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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在梅氏五兄弟中居长，我父亲梅贻宝 （1900—1996）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梅贻琦的弟妹们称他为“五哥”，我称他为“五伯伯”。1989年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客座半年；2005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客座半年，在两地都听到有校友称五伯伯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堂兄弟合影 后排右起：大排行第五的贻琦、三兄、长兄、四兄、六弟贻瑞 前排右起：七弟贻璠、八弟贻琳、九弟贻宝（六弟七弟八弟九弟为梅贻琦同胞）  梅家最后的合影，1949年上海 展开剩余87% 后排左起：贻璠、贻琦、贻琳、贻宝 中排左起：贻宝夫人、贻琳夫人、贻璠夫人 前排左起：贻宝次子祖麟、贻琳女儿祖敬 我出生于1933年，在燕园长大。抗战期间我在上海，父母都到内陆去了。我父亲在成都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我对抗战以前的清华没什么记忆。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陆续回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所在地） ，住在朗润园20号。五伯伯梅校长一家也回到清华大学，住在校长住宅甲所。 1945年， 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父亲在美国，母亲在成都，我在上海。1946年春天，母亲梅倪逢吉从成都飞到上海，跟我团聚。《梅贻琦日记（1941—1946 ）》曾记载：“1946年5月21日……晚饭在九妹处食水饺，逢吉，小二，彬夫妇皆来，亦一家人小聚也。”“九妹”是梅贻玲，在上海任银行职员，我叫她“九姑”，“逢吉”是我母亲，“小二”是我。我有个早亡的哥哥梅祖骥，所以家里小名叫“小二”。祖彬是梅校长的长女，她和她丈夫毛文德当时也在场。  梅贻琦与家人合影 1946 年夏天母亲带我北上，终于到达北平。秋季我入育英中学读高一。《梅贻琦日记（1941—1946 ）》1946年9月15日 记载：“晴热。早八点起，早点后至古月堂看储存各室……遂出至燕京东大地，访陆志韦校长。后至朗润园20号逢吉处午饭，六弟、祖培、赵先舟、钖纯，祖成、祖武、祖麟皆在，亦一小聚也……五点回骑河楼，携祖麟同来，为备晚饭，食后送回校（育英）。”这则日记说，梅校长早上在清华巡视，上午乘车到燕京大学，先到东大地访陆志韦校长，再到朗润园20号逢吉处。朗润园20号是我父亲的住宅，但是父亲当时人不在北平，还在从美国回国途中，所以是“朗润园20号逢吉处”。“六弟”是梅贻瑞，我的六伯伯，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梅祖培是梅贻瑞的次子。陆锡纯是四姑梅贻莹的长子。梅祖成、梅祖武是十伯伯梅贻璠的女儿和儿子。祖成姐当时是燕大的学生。后来她写了 《梅氏五兄弟》（1999），是梅家最翔实的报道。 梅校长有一辆小轿车，是清华大学给校长办公用的。梅校长办事公私分明。校长的座车，校长夫人（我的五伯母）进城购物访友不可以用，所以那时常常可以看到校长夫人坐清华的校车进城。但是如果校长因公进城办事，校长夫人可以搭校长的便车进城。 我9月15日搭梅校长的便车也是按照这个规矩。那时我在育英中学住读。平常周六回家，周日返校；往返都是坐燕京的校车。这回梅校长要到骑河楼（清华在城里的办事处） ，顺便送我回育英。这样坐梅校长的小轿车回育英的经验还有一两次。上了车，五伯伯也不多说话。平常的车到了西直门都要停下来接受检查，清华校长的小轿车到来，站岗的军警都会立正敬礼，挥手放行。  清华大学同仁合影 前排左起：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 后排左起：刘崇 、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琇、沈履 甲所我去过好几次，记忆尤新。一进门有条直的通道，通向后厅的卧房。通道前端有个玻璃柜，里面放了一把日本军刀，是校友孙立人将军所赠。当时日本驻华某部队向孙立人将军投降，指挥官呈上军刀，象征放下武器。孙立人将军把日本军刀送给母校，清华人真是能文能武。右边是会客厅，清华校务委员会就在这里举行。左边是梅校长的书房。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公文，等候校长批示。书房是我们小孩子不许进去的，书桌上的公文更是动不得。 抗战时期，五伯伯在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校内沿用“梅校长”这个称呼。我父亲在成都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熟朋友们竟称梅贻宝为“小梅校长”，以示区别。抗战时期一个梅校长在昆明，另一个梅校长在成都，还容易分辨。抗战胜利后两个梅校长都在北平（我父亲1946 年不再担任校长一职，燕大的校长是陆志韦），这就会造成一些混乱。五伯伯说，在一个宴会上，有位外国朋友对他说：“I know your physics brother too.（我也认识你那位学物理的兄弟。）”其实学物理的是五伯伯，我父亲学的是哲学。 五伯伯曾亲自送给我一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放在我的案头。记得五伯伯给我这张照片时说过：“这张照片是日本照相馆照的，所以照出来的人有点像日本人。”查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1989）147 页：1956年“二月， 国际联教组织在日本开会，先生奉命前往参加，会后由日飞美”。1956年夏天我在麻省剑桥，五伯伯六月带着我赴麻省理工学院去晤朱兰成。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给我的。这次与五伯伯的相聚，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五伯伯了。  梅贻琦先生1956年摄于日本（梅祖麟教授藏） 台湾清华大学出版《梅贻琦日记》时曾约我写个推荐书。我写的是：“我的伯父晚年再度献身清华，悲欢离合尽在不言中。”梅贻琦先生1955年只身赴台定居，策划清华原子炉的建立，再筹划新竹清华大学的建立。当时五伯母、梅祖彬、梅祖杉在美国，梅祖彦、梅祖芬在中国大陆。梅校长置家国之忧于度外，凭着过人的毅力，一定要把原子炉建立起来，为未来的新竹清华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往事，《梅贻琦传稿 》有详细的记载。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观汉博士也曾经特别给我讲解。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也曾在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就读，并于1961年获得硕士学位。更早，西南联大出了两个诺贝尔物理奖（1957 ）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梅校长主持的大学前后总共出了三个诺贝尔奖得主。  1956年9月梅贻琦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研究院原子科学所第一班研究生合影 1989 年秋，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半年，正值1989年12月29日梅校长百龄诞辰。新竹清华大学隆重开会纪念，我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参加。家属代表本来想请梅祖彦。梅祖彦是梅校长的独子，西南联大校友，北京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我1989年夏天在北京见到祖彦，相约十二月在台湾见面。可惜祖彦最终不得成行，家属代表改由梅祖彬 （梅校长的长女） 担任。  196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示意启动核反应堆 2005年秋季，我在北京清华客座半年。清华园内，新建大楼林立。按着清华校园的地图，找到了我要上课的地方，也找到了甲所。甲所虽然已经改为招待所和餐厅，但建筑仍在，名称未变，我欢喜得很。我在甲所住了几晚，又在餐厅招待了朋友。物是人非，思念故人，不胜感慨。 2019 年1月22 日作于纽约 1962年5月19日，“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病房。本文是梅祖麟追怀梅贻琦先生，2019年为《梅贻琦日记》所作。 《梅贻琦日记》 梅贻琦 著 “清华永远的校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率先倡导“通才教育” 生前最后五年间的日记 首次在大陆出版 再现梅贻琦校长献身清华的教育家魅力 由教授到校长，梅贻琦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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