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2年11月，何叔衡（左二）在中央苏区工作情景。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工农检察工作的开展情况。由于受到艰苦的战争环境影响，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地方工农检察机构还不健全，工作人员不固定，主要领导人普遍兼职调动频繁，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监督也还不够，影响了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此，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他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腐化，加强工农检察工作，设立各控告局，规定突击队的组织与工作，但未使这些组织与工作能吸引各群众团体与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因不能收到实际的效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工农检察机关充实了领导力量，加强对地方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领导，建立健全了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实行主要负责人不兼职不轻易调动的原则，并建立起一支专职的检察工作队伍，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建立起群众性的监督组织。 在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方面，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设立了工农通讯员，组建起通讯网。1933年4月13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第3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通讯员要广泛建立起来，凡是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各圩场各村庄，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当地群众团体的人员、机关中的职员、工厂中的工人、农村中的农民、街道中的工人及贫民等好的分子加以委任，来担任通讯员和口头报告”。这些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实际上就是群众监督员，他们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遇有上述机关人员违法失职、贪污浪费、违反政策及侵害群众利益等行为时，“这些工农通讯员把他们本乡本村本屋子本机关本企业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中央的、省的、县的、区的以至乡的工农检察员，工农检察员就能迅速地处理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使每一事件得到正确解决”。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第3号训令还要求突击队也要按照组织纲要，吸收广大工农积极分子参加，“要吸收青年团员、工会会员、少先队员以及其他群众团体的成员，大批地参加突击队”。到1933年12月，又建立起在共青团基层组织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监察组织轻骑队。其组织形式是在地方上，乡成立队，区成立大队，区以上不成立更高的组织；在红军作战队里一般不组织轻骑队，但在诸如兵站、供给部兵工厂、被服厂这些军需后勤部门则要组织轻骑队，它们直属于各该级政治部的领导。轻骑队的任务是，监督、检查苏维埃各机关、企业及合作社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各级轻骑队在组织上受团组织的领导，业务上受工农检察部的领导，它的职责范围只限于揭露、检举和控告，最后的处理权属于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何叔衡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按照毛泽东工农检察“组织与工作能吸引各群众团体与工农积极分子参加”的要求，在中央苏区开创性地建立了以工农检察部门为主，突击队、轻骑队和工农通讯员为配合的监督网络。这个监督网络从苏维埃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离开红色心脏止，大力开展了四项工作。一是严惩腐败，查处大案要案，主要内容为“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反对宣传主义的领导”，目的是“改善和强加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苏维埃成为更坚强有力的来动员领导群众充分地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二是督促苏维埃行政机关正确地贯彻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专门检察委员会，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检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错误，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作风。三是开展法纪检察，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反对“消极怠工”、“放弃职务”、“玩忽政府法令”和徇私舞弊、包庇放纵犯罪分子。四是开展刑事检察和军事检察等。特别是通过开展群众监督与专门检察机构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工农检察委员会下面设立控告局，接受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机关或企业的控告；在群众集中的地方悬挂控告箱，便于群众投递具名意见书；组建由突击队、轻骑队、与工农通讯员等构成的监督网络，赋予工农群众批评、监督、检查和要求撤换、罢免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让民众有权监督和批评苏维埃的机关，及时发现检举揭发各种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并由司法机关予以严惩。正是由于高度重视民主监督的作用，并创造了这诸多的经验，才使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方面清除了贪污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仅1934年头两个月在中央机关就查出了贪污腐败分子43人，送交法庭制裁29人；另一方面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作风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廉政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