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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第一任侍从副官，姓程名开椿，当年40 岁，是浙江孝丰人，胡宗南的同乡，也是胡教过的学生，初中文化程度。 他男人女相，很得胡的信任，程担任胡的侍从副官有六七年，1935 年，被胡保送到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第 1 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处长。 抗战以后，他担任胡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熊向晖的哥哥就在他手下，当了个挂名的中校秘书，拿钱养家。不久，非军人出身的程开椿又由胡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第五期学习，毕业后成了少将，先是在第七分校任办公处少将处长，后出任第八战区兵站分总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联勤总令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司令等职。 他帮胡办理了军需供应方面的事情，权力很大，解放前去了台湾。1982年，程从美国来北京，与熊向晖重逢，送给熊一本《胡宗南上将年谱》。 熊设宴招待他，并请原第 3 军军长罗历戎作陪。这以后，程每年都给熊写信，但熊都没有回信。后来他情况如何，熊就不清楚了。 程开椿之后，胡的第二任侍从副官就是唐西园，唐比熊向晖大 5 岁，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属于军统系统，是戴笠的好学生，由戴笠介绍给胡宗南的。 唐从 1935 年干起，干到 1939 年，熊向晖说，这个人很能干，熊是胡的第三任侍从副官。 毕业典礼之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对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表示满意。  胡宗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谈话中，胡提出要熊到他身边工作。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委派熊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说，我听说你脾气不好，我是“士可杀不可辱”。胡宗南说:你把我当成军阀？什么人什么办，大多数人，我都从来不骂；有的人，非骂不可，你越骂，他越高兴。 在胡宗南的坚持下，熊向晖成了他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 实际上，在让熊做自己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之前，胡宗南已经先让他带过兵，负责侍卫队的一个排，带了 3 个月。 这是一个独立排，有 3 个班，一个文书上士，驻地就在青龙岭的窑洞里，那时这里已经不住学生了。 熊向晖带兵的要诀是——赏罚严明，经济公开。赏罚严明好办，经济公开怎么办呢？ 当时，这个排有 3 个缺额，熊要把这 3 个缺额交上去，文书上士建议:不要交，留在排里。 熊就说：留下可以，但是缺额的钱不能随便花，哪个士兵家里有困难，经过公议，把钱给他。 做到了赏罚严明、经济公开,熊很快就树立了威信。他怕热，夏天晚上睡觉爱蹬被子，很容易着凉，而关心他的士兵，夜里会主动给他盖被子。 带了 3 个月的兵后，熊向晖也就正式作胡宗南的侍从副官。 侍从副官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胡宗南的日常事务，替他安排公务日程及衣食住行方面的事务性活动。 胡宗南没有家眷，所有的事情，包括生活上的琐事，都由侍从副官帮他处理，熊就先从安排衣食住行开始。 胡宗南的办公地点有两个，一个在城外的小雁塔，一个在城内的东仓门 1号。 小雁塔是胡宗南的司令部所在地，地点在西安南门外荐福寺内，司令部的名称几经变化，开始是第17军团部，接着是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后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最后是西安绥靖公署。 无论司令部的名称怎么变化，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始终设在小雁塔，没有变过。  西安小雁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小雁塔是隋代建筑，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的王府，唐代成为襄城公主和唐中宗李显在藩时的宅第。李显登基后，为了给高宗李治死后百日“追福”,把自己原来的王府改建为寺，所以叫“荐福寺”。 1 000 多年来，因王朝兴替和战乱关系，荐福寺屡有废兴，现在的荐福寺，从平面上看，略呈方形。殿宇建筑集中在由山门直对小雁塔的中轴线上。 进入南山门后，由南向北：先有门楼，次为夹中轴线东西相对的钟楼、鼓楼，再次为建在中轴线上的慈氏阁 3 间，阁后即为大雄宝殿 5 间，殿后则是藏经楼 5 间，楼后即为小雁塔，塔后又有白衣阁 3 间，阁后有甬道，通北山门。 荐福寺的东西两厢，建有许多经房、僧舍等建筑，胡宗南的办公室就在荐福寺门楼二层楼上，熊向晖的办公室在门楼下面的拱形门洞内。 门洞的北拱门被砖封闭起来，南拱门做了一道门，就成为一间办公室。 小雁塔的大雄宝殿被布置成会议室，举行酒会也在那个地方，1943年7月9 日，周恩来到西安，胡宗南就是在这儿举行的欢迎酒会，周恩来的车，可以直接开到大雄宝殿的门口。 塔后白衣阁 的3 间方，是历任参谋长办公的地方，从第 17 军团部的参谋长罗列、第 34集团军的参谋长罗泽闿，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参谋长盛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范汉杰，都在那儿办公。 荐福寺两厢的房子，是司令部参谋处等八大处办公的地方。 当时,荐福寺周围没有民房，但现在，西边是朱雀大街，北边是友谊西路，南边不远处就是省体育场，都已成了市区，过去，胡宗南的车子，都是从南山门，即从正门进。但现在，南山门已经封起来了，游人都是从北山门，也就是从后门进，当年，这里并没有后门，后门是以后加上的。 胡宗南并不是每天到这里办公，也不住在小雁塔这儿，他在城内另有个办公地点——东仓门1号，在西安城的东南角。 过去，那一带比较荒凉，现在西安市地图上还有这个地名，但东仓门 1 号那个院子已经不在被拆除，变成居民楼。 东仓门是一条南北马路，街道不是笔直的，有点弯，东仓门的南路口，就是西安南城墙，沿着城墙根北侧，向东走，通往和平门；向西走，通往南城门。东仓门的北路口，接马厂子路，再过去，就是东大街了。 东仓门 1 号原是一所小院，在路西，院门朝东，大门只能容一辆小车进去。院落不大，很窄。有的资料上说这个院子占地 4亩，熊向晖说，不对，它占地两亩都不到，院内只能停 1 部小汽车，一边是藤萝架，一边堆着煤炭。 进了院门，先是1间传达室，进院后，有两排房屋，一排主房朝北，是胡宗南办公、吃饭与会客的地方；一排附属房朝南，是随从人员住的地方。 朝北的一排主房，有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一间卧室（卧室里面有 个洗澡间）、一间餐厅，还有一间是秘书徐先麟的办公室。房间不大，陈设很简单。 秘书徐先麟是住在朝南的一排附属房。 东仓门1号是胡宗南在城里办公的地方，但主要是用来会客，通常是文官，过往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接待，这里虽然也有卧室，但是他很少在这里过夜。 东仓门 1 号这所院子，原先是西安一个职业学校校长夏先生的，他的儿子叫夏新华，是孙连仲的女婿，后来，也任过胡宗南的副官。 由于这个地方环境幽静，位置偏僻，便于警戒和保密，就被胡宗南占用了。但究竟是买的，还是租用的，就不清楚了。 胡宗南真正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实是靠着东仓门1号的董子祠，也就是董仲舒墓，这个地方对外保密，一般客人都会不带到这里。 出了东仓门 1 号向右一拐，就到了东仓门的南路口，也就到了南城墙根。过去，这个路口面西有一个大牌坊，上书“汉下马陵”4个大字,极其醒目。  过了“汉下马陵”牌坊，沿着城墙根往东走几十步，就到了董子祠，从董子祠大门进去，朝南一幢正屋，东西约五丈、进深约三丈，这就是胡宗南办公与住宿的地方。 正屋后面有一座坟，即为董仲舒墓。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曾向汉武帝献“举贤良”之策，并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很对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30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也要依例下马。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过去到董子祠，也称到“下马陵”。  董子祠旧照 （1936年） 图片来自网络 原先，这里整个祠堂是一个大厅，胡宗南占用后，把东头隔成两间房子，外面一大间既做会客室，也做餐厅，地上铺的是草席。 北面墙上，有董仲舒雕像，用一层纸蒙起来，成为一道纸壁，上面挂军用地图。东面被隔的一间，又分隔成南北两个小间，南边一小间是办公室，用一块布作门帘，通外面大间；北边一小间是卧室，放床，马桶。 当时，这儿没有电灯，晚上都要点蜡烛。 在董子祠的院子里，正屋的东南角，砌了一排房子，其中有两间里面开门相通的房子，是熊向晖住的地方，还有几间房子是勤务兵住的，后面的房子，是值班参谋住的地方。 如今，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过去,从东仓门 1 号院到董子祠，中间是一片空地，没有房子，现在都建起了民房，董仲舒墓周围已经用砖砌了一道围墙，墓碑用玻璃罩起来了，墓后面还砌了一座凉亭。 东仓门 1 号院西边，还有一座院子，院门朝南，对着南城墙，叫效忠里。这是胡宗南的侍卫队队部，也是关押各种犯人的场所，当年，郝鹏举就曾被关押在这里。 下马陵旁那段城墙内，修有一座钢筋水泥的防空洞，并有钢梯通往城墙上面的出口。 胡宗南接待客人，有时候就在城楼上谈。遇有日机空袭，胡宗南能很快进入下面的防空洞躲避。抗战初期，日机经常飞临西安上空轰炸,蒋鼎文、祝绍周等陕西省军政大员，都曾到这里躲避。 他的秘书徐先麟宅地在东仓门 26 号，与东仓门 1 号对门，往来极为方便。现在，那里都成了居民楼，老房子都没有了。 平时，胡宗南的行走路线是：从小雁塔出来，进南城门，沿城墙根，向东，先后经过安居巷口、柏树林街口、开通巷口、县仓巷口，到达效忠里。由效忠里再向前，就是下马陵。 如果从下马陵向左拐，就进了东仓门 1 号院。如果从下马陵再向东，就进了董子祠。 实际上，东仓门 1 号是胡宗南的接待处，对外的名称开始时叫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室，后来叫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秘书室，也被人称作“胡公馆”。 胡宗南通常住在董子祠，但每周也要去青龙岭招待所一到两次。此外，他每年要到南五台两三次，一次住两三天；去翠华山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两次，不太多。偶尔，他还住一下建在东北大学旧址的战干 4 团。 胡宗南请客吃饭或应酬，以及设宴招待政界、军界的一些要人，社会名流等，一般都在东仓门1号，重要的宴席，则在小雁塔、青龙岭或王曲城隍庙举行。 熊向晖说，东仓门 1 号不归我管，由徐先麟秘书负责，离开东仓门 1 号，都是我负责，胡宗南在董子祠、青龙岭、王曲、翠华山、南五台，或者离开东仓门 1号，到小雁塔办公、巡视部队，到洛阳、兰州、山西克难坡等地，都是我陪同。 但是，胡宗南一年要去几次四川，如去重庆汇报、开会、休假，去成都看病等，一般只带卫士去，有时带徐先麟同行，但从来没有带过我去。 而我就留在西安，等于是休假，但胡也会布置一些工作给我，基本上是整理文件，或拟讲话稿等，不会像胡在西安时那么紧张。 胡宗南无论是出行，还是住宿，都不喜欢前呼后拥，而喜欢轻装简从。因此，不管胡到哪儿，看不到那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 平时，在童子祠，胡宗南的卧室外面设一个便衣警卫，但只是在胡宗南睡觉的时候才有，如果不睡就没有。外面城墙上和董子祠门口，各有一个武装警卫，东仓门门口也有一个武装警卫。 这几个警卫，都是跟着胡宗南走，胡不在就没有，住青龙岭时，住所前后各设一个武装警卫，卧室外面则有一个便衣警卫。 胡宗南行动，一般都是一车或数骑，随行人员有熊向晖，再带一个警卫，车是美国的别克轿车，他在西安，或者到兰州，都是坐这辆别克车。 如果外出或巡视部队，则乘其他车，有时乘美国吉普，胡另有一辆火车专用包厢，胡宗南到洛阳会见卫立煌用过一次。 胡很爱马，常到马厩去，戴着白手套喂方糖给马吃。他的坐骑是一匹大红马，也不是天天骑，但一个月总要骑几次马。据说胡当第1师师长时，有一段时间驻在甘肃天水，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在西安时，则是几天骑一次,也是一早出去溜一圈。 后来，马鸿逵送了他一匹黄骠马，很雄壮，胡宗南有一次马失前蹄，跌了一跤，骑的就是这匹马，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骑过这匹马，所以，胡不爱骑烈马。 生活方面，胡宗南并不是很讲究，有资料说,“胡的生活享用极奢”,招待烟要“三五”或“大炮台”,酒是威士忌；不喝茶而饮咖啡和广柑汁，喜食海鲜，如带鱼、鲍鱼、青翅等。 熊向晖说，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胡宗南是一个人吃饭时，只有两菜一汤，一荤一素。用的是盖碗，很小。早饭是稀粥，中午、晚上是米饭。 若是两个人以上吃，就是 4 菜 1 汤，2 荤 2 素。每个月，胡都要与熊向晖一起进餐几次，也就是 4 菜1汤。有客人来，还是4菜1汤。 一般情况下，客人不请多，因为要谈话，真正应酬也就是四五个客人。胡宗南不吸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平常也不喝酒，特殊情况下，喝一杯酒，也就是一小杯，或者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 什么算是特殊情况?熊向晖说，比如在小雁塔设宴款待周恩来那一次，他只能喝酒，不敢作假。 穿的方面，熊向晖说与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写的又不同了。 抗战以后，胡宗南官大了，衣服是草绿的哗叽军装，冬天是草绿的华达呢，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穿一穿士兵服。因为，西安有第七分校，所以着装非常正规。 当时，将官领章是金牌牌，少将是一颗星，中将是两颗星，上将是三颗星，胡宗南是中将，是两颗金星。 后来，军装一改，不着武装带，军官不打绑腿，穿高沿黑皮鞋，沿口到脚踝，戴白手套。夏天有雨衣，冬天还有灰布料面子的皮大衣。 胡宗南的办公室，无论是在董子桐,东仓门，或者是在青龙岭、小雁塔,都是两部军用电话。一部是长途军用电话，与重庆、兰州保持联系；一部是一般军用电话，与在西安的司令部、七分校、战干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保持联系。  熊向晖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给他打电话，一般先打到熊的办公室，然后由熊告诉胡，是谁来的电话。 熊向晖那里的电话机，有一个开关，如果胡叫熊转过去，开关一拨，就转到胡的房间里，开关由熊控制。因为电话是同线，所以胡在他房里接电话，熊可以监听。 除了接昕和处理电话方面的事务，胡宗南的信件也是归熊处理。徐先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胡宗南对来信都是自己登记。 熊向晖说，不是这么回事，只有胡的亲戚来的信，才由胡自己登记，不过那是有限的。其他信件，如果送到东仓门1号，归徐先麟登记办理，如果送到小雁塔、王曲，上面凡是写明送给胡宗南的信件，一般都是先送到熊这儿。 熊认为如果有必要给胡看，就送给他看；没有必要的，熊自己就处理了。 处理过的信件，一般是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列一个表，凡来信人姓名、写信日期、送到日期、登记日期、内容摘要、处理意见、处理日期等等，都要——登记在册。 比如，张三来信,写信日期是 2 月 15 日，收到日期是 2 月 16日，信的内容是什么请求或建议等，然后是熊的处理意见:“交七分校办公厅处理”。 熊处理完后，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定期把登记册送给胡宗南看，胡没有意见,就这样处理，如果胡认为处理得不妥，就要调出来，重新处理。 一般情况下，熊向晖认为没有必要送给胡宗南看，直接处理了的信件，主要是像要求补助的来信。 他说，这些信如果都送给胡宗南看，那就太多了，这件事就是我和徐先麟分别来干，每件都登记。 曾担任第 34 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张佛千写文章回忆道，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向晖都知道。 是不是如张佛千所说？比如说，送给胡宗南的机密电报，是不是也要先经过熊的手，再送给胡宗南看? 熊向晖说，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一拆镂空条就断了，必须将整个封口都撕开，再不可能恢复原样。 这样一定会被发现，这类电报只有胡宗南自己拆。因此，他的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也从来没有拆开看过。不过，有些电报胡宗南批过了，熊才能看到；但如果是直接送走，也看不到。 所以，张佛千说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都知道，那是夸大其词。而且，胡宗南很注意保密，一个人做的事情，很少让第二个人知道。 比如，刘大军的战地服务总队，胡的参谋长都不知道，不过，胡宗南部的军事会议，熊都参加。 胡宗南的机要室由王微负责，机要员都是王微考察后，经过机要训练班的培训，司令部的译电室，都是孝丰人。但是，这并不是说王微可以指挥一切。 胡宗南如果离开西安，到外面巡视，都要跟一个机要室副主任，以便随时有电报要译，只有到兰州时不带。当时，跟胡的机要室副主任叫费正贵，他的食宿总是由熊安排，一般都安排他住单间，在胡的房间对面。 如果客房紧张，费则与熊同住一间，熊向晖说，费的密码本，我都可以看，但我不看，也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王石坚有几次叫我把密码搞到，我都说不行。因为那样做，太容易暴露，一发现就全完了。所以，胡的密码本，我从来没有看过，费正贵相信我，那也是因为胡宗南信任我。 王石坚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由中共中央派驻西安，负责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进行联络。 经过胡宗南同意，熊向晖在重庆办事处以中校秘书的名义，拿钱养家的哥哥在 1940年下半年，在重庆搞到一辆车，把他的父母一块送到了西安，住在东仓门 21号。 熊的父母来到西安后，胡宗南亲自到熊家，看望他的双亲，并且当场批特支费 6 000元。之后，又安排熊的哥哥也到战干4 团受训，受训结束，委派他为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西安事务所主任。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由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艾黎及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发起，1938 年 8 月在汉口成立。 当时认为：抗战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应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从事各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用，这样抗战就可长期坚持下去。 为了得到政府支持，他们邀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杭立武代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 当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杭立武是金陵大学教授、董事长，兼中英庚款会总干事，理事还有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翁文灏、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国共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工合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发展起来，1938 年8 月，工合开始在宝鸡筹组西北办事处，并先后在西安、凤翔、南郑等重要城市，成立了 14 个事务所。 西安工合事务所主任是个肥缺，西北区工业合作社，主要是为胡宗南的军队置办棉衣、棉毯和军粮，熊的哥哥当西安事务所主任后，葛武肇时常与他联系。 葛是战干 4 团的教育长，黄埔二期生，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也曾经当过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要职，在西安那个地方，也是权倾一时。 曾任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的卢广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回忆了当时西北工合为国民党军需署置办军毯的情况。 他说:“1939 年 8月，工合总会与国民党军需署订立议定书，承制军用毛毯 40 万条，分配工合西北区承制30 万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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