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 北京的风俗文化，经过众多民国文人的渲染，它已经具有了独特的风韵。这跟沿海开放型的口岸城市的气质不太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形容它是沉静的、乐天的、保守的。而中国主流的沿海沿江城市，它们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幻想、冒险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而显然北京不是这样的气质，它迟缓得多，它始终以固定的价值观为它的城市文化基础。所谓的现代性不足，（是指）象征新兴城市繁荣的那些指标，比如商团自治、城市空间、报纸传媒、城市精英甚至底层江湖，在这里都存在，但是都不太鲜明。因此北京的研究就不如上海、汉口、天津甚至成都那样异彩纷呈。大概是首都的意象遮盖了大部分北京自身的特色，因此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一个首善之区，一个稳定灰暗的古城。华南学派的学者刘志伟先生曾经说：“中国的原理不在紫禁城，它就在一个一个所谓的社区里边。”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他的儿子瞿宣颖就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绝不乐意拿高高在上的天坛、正阳门、太和殿这些官方意象来代表整个北京。北京之所以为北京，不仅仅是这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往往更容易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他们可以瞬间地点亮一座古城，让灰暗变成彩色。
2023年雍和宫祈愿法会 北京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边疆民族的文化，它们融入了北京的生活，给城市增添了色彩。钱歌川在《北平夜话》里边观察那些在天桥漂泊的城市底层平民，认为他们具有游牧的遗风，这就跟王府井东郊民巷生活的那些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钱歌川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两个阶层，其实有他们的共同之处。因为城市是巨大的容器，它会用娱乐塑造共同的生活。那么这两类人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媒介进行沟通，他们的习惯如何在接触中逐渐地趋同呢？北京史学者史明正和董玥，他们就注意到了近代出现的北京公园，就是这样的公共场所。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古老而绵长的地带，就是寺庙。据晚清民国统计，北京保有寺庙1700多座。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上不及这儿的零头。出门见庙这种生活习惯，会让百姓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而上述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就是我所写的这个北京新春的风俗“打鬼”，它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这个风俗，原本是藏传佛教的金刚驱魔舞。它具有萨满跳神和印度瑜伽面具舞的渊源，在藏传佛教流行区域，受到民众的热捧。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蒙古地区，无论草原、绿洲、大漠还是城镇，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把看这个金刚驱魔舞视为吉祥，风俗就流淌在边疆人民的血液之中。因为“满蒙一家”的这种清朝皇权政治，驱魔舞也进驻了北京宫廷。它就在黄寺、黑寺、弘仁寺和紫禁城中正殿这几处藏传佛教寺院中上演。而这个风俗进入北京，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政治。
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打鬼 一七四五年，雍和宫建成。乾隆皇帝把这里的驱魔舞改造成了规模盛大的官方盛典，参与的喇嘛等级分明，蒙古王公使臣、文武百官在观看前后都要对皇帝三跪九叩，由此确立了雍和宫宗教中心的地位、中枢权威，具有天生的神圣性。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他们有娱乐自己的方式，人们好奇这些西藏扮相的神灵与鬼怪。于是清中期开始，大家逐渐来围观赶热闹。边疆习惯就逐渐转化为了北京自己的节日。几大藏传佛教寺院也就形成了官民共通的媒介，城市的公共味道，在逐渐地增加。虽然近代北京动荡不安，但百姓依旧喜欢赶热闹。我们看到无论是“直皖大战”“直奉大战”，还是“华北事变”期间，都有数万百姓来凑这个热闹。
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拍摄的雍和宫打鬼 我们知道仪式是官方的、有序的，讲求礼法和等级的。但是，狂欢是全民的、无序的、暂时的。人们在共同的哄笑、共同的逃窜中，获得了心理释放。它是平民，特别是妇女，摆脱日常精神和物质匮乏，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某些文人曾经讥讽“打鬼”，说它无益于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确实，打鬼的儿戏成分，超越了它的消灾解难的这种城市功能，但另一方面，在共同的生活体验中，原本隔离的这些社会群体，因为接触而交融，他们的习惯逐渐汇成一种本地的文化特色。于是，随着官方的这种有序的祈福，变为全民狂欢的打鬼，藏地风俗也就变成了北京自己的新春记忆。由此，北京向内陆边疆打开了它的胸襟，与蒙古、西藏彼此接纳融合，它与口岸城市的现代性就不同了。于是，在文章的结尾，我会说北京即是边疆。更多有趣的故事细节，请大家看我在今年第五期《读书》发表的这一篇《北京的狂欢记忆》，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