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公布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 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团总结) （第一六七期 1934年3月27日）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执行中央第二十九号反贪污浪费的命令下，首先在中央一级开展反贪污的检举运动，经过两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 所检举的机关中有中央总务厅，执行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粮食调济局、贸易总局。国家企业，有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军委印刷所、中央合作总社、邮政局、钨矿公司、苏大工程处。群众团体，有工农剧社、互济总会、及斗争委员会等等。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十个，管理科长及科员八个，总务处长三个，司务长四个，采办科长及科员八个，财政处长三人，总务厅长一人，局长三人，所长一个，厂长二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零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苏大会的）金戒子四个。 被检举的处分，根据群众提议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送法庭的一人（总务厅长），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 这一检举运动，发动了中央一级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特别各机关的工农通讯员，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的，更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使反贪污斗争更加开展，同时警觉了某些部门自动的在我们帮助之下，进行反贪污斗争（如贸易局中央合作社），在每次检举中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经过了群众的审判，教育了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这一检举运动中最大的缺点是： 1、在反贪污腐化斗争中，对反浪费斗争的联系与开展的不够，虽然在反贪污中，中央各机关已大大减少费用和人员，消灭一些浪费现象，但还未达到最高度，还没有发动机关人员更热烈的进行消灭浪费的斗争。 2、贪污腐化的发生，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存在，因此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对于反官僚斗争，虽然在一些地方注意到（如总务厅、印刷厂、造币厂等），但没有抓紧这一问题普遍的开展起来。 3、贪污腐化份子，多是消灭怠工份子，而有些是老机会主义者（如徐毅），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如左祥云过去是地方干部学校偷银筷子被开除的，杨桂林过去在安远犯过错误，受到处罚的等等），我们没有立即的警觉的来联系进行，对于消极怠工与阶级异己份子的检举（如土地部的会计是地主，对于工作消极贪污，没有立即检举，到了后来查帐的时候被他逃走了），只形成了简单的反贪污斗争。 4、这些贪污分子的贪污方式，多是以少报多，故意将购买单据失掉无从对帐，以掩盖贪污，还有私造假印与单据（如中央总务厅杨桂林偷木匠店的印子来制造购买的单据），勾结商人暗中打折扣，吞没每次购买退还的余款等等，这是表明我们中央各机关没有建立会计制度，使这些贪污东西便于造假贪污，可是我们在这一检举中，没能着重注意，帮助各处来建立会计制度与转变工作方式。 这些缺点是我们今后检举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些实际教训来开展我们的检举工作。 中央一级的检举贪污的运动，已获有成绩，但这一检举必须继续开展和深入，动员各组织（工会青年团列宁室墙报等）和全体工作人员，由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开展到反浪费消极怠工的斗争，来教育每一工作人员，提高我们的工作速度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进行最高度的节省运动，使苏维埃的一个铜片都是为了发展工作，特别是为了充实战争经费，争取斗争的胜利。 我们要将中央一级的反贪污腐化斗争的经验，运用到各省县区去，广泛的开展检举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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