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瑞典政治誓言是一个历史悠久且独特的政治惯例，它在1520年至1720年的三个世纪期间，作为信任与控制的工具，在瑞典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誓言以其庄重的承诺和约束力，为政府官员、军队指挥官和其他公职人员，提供了一种行为准则，并帮助维护了瑞典政治的稳定性与廉洁性。  政治誓言的演变在早期现代世界的许多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誓言曾被广泛采用，然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对这些誓言的批评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它们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中被废除，仅作为一种形式上的仪式存在。 研究人员解释说，誓言的衰落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持续影响，官僚化、国家化、信仰化以及后来的世俗化变革了，政治契约的前提条件，推动了隐性忠诚而非明确的忠诚，而英国在这些变革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正如瓦兰斯和琼斯所言，17世纪政治斗争的多次转变，贬低了誓言的作用，在普罗迪对欧洲政治中誓言的开创性研究中，他指出随着英国王室越来越多地利用誓言，来区分对国王忠诚的臣民和潜在的叛乱者，誓言因此失去了其以前的许诺性质。 相反，政治誓言转变为断言性，即确认忠诚而非承诺忠诚，随后，其他更适合确认臣民忠诚的手段取代了誓言，在现存的誓言中，国家取代了上帝成为誓言的核心，使其世俗化，并因此改变了其形而上学的力量。  执行性话语的目的，是在说出来的同时创造所宣称的内容，它们是自我指涉的，通过在句子中加入我发誓这样的措辞，可以将陈述事实变为实际行动，以改变现实。 然而，仅有这样的话语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整个言语情境会影响执行性话语的效力，并且对听众的接受和理解产生影响。  宣称我发誓在舞台上与在加冕典礼上，宣布它有着不同的含义，这种认识导致像沃尔特和劳斯图尔特等学者，在讨论早期现代政治文化中宣誓效果时，强调了宣誓的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誓言的执行力所有的话语都有可能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而变成不合适的话语，根据德里达的观点，奥斯汀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风险的程度，言语行为不仅在被说出时容易出现不合适，而且在之后也可能被重新解释。 实际上，执行性话语的成功程度，永远无法完全达到或保证 ，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德里达的批评表明，在研究执行性话语时，仅仅分析话语发生的执行情境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对该话语的持续重新解释，即它的不确定性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处理的。  而誓言的预期效果是保证陈述的真实性，根据阿甘本的观点，誓言不是通过对宗教和社会的威胁来实现这一点，而是通过将事实陈述转化为执行性话语，将注意力从客体转向主体，即发誓者。 阿甘本关于誓言是什么以及它的作用的复杂理论，旨在解释誓言的执行性力量，但是，通过专注于发誓者，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誓言至少取决于两方，发誓者和接受者。  信任还有两个关键特征，对于理解誓言及其执行性力量至关重要，正如琼斯和霍尔顿所确定的，信任具有规范维度，这使其区别于仅仅对某人的依赖，如果一个人背信弃义，有权责备他。 当信任某人时，会避免采取其他方式，来确保他们未来行为的可靠性，而信任被认为足够可靠，当调查早期现代社会如何使用和评估信言时，这些特征将非常有价值。  信任文字瑞典在16世纪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这段时期始于一系列导致瑞典，与挪威卡尔马联盟破裂的冲突，接着是宗教改革以及两位国王被废黜，这些冲突的一部分原因，导致了加冕典礼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展示政治团结的场合。 在整个16世纪，瑞典举行了多次加冕典礼，包括1528年古斯塔夫一世、1561年埃里克十四世、1569年约翰三世和1594年西吉斯蒙德的加冕典礼，所有这些典礼，都在瑞典的教会中心乌普萨拉大教堂举行。  虽然瑞典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稍显逊色，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缺乏资金，瑞典皇室追求与其他皇室地位相媲美的雄心勃勃。 每次加冕典礼上，庄严的大教堂都会被装饰得华丽动人，贵族和其他阶层代表，都有义务参加这一盛大场合。 誓言在典礼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国王在一场布道之后，穿上加冕长袍，跪在圣经前，手放在上面，庄重地宣读自己的誓言，然后，他会接受皇冠和膏抹，坐上王座，这表明，在国王获得统治权之前，他必须承认自己的责任，因此国王的誓言先于臣民的誓言。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惯例，在加冕仪式上，只有一小部分知名人士亲自向国王宣誓，其他群体则在忠诚仪式上宣读誓言，通常在加冕典礼之后进行。 尽管誓言在加冕典礼中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这些誓言本身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人们很少能找到书面记录的16世纪瑞典宣誓的文献，甚至国王的誓言也无法得知具体内容，只能通过参与加冕典礼的人的记录和报告来推测。 尽管一些历史资料逐渐丢失是部分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情况，并且在法律文件、信件和加冕典礼指南中，很少提到书面誓言，相反，关于誓言的引用，更多地集中于口头传承，这表明在讨论历史角色宣誓时，口头传统比书面文件更为重要。 此外，关于国王的誓言存在几个不同版本，关键词汇之间明显有差异，国王和他的臣民有时对宣誓内容产生分歧，还有国王在不同场合，对自己宣誓内容记忆不同的例子，而古斯塔夫一世的誓言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份简短的誓言被保存下来，写在一张没有签名的纸上，不太引人注目，它与瑞典国家法规定的国王誓言形式不符，而这个法律在那个时期是有效的，它也不符合叛乱者指控古斯塔夫，在加冕后几年宣誓的内容，也与国王自己声称在回应中宣誓的内容不一致。 为了理解这种矛盾，需要仔细关注宣誓这个言语行为本身，尽管它并未被逐字保存，根据加冕仪式指南和报告，口头宣誓似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人们对宣誓的措辞非常关注。 在1561年和1569年的加冕典礼中，记载了埃里克十四世和约翰三世跪在祷告凳上，并在宣誓时一手放在圣经上。 族们也在典礼期间宣誓，同样跪下，并举起右手，用两根伸出的手指指向天空，而在宣誓者的身体动作上，也受到了详细的关注。 根据瑞典的法律规定，国王在即位时应该在圣经上宣誓，并手持圣物，然而，在16世纪的加冕典礼中，似乎取消了使用圣物，这可能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而这个改革开始于古斯塔夫一世登基时期，尽管对宣誓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但仍然保留了向精神力量屈服的氛围。 宣誓者被要求大声、清晰地、毫不犹豫地宣读誓言，他们被安排在房间中央的位置，这样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观察整个过程，因此，旁观者似乎成为典礼的见证人，这一点在后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 参与者主动检查宣誓者的行为并评估其意图，以确保宣誓者显示出可信赖的特质，这一点在1594年西吉斯蒙德国王的加冕典礼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西吉斯蒙德是天主教徒，在瑞典的宗教改革仍未确定结果时继承了王位。 人们开始怀疑他可能会反对改革，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誓言本应成为建立信任的工具，然而，在1594年2月的乌普萨拉加冕典礼上出现了问题，据报道，国王的叔叔卡尔公爵突然从观众中站了起来，打断了典礼。 卡尔公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王在宣誓时没有稳稳地举起手，于是，公爵命令国王在整个宣誓过程中保持手和手指的抬起，并随后重新站回原位。 虽然卡尔公爵打断了典礼，以正确宣誓冠冕誓言，来促进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信任，但实际上他暴露了他对国王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公开质疑西吉斯蒙德的行动和意图。 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在接下来的效忠仪式上继续存在，而卡尔坚持违反传统，要求国王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全部誓言，以便他们了解国王已经做出了哪些承诺，但在西吉斯蒙德短暂的统治期间，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不断加剧。 卡尔反复质疑西吉斯蒙德作为统治者的能力，以及他履行誓言的承诺，在加冕几年后，不信任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叛乱，卡尔推翻了西吉斯蒙德，将王位夺取了自己，而西吉斯蒙德未能履行誓言，再次成为对他提出的主要指控之一。 书面形式的控制在17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是主要的大国，对于誓言的使用，这在这些国家引起了重要的争论，但在瑞典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争论在该国引起了回响。 随着16世纪内部动荡的平息，誓言逐渐被制度化，它们的措辞被固定为书面形式，并保存在档案中供将来使用和参考。 这些誓言经常在加冕典礼上使用，并在战争和叛乱中被提及，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仔细观察时，可以发现对其中某些方面的质疑，虽然不像在英格兰那样显而易见，但它们出现得较早。 有些人可能认为，要求国王通过誓言确认他的统治是多余的，因为大家都已经亲眼见证并体验到，他陛下的言辞一直是稳定而坚决的，就像誓言一样。 贵族们声称国王的誓言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可信赖的，而且贵族们并没有质疑通常情况下誓言的有效性，只是在思考是否有必要向这位特定的国王提出要求。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赞同古斯塔夫的提议，要求国王宣誓，在随后的加冕典礼中，按照现在所称为传统的公式，所有的誓言都被宣读出来，而这个传统事实上是后来虚构出来的。 在1607年的卡尔九世加冕典礼上，誓言的公式在最后一刻进行了修改，因为卡尔废黜了西吉斯蒙德，所以他的加冕典礼主要是为了合法化自己的地位，在一个仍然将他视为非法篡位者的世界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借着成功创造的传统的强大力量，誓言的公式一直保持不变，直到世纪末，然而，在1649年克里斯蒂娜女王加冕前的议会上，再次质疑是否需要国王宣誓，和古斯塔夫一样，克里斯蒂娜也宣誓了誓言。 讨论关于誓言制度化和国王誓言是否多余的观点表明，誓言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加冕的时机，在17世纪，大多数瑞典国王在实际加冕之前，已经统治该国数年，这是由于他们要么还未成年，要么瑞典参与了许多昂贵的战争。 然而，对于誓言角色的变化来说，更为根本的是，它不仅仅是对实际情况的回应，在1650年，议会讨论了，是否让古斯塔夫的仆人宣誓效忠克里斯蒂娜女王，这个指定继承人，但在屈服于传统之前，国家总管布拉赫辩称，誓言毫无意义，他们仍然对国王和祖国忠诚。 在1654年和1675年的加冕议会上，有人建议改变不再适用于现行程序的誓言公式，以免引发伪证，然而，这些建议都被拒绝了，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熟悉新的程序，认为这些变化是不必要的。 逐渐地，誓言与旨在塑造政治关系的过程逐渐脱离，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获得了象征意义，它们不再被视为建立未来纽带的工具，而是确认已经存在的纽带，这种转变并不是在，对过度使用誓言进行激烈辩论之后出现的，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结语瑞典政治誓言作为信任与控制的工具，在1520年至1720年的历史时期对瑞典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誓言帮助构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并通过对官员的约束和激励，维护了政府的廉洁性与稳定性。 虽然现代政治已经以更为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取而代之，但瑞典政治誓言作为一项历史传统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提醒着人们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责任，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将有助于建设更加公正、透明和廉洁的政治体系，并在未来实现更为繁荣和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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