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3月24日《团结报》“追悼张道平同志特刊”，报头为陈毅所题写。 《团结报》的始末 王 克 《团结报》是抗日战争时期邳睢铜地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1月底，终刊于1945年9月初。 1939年夏，邳睢、铜山两县为了开展宣传工作，出过不定期的油印小报，铜山为《人民报》，是沙合主编的；邳睢为《团结报》，是吴献贤主编的，都是自编自刻自己印发的，经费是自己掏腰包的。《团结报》名称的由来，是从武汉《新华日报》副刊“团结报”移植过来的，意思是，团结战胜一切，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地委决定办报时，定名为《团结报》，通过她来扩大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组织群众来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当时徐州有日伪报纸，睢宁县有国民党的《睢报》，老百姓反映说，敌伪的报纸坏透了，不能看，《睢报》吹大牛，我们不愿看，自己有报纸就好了。当地委召开第一次活动分子大会宣布要办报时，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成和拥护。经过两三个星期的筹备（主要是准备稿子和购买纸张），于1940年1月廿八日在王窝子出版了创刊号。报社这时还没有专门的办报班子，编辑人员都是兼职的（如地委宣传部部长梁浩、地委秘书兼宣传科长吴献贤等），缮写、印刷、发行均由地委油印股的三位同志代办。报纸内容有社论、本地消息，也转载中央公开文件、负责人文章。从编辑到排版，大家都没有经验，完全是凭着革命热情，在不断摸索中前进。这张报纸虽然在编排技术和内容上还需要改进充实，但它讲的是真理；报道的是真人真事，很受群众欢迎，成了当地军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群众非常爱护这张报纸，见了报社的同志无不热情慰问。出版到第十期，由于环境恶化，经费困难，纸张缺乏，稿源不济，有3个月（七八九月）没有能够出版，但报社仍利用有限纸张，翻印了一些传单和学习材料，如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和洛甫（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等，还印发了地委党刊《战斗》供党内学习。 经过一段的摸索前进，报纸工作有了迅速发展。1940年夏秋之间，我华中地区军民粉碎了敌伪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根据地初步巩固了，同时八路军五纵队主力一部回师邳睢铜，反击了顽固派，这个地区形势好转了，在频繁紧张的战斗中，10月10日团结报第一期又与读者见面了。为什么又是一个第一呢？那是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接着算期数，实际应为第十一期，却又出了一个第一期。11月底，原负责灵壁县政府工作的廖量之调任为《团结报》社社长，抗战前他在国统区做过新闻工作，富有办报经验。他到报社后向我们讲述报纸一般应具备的内容，一是社论，要针对现实中心环节问题，立论要严肃理智，文字要简短精炼，要经集体讨论；二是要有电讯，即国内外和本地区的重要新闻；三是地方新闻（党政军民要闻），通讯，地方情况或某一特殊事件的报、特写（对每一特殊新闻或会议的宽纵面描写）；四是专论，转载；五是副刊，分为综合的和专门的两种。 1941年元旦，《团结报》改为石印版，第四版发表了廖量之写的未署名的《今后的本报》一文中说：“本报有自己的特点与优点，这就是（一）在新闻方面，我们采用了批判与集体的编辑方法，并运用通俗的文字，使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系统地了解时事。（二）在地方新闻方面，我们专门设有外勤记者釆访，故新闻尚称迅速灵活，尤其是特别注意反映下层实际活动，更加深了本报与群众的关系。（三）因为我们的志愿是教育邳睢铜的广大群众，担负起邳睢铜的文化主力骨干的任务，故我们报价降低——降到不够纸张费，使穷苦的读者也能得到一份文化食粮。”这篇文章还检讨该报在内容、文字及发行方面的缺点，提出除全社同志继续努力外，要求广大读者给予帮助、批评、建议。报社从此建立了广泛的通讯员网、通讯处、代售处。之前，地委曾派吴献贤负责筹备石印设备，经与吴权卿（吴献贤的四叔，当时是倾向我党的国民党乡长，后为我政权乡长）协商，吴权卿与石印局同股人刘子文（当时参加我邳南政权工作，以后为报社经理）商议，将他们的一套石印设备慷慨让出，地委决定给粮款以示谢意。在石印报纸之初，还出版过《团结》丛书之一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为广大干部和非党人士所喜爱，为以后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吴权卿参与印刷，苗蔚春缮写，苗的字体经苦心钻研独创一格，毛笔仿宋小楷体，清俊优美，读者无不称赞。《团结报》改为石印后，第一版为苗缮写，其它三版为仿苗体。历任缮写员都经过严格训练，方可从事缮写工作。为了指导读报工作，欧远方（当时为编辑，后为主编）发表《怎样研究报纸》一文，刊于1941年12月中旬报纸第四版，指出有的只看标题不看内容，或看了内容不下一番理解的功夫，还有的只喜欢看战报不看社论和文章等毛病。该文除介绍读报常识外，还强调研究报纸要有明确的立场、观点，对于社论、专载和首长的文章要细心的研究与讨论。1942年4月初，报社百期纪念会上，地委负责同志和通讯员及读者发言，都赞扬报社工作，给报社同志很大的勉励和鼓舞。《团结报》之所以办得比较好，决定的因素是地委的领导、关怀和各级党委、通讯员读者的大力支持。会上还奖给积极通讯员刘兄一支大号金星笔。 邳睢铜这块地区是不大的，南北数十里，东西百余里，周围敌伪据点林立，战斗频繁，生活艰苦。1945年7月睢宁解放后，报社人员最多时有40人，1943年3月至9月人员最少时只有5人。《团结报》社在5年多的时间内，除出版报纸440余期外，还出版《团结》丛书、政治学习材料十余种，党刊《战斗》数期和文艺小册子，挂图三种（其中有对开道林纸彩色的苏联西部形势图、西欧第二战场战争形势图，均为欧远方绘制），并为专署文教处负责缮写印刷小学课本、冬学课本，为财粮处印刷粮票、田赋单、税契，为城工部印刷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宣传品等。此外，1942年两次派王克到淮北半城的《拂晓报》社，淮南的《新路东报》社及淮海区购买淮南、淮北、山东出版的政治、文艺读物，帮助筹办邳睢铜文化流动图书室。1943年夏，报社派欧远方赴皖东北参加由范长江主持的华中解放区新闻记者协会会议。这张报纸为四开四版，1941年前为五日刊，1943年3月以前为四日刊，1944年改为三日版。抗战胜利后迁入泗县城与拂晓报社合并。发行地区范围为运河以西、陇海、津浦、海郑路两侧。1944年扩大到峄滕铜邳、宿东等县，油印时期发行500份至2000份，石印时期为2000至3000份。它的发行对象主要是：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并与山东、华中兄弟报纸交换，并由敌工部向有关方面转发赠阅，也有一批个人订阅户。 《团结报》报头字先后更换过4次。1940年有十五期报名为《团结日报》，均为美术体；11月为社长廖量之书写，1941年7月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书写；1943年12月，陈毅军长赴延安途经古邳，于岠山麓赋诗《泗宿道中》时，应请书写了报头。由于陈军长行程路线是保密的，所以在陈军长离开这个地区后，于1944年元旦才换用新的报头。回忆当年每换一次报头题字，正是这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也是报纸不断改进、充实，发行最不断增加的时候。 报社在地委领导下，一面积极办好报纸，一面认真做好驻地群众工作，与驻地群众、基层干部亲如一家，情同骨肉，不论在任何紧张环境下，群众都尽力支持，掩护我们。有时敌人进西村，我们住在东村，却平安无事。每逢重大战斗，报社均派记者赴前线采访。睢宁战役中，欧远方、王克均与突击队一道攻入城内。报社同志由于参加上述实际斗争，学到不少知识。睢宁解放后，报社迁到高楼、钱院墙，筹备改石印为铅印报（睢宁战役缴获一部铅印器材），后迁入泗城，并入拂晓报社。 《团结报》社创办五年多的时间内，曾为报纸写过稿的同志不下千人，在报社先后工作过的同志达百人之多，按年龄计算，老的有60多岁的，小的有十二三岁的，其中有党员40多人，女同志有7人。校籍贯有六省一市十县。1940年当报社处在经费困难时期，土山镇一位姓张的商人不怕危险从敌区购进一批纸张油墨，睢二区民主人士王冰如赠给一部分笔墨，睢六区民主人士魏轶凡为报社刻制玉石质的社印，尤其值得怀念的地委老交通员刘大爷多次不辞辛苦与危险，通过敌区封锁线，将报纸送到皖东北。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有位石印工人高景洲（共产党员，股长）不幸被敌人捕去，虽遭严刑拷打，誓死不屈，惨遭活埋，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会计周建甫为保存一部《团结报》合订本，宁愿受敌人勒索去50块银元，也不承认和交出合订本。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这部合订本可惜找不到了。 《团结报》是地委进行宣传工作的锐利武器，它是邳睢铜人民的喉舌，也是邳睢铜人民生动的教科书，它报导了这块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它反映了党的三大法宝的光辉业绩。（本文选自《徐州党史资料》第六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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