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县苏对“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的判决书 十三 由于何叔衡一再不“听话”，招来了“左”倾领导者的打击报复。1933年夏天，何叔衡开始遭受错误的批判和斗争。9月3日的《红色中华报》点名指责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这时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委员会根据“左”倾领导人的意见，提议撤销何叔衡的工农检查部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领导职务。但老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来到云集区委，来到瑞金县委，来到中央政府机关驻地。由于贫农代表的一致请求和瑞金县委、云集区委的共同努力，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委员会撤销了原有的提议。当时中央政府机关总支是属瑞金县云集区委会管辖的，故处分干部要区委、县委表态。 就在这时，有人举报中央政府总务厅和“全苏大会工程处”有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全苏大会工程处”是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亭等纪念建筑物而设立的。这在当时是一项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了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数十万元的资金和物资。中央政府将具体筹建工作交给了总务厅，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整个工程于是年8月动工。中央政府总务厅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全苏大会工程处”是中央政府总务厅具体负责的。这里面关系复杂，势必涉及一些上层实权人物，查，就要担风险，更何况何叔衡正处被批判、斗争的困境中。但何叔衡又当即组织人员对此案进行调查。果然，办案人员刚开展工作，就受到总务厅厅长赵宝成的责难、威胁和抵制。办案人员根据何叔衡的安排，冲破种种障碍，从多种渠道查到了左祥云的犯罪事实，但重大证据仍未掌握。何叔衡亲自面见赵宝成，要求给予配合和支持。赵宝成根本没把何叔衡放在眼里，反问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影响了工程进度谁负责？何叔衡拍案而起：谁敢继续阻挠案情的侦破，工农检查部就以包庇罪对他立案侦查！ 何叔衡向毛泽东汇报了左祥云的部分犯罪事实及赵宝成阻挠办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即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指示扣留左祥云，责令赵宝成配合办案！工农检查部当即采取行动，扣押了左祥云，并把他秘密转移到九堡审讯。失去“保护伞”的左祥云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开始交待问题，承认自己贪污工程款200余元，并检举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和运输队司务长刘兆山，还点出赵宝成的重大贪污浪费问题。 赵宝成，浙江吴兴人，在中央苏区算得上是一名位高权重的实力人物，政治上紧跟“左”倾错误路线。若对他立案侦查，身处逆境的何叔衡势必承受更大风险。办案人员为何叔衡捏着一把汗，何叔衡却坚定地说反腐败关系到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根据地建设的兴衰成败，为了党的事业，就是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他及时将案情向毛泽东、张闻天、项英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中央工农检查部采取紧急措施，分别对赵宝成、徐毅、刘兆山等实行隔离突审。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协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员对总务厅和“全苏大会工程处”的收支账目进行核查，很快查实了赵宝成等人的犯罪事实：赵宝成贪污浪费公款“不下万余元”，徐毅“不下数千元”，“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管永才“贪污公款97元8角”，刘兆山“贪污伙食扣克工钱共大洋69元2角9分”。 正当何叔衡下令对这些贪官实行逮捕的时候，赵宝成狗急跳墙，跑到中央机关将何叔衡告了一状。此时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正处高潮，“左”倾中央领导人正想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排挤、打击和孤立毛泽东。在他们看来，凡是毛泽东主张搞的都是错误的。为此临时中央强令工农检查部停止一切活动，全力投入反“罗明路线”斗争。案犯的亲友、关系网顿时活跃起来，极尽造谣、中伤、施压、威吓之能事。一时间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有人说“何老头子”是别有用心要与中央路线相对抗，有人诬蔑办案人员搞逼供信。原来支持何叔衡的人，此时也认为查办此案时机不成熟。面对种种压力，何叔衡召集工农检查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直言自己的看法：反“罗明路线”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如继续这样搞下去，不用敌人来攻，就会自己搞垮自己；反贪肃腐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不把这些贪官清除掉，我们党的事业就有夭折的危险；查办贪污腐化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打击贪污浪费是我们工农检查部的职责，我是部长，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他要求大家坚决顶住干扰，坚决把案子办到底。 这时，一个意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赵宝成、徐毅乘机与异地关押的左祥云取得联系，买通了瑞金九堡区的看守人员刘良芹、刘良棉兄弟。刘氏兄弟搞到路条和介绍信，准备将左祥云暗护外逃白区。惊获这一消息，何叔衡急派数名年轻的干部纵马追赶，当日晚在赣县江口码头把准备登船的左祥云抓获归案。何叔衡当即下令逮捕了左祥云、赵宝成、徐毅、管永才、刘兆山。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这一处分结论： 赵宝成在厅长任内，无正确预算，不实际考查，几个月间，浪费达三四千元；对总务厅发生的贪污问题也全无觉察，甚至对已发现的贪污犯左祥云，命令他扣留，他也不执行，仅于监视以致逃跑；因工作需要借用群众房子，砍取群众竹木，挖取群众田泥等，许多未征得群众同意，甚至有强迫群众的行为。经人民委员会迭次指示，不能引起赵宝成的注意，实属有负职务，予以撤职处分。 徐毅，作为中央总务厅管理处长，是总务厅浪费和脱离群众事件的直接执行者。当左祥云尚在监视之时，适发现左祥云一重大贪污嫌疑，徐毅得到报告，不但不扣留左祥云，反以管理处长名义与其一同出外工作，使左祥云得以逃跑。不仅如此，经查徐毅还曾擅自放走苦工队3名人犯。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其职务，并拘押讯究。 但由于种种原因，审判大会迟迟得不到召开。后在毛泽东、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共同努力下，于1934年2月13日在沙洲坝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了对左祥云等贪污罪犯的审判大会。2月18日《红色中华》报详细记载了这次审判大会的情况：审判大会“达四五小时之久”，“到庭旁听者达数百人”。大会判决“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6年；赵宝成罚苦工一年；管永才本应监禁一年半，因他因公残废，判半年禁闭，贪污公款追回；刘兆山处以半年禁闭，贪污公款追回。即于当日下午分别执行之”。 查处“全苏大会工程处”贪污案，堪称我党查处的建筑领域反腐“第一大案”。 然而，何叔衡为不听“左”倾中央领导人的话付出了代价。1933年11月12日，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来到中央工农检察部办公室，代表中央宣布：“……由于何叔衡同志在负责检察、司法等项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屡教不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何叔衡同志后任的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部委员的职务，该职务由副部长高自立代理。”宣布之后，谢觉哉回来把经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长叹一声说，这是杀鸡给猴看哪，接下来他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也会被撤掉的。谢觉哉又问毛泽东，何叔衡同志撤职命令宣布了，是否须下撤职令？毛泽东抬头望了他一阵，不说话。谢觉哉还等着他回答，毛泽东忽然起身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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