潮兴起的契机，也是建构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训诂学发展的现实看，既要弘扬其固有显学地位的传统，也要体察现代化进程中使之获得新生的契机和发展动力，所以训诂学要不断走向中国解释学。不仅如此，从训诂学的原始性自觉、建构性自觉，到其变革性自觉、总结性自觉，中国训诂学越来越具有诠释学的特质，即研究解释活动以提高其解释目标、解释方法和解释效应。所以训诂学要恢复其固有的诠释学精神，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诠释学。 四、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催生了训诂阐释学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源于当代训诂学者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 阐释学引入中国已40多年，经历了对西方阐释学的研究、反思，对中国阐释历史的回溯与分析，再到当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这一学术发展历程既是对中国阐释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建构新阐释学知识体系、形成新话语表达体系的过程。期间，文学、历史、哲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少学者，从各种视角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或专著，或专题、个案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如李清良《中国阐释学》、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张茂泽《中国诠释思想史论》等著作和一系列阐释学的论述；不少学者就如何建构阐释学提出了各种构想，如杨乃乔提议建构“经学诠释学”，潘德荣设想建构“经典诠释学”，且认为“经典诠释学”是以实践智慧为基础，以德行为核心，以人文教化为目的，可对世界诠释学作出贡献的诠释学。张江在阐释学中国化的道路上，一直在思考中国阐释学建立的起点与路径、目标与方向、价值与功能等根本性的学科建构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上的新设想。 张江在研究“解”“诠”“阐”之后，指出这是从低到高的阐释演进，要坚持中国话语，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阐释学为借鉴，由概念再到范畴、命题、图式以至体系。阐释学不是训诂学，但无训诂的阐释学无以为据；训诂学不是阐释学，但必须进入阐释学，无阐释的训诂无以达理。中国阐释学要在训诂学基础上建构，因为无训诂的阐释为空疏之言，无阐释的训诂为支离碎片。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当以训诂本义之诠释为起点，以衍生新意之阐释为根本目的，最终通达义、理共识的诠释与阐释互补的完备形态。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要建立“训诂阐释学”。因为训诂阐释学“就克服当代阐释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于强化训诂意识，引进训诂方法；就克服训诂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强化阐释意识，引进阐释方法。阐释学与训诂学相融合，择优会通，使训诂学成为受到阐释精神浸润的训诂，阐释成为汲取训诂学精神的阐释，二者浑然一体，为训诂学开拓当代阐释空间，为阐释学扎牢训诂基础。”他提出训诂阐释学“起点于训诂，通达于阐释，建构于学科”。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训诂阐释学，既不是起于阐释、终于训诂的阐释训诂学，也不是其他的阐释学，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训诂阐释学。他还分析了训诂阐释学的系统方法和这一新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可以说，这是训诂阐释学科建构的大纲，必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引作用。 如果说阐释学者将视野投向训诂学以促生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那么训诂学者自觉以阐释学为借鉴以发展训诂学，也是训诂阐释学形成跨学科发展的有力保障。王宁根据训诂学解释经典的应用属性及训诂材料的综合性特征，指出21世纪的训诂学可以多向度发展，但“从训诂学发展出的解释学或传意学，仍然是从语言解释或传意角度来理论的。这个解释学的新角度，不但对训诂学的发展有所推动，对哲学解释学也有所丰富和补充。”之后，多位训诂学者从丰富的训诂语料出发，实践性地开展训诂阐释学研究。如王立军对经典阐释过程中语境变易与理据重构的关系进行研究，且认为阐释者受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必然对经典文本做出具有当代特点的阐释，形成了经典的理据重构。言语训诂是建构文本语境的主要方式，且以言语训诂的自洽为前提，是经典阐释成为公共阐释的根本支撑。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必然寻找言语的自洽，这样才不会沦为“强制阐释”。孟琢关于中国训诂学的核心就是经典阐释的确定性，“训诂通义理”既是古代训诂学的历史传统，又是当代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发展方向的必然，它在当代要打破学科之界域。训诂学者切入阐释学论题的这些研究，实际上已展开了训诂阐释学研究的不同方面，已显示出鲜活的创造力和跨学科的新生机。 五、训诂阐释学理论建构的当代价值 20年前，汤一介倡导要建立中国的阐释学，并希望它能自觉地将中国的解释历史、丰富的解释资源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要系统而深入地比较它与西方解释学的异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其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那么，训诂阐释学的理论建构，恰是对这一愿望的当下回应，也是训诂学和阐释学自觉的学术追求与自主的学科交叉。因为训诂阐释学是在多学科交融与互鉴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术体系建构，它具有鲜明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它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古代丰富的训诂实践与材料、训诂体式、训诂方法、训诂思想基础之上的，目的是总结、概括、提炼出其中蕴含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阐释方法与原则，既倡扬训诂学，又发展阐释学。所以，训诂阐释学的理论建构，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进行自主知识创新、学科创新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为当下阐释学研究提供中国的学术根脉与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并无诠释学理论，在阐释学传入中国40多年并取得显著成就时，阐释学要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阐释学体系，就要谙熟中国有很长时期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熟悉不同时代解释经典的不同类型，研究不同时代形成的不同解释流派，总结其丰富而实用的解释方法，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阐释学理论体系。如李红岩在对比中西阐释学后，提出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只能走自己的路子，因为汉字体系的性质不仅注定要走自己的路子，而且为走自己的路提供了资源。训诂学从汉字形体研究意义，重“形”，是一种训释；阐释学注重从认识论角度研究意义，重“象”，是一种阐释。二者均以意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且通过训诂实践表达阐释理论，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一个传统。 其次，揭示古代中国优秀文化经过不断阐释而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基本规律。如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显示出注重从现实出发，对《诗经》进行重新解释，阐释出新的思想的阐释方式。汉代毛亨《毛诗诂训传》，是“诂、训、传”三种体式的整合，这三种体式既可单独运用，又可相互结合，既有大量的语言阐释、历史阐释，也有心理阐释，是毛亨理解与阐释《诗经》的阐释观念、方法与体式的反映。通过这样的训诂阐释体式，毛亨将附着自己阐释意味的古代典籍传承了下去。当代训诂阐释学的建构，恰是对此类阐释行为与方式的理论化与系统性研究，更便于传承古代文化并倡扬之。 最后，彰显古人训诂阐释的创造性智慧。训诂阐释活动是训诂者主动选择与创造的语言理解与阐释活动，也是彰显他们基于现实需求对经典进行解读的思想智慧，对丰富阐释学方法论体系、指导阐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春秋》学就兼具训诂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春秋》学为古典阐释学立法，确立了阐释的原则、阐释行为的依据、表达阐释行为的基本特性与规约、修辞规则等。 要之，训诂阐释学是在训诂学需要现代转型，阐释学要打开中国训诂资源富矿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交叉性学术研究。训诂阐释学的理论建构，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阐释学者和训诂学者基于两学科特性，所进行的自主性学科互渗与交叉。阐释学者与训诂学者的这种主动作为与积极建构，必将获得鲜活的学术生机，产出具有中国底色与气派的训诂阐释学理论体系与学科。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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