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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7月1日，在铺天盖地的明星八卦中，一则值得我们关注的讣告被大众所忽视。 她是我国首例艾滋病患者的发现人。 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实验室。 她制定了艾滋病诊治国家标准。 她是医生，是教授，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奋斗了整整67年的战士。 她是我国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
如今的我们在面对艾滋病病人，已经不再恐慌，也不会再谈“艾”色变。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艾滋病有了客观正确的认识，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手段，也有了一定的治疗方法。 但是在40多年前，我国对于艾滋病的认知几乎仍是空白。
1985年6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来了一位阿根廷病人。 只见此人面色涨红，并且会时不时地咳嗽几声，看起来十分痛苦。 经医生询问得知，这位病人当时正在中国旅行，就在他从西安返回北京时，突感身体不适，于是前来医院就医。 医生在了解病情后，初步诊断病人是患了急性肺炎，并进行消炎抗菌处理。 但奇怪的是，病人在就诊当天下午，体温突然上升，并伴随着呼吸困难、胸骨及周围疼痛。 情况危急，医院迅速将患者从门诊科转入呼吸科，开始了进一步的治疗，但遗憾的是，病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6月5日，病人体温再次上升，且意识模糊。医生立即对病人进行抢救，但最终，病人还是因呼吸循环衰竭，于6月6日死亡。
病人从入院到死亡的时间过于短暂，引起了当时王爱霞的注意。 在翻阅患者的病史时，王爱霞发现此人在美国定居15年，有同性恋史，并有“卡氏肺囊虫病”。 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五名美国男性正在患有“卡氏肺囊虫病”的第二年，被确诊为“艾滋病”。 同性恋史，曾患有“卡氏肺囊虫病”，王爱霞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认为这个人有可能是艾滋病患者。 王爱霞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明知病毒有着致命传染性，还是挺身而出，进行血清检测。 她从患者留下的血液样本中，分离出血清标本，并亲自检测，结果血清样本中的HIV病毒抗体数值高达59.3，大大超出病毒标准值5。
同时，王爱霞根据患者的信息，想方设法联系到了患者的私人医生。 “他在去年就确诊为艾滋病，合并卡式肺孢子虫病。”医生的话证实了王爱霞的猜测： 艾滋病已经来到了中国。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加重视，我国将会出现更多的艾滋病患者。 为了进一步查明艾滋病的发病过程，王爱霞与同事们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一定要进行尸检。 为此，医院在阿根廷大使馆的帮助下，与患者的伴侣取得了联系，并获取了伴侣的同意。 这次尸检，总共获得病理切片99张，为我国研究艾滋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与医学依据。
尽管对艾滋病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但是王爱霞的担忧还是应验了。 2001年，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报告显示，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成为了艾滋病重灾区。 当时全县十三个乡，其中八个乡的村民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艾滋病，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文楼村，三十多个感染的人群中就有二十多个是文楼村的村民。
1995年前，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我国为了减小感染几率，开始严格控制血液制品进口。同年，王爱霞参与制定的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开始实行。 但随着医院对于血浆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官方的采血机构已经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不少企业开始私自设立采血点。 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也为了逃避监管，不少私企把目光转向了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村，而文楼村正是他们设立的采血点之一。 他们打着有偿献血的旗号，宣称每献一次血就能得到五十块。这对于当时陷于贫困的村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正当村民们沉浸于靠献血致富的美梦时，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起初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突然死去，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生病去世，整个村庄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令人不敢靠近。 但是王爱霞得知此事后却没感到害怕，不顾一切前往文楼村调查。 经过不断地走访调查，王爱霞才得知，文楼村村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贫穷。 村民靠献血生存，但私人采血点的条件极其简陋，注射器相互混用，也不进行消毒，村民在献血的过程中被感染，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给家人，然后又通过母婴传播传染给了孩子。
得知这些后，王爱霞立马开展了有关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宣传，并举办医务人员培训班，进一步加快对村民的救治。 同时，她还告诉村民只要坚持吃药，病情就能得到有效控制，给了陷入绝望的村民活下去的希望。 同年，王爱霞在协和感染内科成立艾滋病诊治中心。 开创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免疫重建及中和诊治的独特方案，使我国艾滋病致死率大幅度下降。
如今的文楼村已经和普通村子没什么区别，村民们都住上了宽敞舒适的大瓦房，开上了小车，过上了简单而又幸福的日子。 二十年过去，我们仍要铭记以王爱霞为代表的一众医护人员，没有当时他们的默默付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回顾王爱霞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她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奉献给了医学事业。 1956年，她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经过数十年的学习后，她积攒了众多经验，成为同期医生中的佼佼者。
1980年，她前往澳大利亚留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 留学归来后，王爱霞的工作逐渐变得忙碌起来，她既是协和医疗委员会主任，又是内科传染组组长、《中国抗感染和化疗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副主编。 同一时期，外国艾滋病患者出现于国内，她开始投身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 截至2017年9月，她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参与主编了《内科疑难病症百例》《现代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现代内科学》等专著，为医学界做出了众多贡献。 她一生致力于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她的防艾事迹感人至深，是大医仁医、大医精诚的典范。
“走到患者身边去，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 这是王爱霞教育学生时经常说的一句话。 提起王爱霞老师，学生们又敬佩、又害怕。 她对待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让学生苦不堪言。 但也正是她的严厉鞭策，让学生们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他们在面对日后的就诊能够得心应手。
如今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副主任李太生，就是王爱霞曾经的得意门生。 上个世纪末，李太生跟随王爱霞投身于艾滋病的研究中。 从第一个艾滋病专科护士、第一个艾滋病专科硕士开始，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研究团队。 在参与者的不懈努力下，21世纪初，李太生领头的艾滋病研究团队取得了众多成果。
王爱霞教授是众多医生中的杰出代表。她的一生是践行“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的一生。 斯人已去，音容犹在。 王爱霞教授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她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深切缅怀尊敬的王爱霞教授。 ✎作者：婉笙。每晚九点半，我在这里等你，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梳理成恬淡与浪漫。公众号：顾清临（ID：Gu-Qing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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