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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银起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其酝酿时间之久，曲折反复之大，在毛泽东一生中几乎没有过。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历史记载和有关事件经历者对这一决策的评价中得以印证。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当天上午，第40军118师全歼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和一个炮兵中队，入朝战争旗开得胜。 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邀请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谈话。谈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时，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 将近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讲起抗美援朝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也足见毛泽东当时做的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 对于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 聂荣臻回忆：“毛主席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主席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 ”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为什么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的两大决策之一呢？ 因为下这个决心，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主权和建设的诸多考虑，又不能不受朝、苏、美等国家态度这些外部因素的制约。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更难的决策。 从1950年10月1日晚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和耐心去说服不同意出兵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遏止美国的侵略战争，增强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胜利的信心，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70多年的和平环境，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目标。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决策出兵时，人们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经济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事实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国内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这也许是包括毛泽东在内，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上。 当今时代，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国经济深刻转型，一方面需要做的决策会更多，另一方面，决策的难度和风险也变得更大。因此，掌握科学的决策艺术对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类决策者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毛泽东抗美援朝这一伟大决策，有很多史料记载和评论文章。在这里，我主要从一个从事决策咨询近20年的专业人士视角，对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的决策艺术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总结，希望能为当代决策者提供一些学习和参考。同时，通过学习和研究，笔者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的决策艺术是一座巨大的智慧宝藏，而笔者下面的总结可能只是“沧海一粟”。 综合权衡，道义第一重大决策是对重大事项的抉择。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往往会牵涉到多个方面、多种因素，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对抗美援朝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决策，当时中央领导主要有三个比较大的“纠结”：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对此，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该如何权衡？到底什么才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些都如千斤重担压在心头，考验着一个大国领袖的智慧和担当。 毫无疑问，在做出抗美援朝决策时，毛泽东考虑了多种因素，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利弊权衡，更想到了各种现实困难，甚至最坏的结果，但毛泽东没有只考虑战争的输赢、只算经济账，“友邻有难，不能不理”这种最朴素、最原始、内心又始终难以割舍的道义情怀成了他很早就决定出兵的首要因素。 他不能忘记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朝鲜人民给予中国共产党无私的“倾国援华”。 仅在解放战争中，四野的156师、164师、166师三个朝鲜师，加上散布在四野的其他朝鲜族将士，总人数超过12万。在3年东北解放战争中，延吉地区（朝鲜族聚居区）牺牲的烈士2912人，其中朝鲜官兵占90%。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时专门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晚，北朝鲜的求援信到达北京。金日成在信中介绍了朝鲜战争的最新形势，并十分焦急的恳求： “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听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动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是啊，面对“革命战友”的请求，如何能“置之不理”！正像10月27日上午，他在和王季范和周世钊谈话时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讲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说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朴素情怀和担当精神。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林彪的考虑，从中可以看出在决策上与毛泽东的差距。作为反对出兵的主要领导人，在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出兵的4点理由，总的意思就是“与美国实力悬殊，打赢的概率很低。万一打不赢，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兵抗美援朝一开始就师出有名，牢牢站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是正义的战争，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抗美援朝期间，广大青年踊跃参军，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前线，担任各种战地勤务，各界人民捐献了可购买3700架飞机的巨款，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运动，为志愿军提供了所需人力、物力支援和巨大精神鼓舞，从而有力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  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30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7月初，美军地面部队入朝，朝鲜上空硝烟四起，乌云密布。这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百废待兴。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朝鲜战争最初阶段，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的发展，估计这场战争将不会轻易结束，极有可能翻转。因为对美国的侵略本质，毛泽东早就有深刻的认识。 随着战场局势的转变，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预料到中国将面临的“唇亡齿寒”的可怕后果。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美国一旦完全占领朝鲜，中国将永无宁日。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为此，毛泽东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未雨绸缪，做出了最坏准备。7月 7 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7月13日，毛泽东审阅并同意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提出将调4个军（即驻扎河南的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以及东北的第42军）、3个炮兵师、 4个高射炮团等部队共约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18日，毛泽东又复电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9月6日，中央军委又决定调中南军区第50军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使东北边防军拥有5个军的编制，从而为出兵朝鲜作了充分的准备。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改东北边防军名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设定底线，抓住时机 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说，“一项有效的决策要符合边界条件，必须足以达成目的”。毛泽东在作出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时，也设定了清晰的边界以及达成目标。 对于抗美援朝，毛泽东早就有明确的“底线”。1950年5月，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详细介绍了朝鲜半岛局势。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一旦朝鲜境内爆发战争，我们打算先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美国如果不干涉你们，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越过三八线，我们一定会打过去。”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9日抵达三八线。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这就明确了中国的底线，即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出兵。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对于抗美援朝决策要达成的目标，毛泽东作出三种设想和相应准备：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二是迫使美国知难而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三是美国对中国宣战，使用其空军轰炸我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国沿海地带，并支持国民党军或蒋美联军进攻大陆。对于这三种可能，毛泽东的战略期望是，以实现第二种可能为基点，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三种可能。 实践证明，因为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底线清晰，目标明确，所以很好地抓住了战机，果断决策，避免夜长梦多，犹豫不决，久拖不决。 2012年基辛格在新作《论中国》一书中，再次高度评价毛主席出兵朝鲜这一决策：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一个刚打完仗还没有喘息的国家，一个武器主要靠缴获的军队居然敢和一支拥有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正面作战。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眼光确实是超越常人的……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对长远考虑、战略方针和心理因素的综合揣度……他绝不会让中国消极地等着挨打，而是要争取主动…… ” 反复开会，统一意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总裁史隆提出和坚守“没有反对意见，就不作任何决策”的原则，被人们广泛称道。 在数十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对于重大决策，毛泽东深知领导班子意见统一的重要，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采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匆忙做作出决策。 在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上，毛泽东尽管较早就有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仍然充分发扬民主，多次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讲出来，逐步完善决策，统一大家思想。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从7月7日到10日这几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多次国防军事会议，研究朝鲜局势。此后，8月4日，9月5日，10月2日、4日、5日、13日、18日，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非常注重开会的宽松氛围，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把各自关心的、担心的问题都讲出来。 10月18日，毛泽东听取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和从东北边防回来的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后，指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讲究策略，事半功倍1950年10月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同志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思想无法统一。毛泽东决定10月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此时，毛泽东考虑到，要尽快统一大家思想，扭转“被动”局面，必须有对自己意见坚定、公开、有影响的支持者，于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彭德怀参加会议。10月4日上午，彭德怀从西安回到北京，下午参加了政治扩大会议，但因为临时参会，没有发言。10月4日的会议，大家的意见依然不统一。 10月5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在下午的会议上，彭德怀态度鲜明地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彭德怀的一番讲话，具有极高的水准。他从国家建设安全的大局入手，对对付美军的战略战术，以及我军的优势都简明扼要的说了出来，打消了一部分人对于战败或者与美军正面交战的顾虑，让很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开始有些动摇。 听到彭德怀的讲话，毛泽东看到与会各位的神情，认为时机成熟，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毛泽东指出：“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们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这样，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看到优势，坚定信心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决策者能不能看到自身的优势至关重要。因为这既是作决策的决心所在，也是最后达成决策目的的信心所在。 在抗美援朝这一艰难决策过程中，除了大家摆出的困难，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还需要面对“统一大家思想、争取苏联支持”等更大的挑战，特别是苏联的态度几次变化，可谓“一波三折、历尽艰难”。但毛泽东最终作做出这一伟大决策，源于他对自身优势的坚定信心。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就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军不仅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经过20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具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经验”。对于中美双方力量对比，毛泽东总结了14个字：“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毛泽东认为，与解放台湾需要渡海作战相比，选择在朝鲜与美国较量，拥有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质支援、最便利的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我们取得苏联间接的帮助。抗美援朝的主战场是陆地战场，作战主要靠陆军，制空权、制海权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地面作战。毛泽东对自己的陆军充满信心，认为陆军同陆军较量，美军不享有绝对优势，志愿军并不处于下风。 政治上有理，抗美援朝，体现人间道义；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获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毛泽东指出：“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实践证明，在重大决策上，一把手要具有高瞻远瞩、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和必胜信心。 追踪实施，实现目标作出决策，只是整个决策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环，是第一步。更多、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后面的实施和执行。因此，领导干部在作出决策后，绝不能就以为万事大吉，当甩手掌柜，而是要追踪实施，并及时给予指导，确保实现决策目标。 毛泽东既是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决策的核心制定者，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在将近3年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朝鲜战场上，对一些重要细节都亲自给予指导。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每天批阅大量材料，前方的电报以及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了解战场情况并加以分析，快速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毛泽东认为，战场上要取胜，初战必胜。这对于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为此，毛泽东提出“要集中4倍于敌人的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大限度歼灭敌人。 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刚开始入朝作战时，毛泽东要求高度保密，“只做不说”，不进行宣传报道，连《参考消息》也不要登。同时，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由于隐蔽工作做的好，麦克阿瑟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所以兵分两路北进。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被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随后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重创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在此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中，毛泽东又总结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零敲牛皮糖”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对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又悉心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封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甚至连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与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毛泽东既是决策者，在一些关键事情和重要环节又有具体、实际、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指导决策实施，真是令人钦佩。 1953年7月25日，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三天，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稿，在电报稿末尾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可见，毛泽东对于重大决策的实施自始至终都不敢有一丝马虎，对细节的重视程度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这真的值得当今的领导干部学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写到这里，本篇文章即将结束。回顾一个时期来的学习研究，笔者深深感受到，抗美援朝伟大决策，不仅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影响最大的决策，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的绝妙之笔，更是最为经典的决策杰作，必将成为人类决策历史上不朽的光辉篇章。 （参考文献资料或出处：《毛泽东年谱》、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军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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