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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窟里的斗争 ——记全民族抗战时期宿迁县联络站的项亚东同志 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宿迁大地上，不仅有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进行面对面的血战，还有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同志的对敌“暗战”。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隐蔽工作同志与敌人斗智斗勇，默默奉献，许多同志历经九死一生，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宿迁县联络站（中共宿迁县委敌工部）的项亚东同志，就是在敌人的魔窟中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幸存者。1942年1月，在泗沭县任独立团团部机关指导员的项亚东，奉命调回老家宿迁县支持工作，从抗日战场前线转入了党的隐蔽战线，任宿迁县联络站分站的联络员兼党小组长。这个联络分站，负责宿迁至众兴，徐淮公路和运河线以南这一带的隐蔽工作，重点是洋河镇、导淮、小关子（刘老涧）。洋河驻日军一个中队，导淮驻日军一个分队。日军勾结土匪、地痞、恶霸地主，到处抢劫烧杀，陆家集、仰化集是维持会常来常往之地。因此，这一带隐蔽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上任后，项亚东首先按照县长蔡贡庭的指示，通过日本人开在宿迁县城附近顺河集的“李少峰洋行”，打开了进出宿迁县城的通道。接着，便在洋河以北、运河以南一带开展隐蔽工作，争取了大地主张怀纯帮助抗日，在他家当了“管帐先生”，以便开展日伪军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先后争取洋河镇西小圩子的维持会中队长石训藻，洋北乡、镇北乡的伪乡长和导淮附近高六维持会乡长为“两面”乡长，并在导淮据点里安插了“探子”。只要日军出来“扫荡”，他们立即把消息告诉项亚东，日军出动少，地方抗日武装就打；出动多，就反过来袭扰日军据点。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在这一带建立了民主政权，日伪军只敢在据点附近要些粮草，很少出来“扫荡”，只有导淮据点中的铁杆汉奸高小麻子，经常在白天带几个便衣队在渡口，堵截过往行人，欺压百姓、敲诈勒索。在项亚东带领联络分站掌握了高小麻子自卫队三分之二的人员后，宿迁县委决定在1944年端午节这天拔除导淮据点，铲除高小麻子。 195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于天安门前留影。右一为项亚东。
五月初四的早晨，项亚东奉命同杜新泉、石训忠秘密前往导淮据点，联系部队攻打据点时，内应人员如何接应。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这天早上大雾迷天，几公尺内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刚上船，就被高小麻子抓住，带进了导淮据点。进入据点后，项亚东首先借口小便，设法同内应人员取得了联系，告诫他们千万不可暴露。接着，便 遭受了酷刑。两个日军用细铁丝将项亚东他们两手扎住，绑在院子中的柱子上。柱高一米左右，蹲不下，站不起。晒到下午，太阳还有丈把高，铁丝全嵌入肉里，两只手全乌黑，十个手指像十个胡萝卜，后来指甲全部脱落，手腕化脓生蛆溃烂，背上被晒出了包谷粒、黄豆粒一样的水泡。敌人用钳子剪断铅丝，项亚东就一头栽在地下，昏迷过去。敌人用冷水将他泼醒，又用汽油辣椒水灌，弄掉了两个门牙，又用电击。但是，自始至终，项亚东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只想为国牺牲，不想着生还了。这时，日军又牵来一只洋狗，指着项亚东让洋狗舔他的脸和手。但是，项亚东始终毫不屈服，日伪军对他毫无办法。第二天早晨，项亚东三人被交到洋河拘留所。石训忠被在洋河做小生意的大姐托人花几十块银元赎出。在拘留所，项亚东和杜新泉又被吊了一夜。次日，日军他们带到宿迁县城红部（日军宪兵司令部）所在的道生碱栈。日本部队长竹下审问项亚东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还是按在导淮的话说了一遍。竹下向翻译说了几句话，就把他们二人丢到道生碱栈下的地牢里。蹲了7天，又被送到了伪宿迁县政府的大牢。送到大牢当天，项亚东请看守蒋班长送信。此人贪心很大，一张信袋，一个信封要了一百联合票（当时的伪币）。写好信，托蒋找人送到了县城附近雨露庵园上项亚东的本家三叔项宗杰处。项宗杰把信送给在大兴集附近的项亚东家。项亚东的母亲当即到运河特区报告消息，副县长陈静尘等接待了她，并给了她五十块银元。回来后，母亲叫项宗杰带她牢里看望项亚东。项亚东简单地给组织上写了回信：“谢谢李、陈二位表兄，家中老小请你照应，生意无大损失，本钱还有，出去加倍奉还”。意思是说，我没死，回去再干。项宗杰又将银元换成联合票，把送信的钱还了，还剩下一点都给姓蒋的算纸笔费。项宗杰是卖青菜的，在城里卖菜时认识了一位60岁左右的看牢人孙大爹，此人忠厚。项宗杰又请他对项亚东多关照。母亲天天来送煎饼，杜新泉的母亲也常来看望。遇着孙大爹当班，他还让母亲到牢里跟项亚东说话，自己去门口观风。项亚东便乘机讲了被捕经过情况，叫她回去向组织说不要着急，会出去的，一定请领导放心。在牢里一月左右，慢慢认识了不少难友。其中，有以做生意为名的秘密工作人员张万发；还有两个战士孙福祥和季长忠，他们无人送饭，瘦得皮包骨头，项亚东便让母亲多送些煎饼给他们吃，使他们的身体逐渐好转了。天气太热，一个牢房中关押了两百多人，蚊子、臭虫叮咬，苍蝇乱飞，不到三天，三分之二的人全传染痢疾，拉肚子。项亚东带头找蒋班长要求开门放风，蒋不同意。于是，他又联络多人，这个出去未回，那个又叫开门，弄得蒋无法休息。项亚东再找他谈判，他终于把牢房门打开了。大家在院里乘凉，又求孙老头多搞点盐水给大家喝，痢疾就慢慢减少了。门开后，难友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互相能谈话，互相可了解。项亚东发现有一个叫曹四的，经常有人叫他去蒋的屋里喝酒，就问张万发：“曹是干什么的？”张说，曹四是县西维持会队长，因犯事被捉来蹲牢的，找他喝酒的是日军的情报队长。知道这个情况后，项亚东便找曹四要点酒擦手消毒，借机接近他。曹四很够朋友，不但给酒擦手，还叫项亚东喝两口，问他是怎么到牢里来的。项亚东便把如何被抓，如何送红部，如何送到牢里一一说了。曹说：“没关系，日本人寄押在牢里的，只要有人帮忙，你很快就能出去，要送宪兵队你早完了。现在你就放心吧，看守也不敢对你怎么样。”项亚东半信半疑，知道当时能出去担水的“犯人”都是马上要释放，案情不重的。看守也知道水桶底子是夹层，用来放酒瓶，要买酒买香烟都得给姓蒋的一份，他就睁一眼闭一眼。项亚东便也买酒请曹四喝了两次，说：“想请你帮个忙，你说我是寄押的能有人帮忙就可出去，听说你是队长，你朋友肯定多，有人常来请你喝酒，我看那人是个朋友，连蒋班长都有点怕他。”曹四说：”那是日本人的情报队长，叫汪德胜，够朋友，我就是他帮的忙。”“既然你同他有莫逆之交，你能不能请他给我帮帮忙。”曹四说：“可以。等他再来，我同他说，就说是我的朋友”。几天后，汪德胜又来请曹四吃酒，曹四把项亚东也叫去，认识了，项亚东便请汪德胜帮忙，汪德胜满口应承说：“竹下部队长到南京开会了，他不在家，是他叫把你押起来的，得等他回来我帮你说，就能放你出去，放心包在我身上。老四（指曹四)他知道我的脾气，说话算数”。随后，汪德胜又请曹四喝了几次酒，都说竹下没回来，还对项亚东说：“你不要着急，竹下回来我就去说。”项亚东心中怀疑，但看外表汪德胜又不像是骗他的，只有耐心等待时机。这时，最使项亚东难过的是，牢房中三天两头总有死人抬出去，都是没有家人送东西的，一饿二病就死了，他无论怎样省吃也救济不了这许多人，只能照顾孙福祥和季长忠两位同志。也因如此，项亚东也没有能吃上一顿饱饭，头发全白了，周身浮肿，全凭着壮年硬顶着。又过了半月左右，汪德胜又来了，对项亚东说：“恭喜你，明天你们就出去了。部队长回来几天了，今天我才有空向他说了，他答应明天放你们。”项亚东说：“这就多谢江队长帮忙了！”汪德胜说：“明天我来带你出去。”牢房听难友知道消息，都来贺喜。项亚东悲喜交集，内心想这些难友们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苦海，盼望早日解放宿迁，多多杀敌来报答党和人民。 第二天早饭后，项亚东和杜新泉随着汪德胜来到日军红部竹下处，竹下指着他说：“开路的——”，并让汪德胜把他们送出城。出了红部，项亚东对汪德胜说：“我得借点钱，买点东西送朋友。”当即在城内亲友处借了一些钱，买了香烟和点心送江，买了黄酒送给曹四，又买20多斤煎饼送给牢里的难友。随后，汪德胜把他们送过了运河上的洋桥。 新中国成立后的项亚东
至此，项亚东和杜新泉终于结束了牢房中的斗争，于半夜回到了家中。天还未亮，项亚东即由堂叔用毛驴送过穿城，到了在泗沭县的中共淮海地委，向敌工部长刘述周和地委书记金明汇报了被捕的详细情况及出狱经过。经过一段时间休养，项亚东身体稍有恢复，便又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到了宿迁县，继续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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