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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以撒 这个靠山的院子后边，是一片茂密的芦苇和灌木，往上，大树峥嵘鸟雀营巢。刚搬进来时可见到多种类的毛羽，个头很大的野鸭、山鸡，腾空而起发出嘭嘭的声响，绶带鸟则行止闲逸，徘徊时透出旁若无人的徐缓。有的在白日发声，有的则于夜间啼唱无歇。邻居们相继装修，并且向山上挺进，构建栈道，开荒种菜。我对邻里的看法向来一致——相安无事最好。向山上拓展当然是我管不了的事，我也就不劝说。尽管我以为山景如此天然让人神怡，是不应该去添加人工斧凿之迹的。人与人的想法相差甚远，也就不必沟通，真要沟通真是自取其辱。自己希望的，在他人看来无足道；而他人的想法、做法，在我看来也荒唐之至。每个人行走在岔道上，相互不会交错，只是自己走去。记得《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说：“好了，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了。”如此最为开怀。 写字、写文这一类事更是如此，我认为是自己闷声不响去做，以不和人交流为上乘。 总会有人在报端发表一些心得体会，就算是真实不虚，那也是他的体会，于我是无干的。我可能没有什么体会，或者有了体会也与之截然相反。一个人于文字，个人喜欢就够了，于是常年写去，写得好还是不好，虽然不与人交流，自己还是能够有所感的；但乐趣还是首要，才可能不辍，要一直写到写不动了方才放下，一声叹息。每个写者都有自己的鼎盛时段，文章一篇篇写出来，且都能发表。这里有确实的写作之才，也有一些权势同样处于鼎盛时段的人，所写平平，发表却成了必然。说起来，发表的未必佳好，不得发表也未必不好，只是时候未到。写就是满足一个人生存道途中的一点小愿望，借助写聊申寸绪，能发表当然好，不能发表也敝帚自珍，品味自己的小得，或者小失。20世纪有一个十年我不断地写，也不断地迎接退稿，想起来是给对方添了许多麻烦。我还是一篇一篇地写，我觉得对方应该接受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应该从中选一篇发表，可是没有。人的想法相差太多——这种认知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文士中，白居易和元稹的关系居然会这么亲密，真是让我惊异。他们的共同点有不少，从俗常的功名观到优雅的审美。尽管现在元稹的诗名比白居易小了很多，但只要一提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诗，还是会狂拨很多人的心弦。二人互为镜像，此唱彼和，彼唱此和，几十年间，兄弟般怡怡不散，不像更多的文士始善终隙，见笑于后人。精神生活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心照不宣。如此文士从来少，独行单干习惯了，就算有推不掉的雅集，也是抱着应酬的心态，对付一下。文士笔下常写到内在，希望有一双慧眼透过皮囊看到内在，元白二人肯定是互见内里了，才可能融合在一起这么多年，毫无嫌隙。时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面对的人物、事物内在几何，我想是没有那么多时日来研究的。有的一晃而过，不想深交、深知，看清楚外在就很可知足了。外在就是一具皮囊、一篇文章，或者一幅书法作品。语言是如何敷衍的，表义是什么，这些外在的获得不会太难。如果要追求内在的启示义、象征义，那就辛苦了。只有如同元白二人要成为知己，方须走向对方深处。如果双方都无此意，只是擦肩而过，那么瞥一眼背影已经足够。每个人都在守住自己的这个摊子，像街头巷尾那些摆摊的人，有的摊子大些，卖的物品更值钱些；有的摊子太小了，只有一个小篮子，里边装了几个自家树上采下的柿子。各自吆喝，讨价还价。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城管来了，各自带着摊子狂奔。摊子在，也就平安无事。庄子曾谈到寿陵余子去邯郸学步的事，新步没学成，故步反而丢了——凭什么邯郸人要教新步于你？我一直认为这就是不自守的结果，把自己这一摊弄没了。这个世界还是有许多规定性的，自己和他人不同的那部分就是规定性，以这种规定性行于世——松自然直，棘自然曲，乌不墨而黑，鹤不浴而白，鸟栖于枝，兽伏于穴，鱼潜于渊，龟则曳尾泥涂，何况有脾性的文士。 一幅书法的终结，我会落上农历年月，再标明书于“怀安”。有人看了觉得奇怪，因为政府的规定分明是“淮安”。我就笑笑。我住的这个地方，梁武帝来了，就称怀安。后来有好事者认为临水，应用淮安。作为个人而言，既然可以选择，我还是用怀安好，它是有情调附着在上面的，譬如有深沉、柔和、温暖、爱抚这些成分。而淮安二字触目，就是一片汪洋。作为行政的字眼，如果能像古时的年号就好了，短命的后汉，就是在仅有的两个年号“天福”“乾祐”里，还是让人抚摸到人情的。有的字眼就是散发着文件的气味，办公室的硬度，那是用来公事公办的。就像一幅书法，落款是“淮安”，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情绪。而“怀安”，那就是一个深广的情感世界。像这样的字眼，有感觉的人瞥一眼就会从心底升起涟漪，接着是联翩的想象。情调是很个人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中间隔着一条天河。天下事大抵分为合作与单干两种——合作人多势众，弄出不小的声响，最终的成果也是以巨大的形式出现，譬如一个很大的工程，一部很大的书。我参与合作的事少之又少，参加的一次合作是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诸门类的项目，写手上阵后领了任务，各自写去，最后由主编连缀起来。艺术中人本来情调就各不相类，会写不会写且不说，写出来笔调不知相差几里。这样的书还是出来了，连自己都不愿去翻翻。可能每个人都觉得是为完成任务而作，但任务是反情调的，任务在拼凑之后就是一堆杂碎——这很像电影里的友情出演，偶尔弄一两次，没有办法。待到单干了，自己乐意为之，单枪匹马，安安静静地写去，那真是没有什么牵挂。恨不得过程漫长一点，体验丰富一点，其中的跌宕波折，足以把玩无端。美国作家卡佛认为写作就是一种发现、评估、推进，进入未知之域，有神秘感。这就是一个写者个人的福利，再来一个合作者就无从享有了。文士们虽然都认为自己合书写之道，遵轨范，有门庭，灵心善感，但说到底还是宜散不宜聚，各自擅其妙，各自领其奥，成为一种常态。这样，每个写者就可以放开，恣情任性了。就像我落款“怀安”一样，同时相继几年落了干支纪年的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明年春节一到，我就要以“癸卯”纪年出现了。观者说看不懂，我只是笑笑，觉得不要费口舌。 家里的宣纸已经很多了，连同各种花笺，我不知要用到哪一年才能写尽。只是，我还要不时到四宝堂去买一些回来——同样色泽、厚薄的纸，差异居然这么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其实质量都挺上乘的。有人来家里，随手礼就是一刀宣纸，我顺手摸摸，便不作声，心里已经知晓，尽管他说了一个不错的品牌，我却想着做练习纸用尚可。当然，有时也会让我在抚摸时暗暗高兴，真的很适宜我。我举的这个例子，表明一个人在对一枚单薄的宣纸居然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它是靠摸来判断的，又如何与人说道？一枚适宜的纸可以使人情趣盎然，计划等会写一个什么——一个人的案头过程可以通宵达旦，往往因情趣起，体力无条件顺从之，停不下来。在很多时候我是靠情趣来引导行动的——情趣来了，就不闲着。院子里的野草在盛夏的热度里疯长，这时我收到了学生寄来的一台割草机。我动用了以前当机修工的动手能力，把这堆零件安装起来。接下来就有了尝试的兴致，并不因正午的阳光焦灼难耐而等待傍晚。机器发出了声响，刀片铮亮地旋转，横扫无碍，野草扑地，便开怀之至，以为顺个人情性方不被压抑。黄山谷认为苏东坡是不怎么乐意给人写字的，碰到索字的人甚至还会呵责一顿。米南宫请他吃饭，准备了上好的笔墨、纸张，置之边上，苏东坡兴起，与米南宫一道，豪饮豪书，直至纸尽。情趣是文士生活的酵母，纸笔这些取自植物、动物身上的材料，可以使人欢悦无量，妙不自寻。说起来苏东坡、米南宫、黄山谷三人关系还是很笃定的，相聚总是开心始，开心终，但艺文上各有主张，不是靠近了，而是拉开了，使后人从纸面上的诗文、书画看到了独至之性，旁出之情。从这方面揣度，他们又是三只离得很远的刺猬。 行止灵便的人不愿意旁人过多地帮助，以为多余。多年前到一个县采风，那时的蔡其矫行走还没问题，只是年龄摆在那里，主办方便执意派一位女青年扶他。后来觉得不足，又派一位，形成左右夹击状。蔡诗人挺开心，左看看右看看，说个不停，忽略了脚下凹凸，便摔了一跤，膝盖都破了。我在一旁静观，笑笑——或许让他自己走就不至于如此，是他的独立性被她们破坏了。一个人还是待到自己无能为力了，再请求合作——这是我对单干最后的界限。米亚导演的《晨光正好》写到了一位哲学教授，他老了，视力失明，行动迟缓，记忆丧失。女儿在外边请他开门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他要很久才可能把门打开。到了这样的生存状态，就不必强求一个人单干了——那么多藏书只是摆设，自己无力去取一本下来阅读；此前那么热爱写，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写一篇哲学文章、一部哲学著作，现在连握紧一把笔都困难，指腕不听话地哆嗦着。他的女儿桑德拉只有自己做主，让父亲的学生来，把需要的书挑走。时光一天天流逝，结局当然越来越糟，倚仗他人帮助已是必然。算起来一生可以真正独立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当然包括精神独立。在不少日子还瞻徇顾盼，行止都如优孟衣冠，譬如写一堆套路文字、说一些违心话语，全然不是从自己肺腑中流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琐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必然要与许多人打交道。于是选择艺文生活，成为嵌入俗常生活的一点小超脱、小风雅，看到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总是要有一种形式，使人有所不同，也让自己透透气。如果需要举个例子，那就是赵孟頫，一方面是宦海中听鼓应官，合作行政，心境何其依违；另一方面是自作主宰，笔尖点染几多清泪，让人窥见其不羁的神色。如果没有后者，永远也看不清赵氏是个什么人。很多年过去了，作为官吏集团中的赵孟頫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而作为个人笔下的赵孟頫却越发神气活现，他的诗书画抬举了他，不被时日的烟尘覆盖。他每每从官府中出来，满脸倦怠；待到进入书斋，拈笔濡墨，方又萌生快意——精神如此两极，最终只有一极是可靠的，那就是他单干的这一极。 每一个城市的艺文圈，恍如生态。每一行都有前辈在焉。这些前辈在年轻时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如果不说理想，至少也可以看到自觉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艺文兼备之士——那一代人专注于旧学，手上功夫也跟得上，便彼此伯仲，谁也不知何人胜出。和任何一代人一样，一群人中先天就产生了差异，门第不同、条件不同、教养不同、才华不同，只是各自做去，让时日漫过。人是很容易老的，从意气风发到老气横秋，似乎只是几场风雨。到了六七十岁这个节点上，有的人水落石出声名彰显，而更多的当年同行者，被剔了下去。没有人把等第区分出来，是时间如此为，并让人觉得理应如此。那一年有位老先生和我谈起他的诗书，我也觉得佳妙，但俗常还是以为低高士一等。这低一等如何断？是时日之断，不是谁可扭转的。时日彰显了天道，天道在许多时候摒弃了人的情感好恶，超出了人能理解的分寸。一个文士特立独行，自由是存在的，声名却相距甚远。声名大者继续张扬，余下的渐渐无名，惘惘不甘。曾国藩曾谈到运气的效应——如果有一点点来自外在的力量相助，效果会好得多。曾国藩说过两句大白话，一句是“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进”，一句是“人生事无巨细，何一不由运气哉”——运气是和人紧密相连的。他家人就是倚仗曾的位高权重而高人一等，胞弟曾国潢自诩湘乡第一乡绅，包揽钱粮，起灭词讼，一时风光无两。文士尽管斯文得多，还是要托关系找贵人，助其声名。曾国藩同情地说：“夫事至求人，其气便馁，便予人以排挤轻视之路，知命之君子弗为也。”但知命之君子无多，更多的是投贽干谒、利禄祈进的事实，斯文反而成了次要。不求人而得遇，方才谓之运气，就像王世镗之于于右任，那才是一位清寒之士的运气到了。王倾心章草数十年，下笔便有古拙味。书法有味了，日子却寡淡无味，声名不振。他虽然善天文历算，但长年外有不通之境，内有不申之情，恐怕他也算不出自己未来如何。运气的到来，是从于右任看到他的书法开始的，于氏大为惊叹，以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王世镗的困厄迎刃而解。于右任帮王世镗洗冤，推介、出书，广为延誉，尽出其所藏碑帖与他研赏，怡怡无间——这真是王世镗一生最好的时光。我素来是没有什么运气的人，听人说运气活灵活现，便觉得挺神奇，还是笑笑。 金克木曾谈到自己问学的无奈：“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玻璃窗是透亮的，清楚地看到外边的无限景致，让人有出去的欲望，想去享受一把。可是，玻璃坚硬、冰冷，缝隙了无，柔软的身躯是过不去的。人生的很多壁垒都是要面对的，有的人就折回了，有的人则要破坚发奇——毕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虽名无成，求心可足，也甘之若饴。是不是金克木的运气到了，他在碰得昏天黑地之后，“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一时砉然开朗风雅鼓荡。更多的人还是被玻璃挡在了另一边，尽管他们同样尽力，最后还是没能飞出来。所幸，都是做自己喜爱的事，不会为之失落。不志于仕而志于艺文，除了畅怀，就是消日——这是欧阳修说的，他喜好书法，就是为了消日，那么，他永远不会舍弃。我认得一位捏泥人师傅，几十年来就是捏泥人，从大阿福始，手艺渐入佳境有了名声，晚年就多捏古典戏曲人物了，贵妃醉酒，水漫金山，穆桂英挂帅，色泽缤纷，栩栩如生。有人说如果早年制紫砂壶，获利不知多多少。她说是啊是啊，接着埋头继续捏泥人，觉得自己就是做这个最适宜，别无他好。一个人所思专注，也就深固不徙，至于最后会达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人生不满百，何必怀千岁忧呢。 本来觉得人生草草做不成什么事，却不料亲近艺文，能如一员大将，调遣笔下千百兵马，旌旗金鼓，皆为统辖，号令之下，或高歌猛进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或低吟浅唱，如万骑忽敛，唯闻弦外之音。最是灵性来时，笔不能停，骎骎而走，使一幅中百曲千折吞吐往复，竟在在意料之外。 每于此时，便觉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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