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瞰万里广，卧云做闲人。 --《暮日》 有朋友在网上揭开“美元新衣”：美国是怎么给美元开光的？所谓开光嘛，无非就是一种加持，而给美元开光，就是给一张纸赋予更多的信心，甚至是信仰。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一年的收入还利息都不一定够。 可美元还在坚挺。那不是因为国内仍有众人宁愿做他们的信徒。美国如今没有完整的生产链，也不是能源国，空有资本和信息技术概念，如果不是这些人扛着，美元帝国还能如此悍然挺立。可惜，真实的世界利益牵扯根深庞杂，就这样众生颠倒。 还有人称，美国其实不是民主国，而是共和国。但我们看连木偶似的拜登都能当总统，这足以证明其总统和两党制是虚设，背后财团寡头才是实权。好一个“共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A是错的，那么不管B是不是错的，A都是错的。这个公式同样可以套用在美中、美俄。进一步地，凡赞同A的，都与A是同类型，那么，他们就没必要以所谓更正义的理由去要求B。因为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再讨论“美元”的信仰。实质上，对“钱”的信仰是被塑造起来的，并不是本来如此。只是经过长期物欲刺激与价值观念灌输下，如今信仰它的人太多，钱才成了主宰一切的“神”。美元更是升级版的国际“钱神”。但另一面，对于那些物欲很弱的人，钱更多是一种生活的基本工具。在丰衣足食以外，过多的钱过分的虚名都是虚妄。他们更多注重价值和意义，希望能为人类做些有益的事。 这说明，钱，从其本质，乃系物物交换的媒介而已。也就是，它本来是一种工具，承担社会活动中物质交换之媒介的功能。后来为何“钱”脱离它的本质而成为主宰一切的“神”了呢？还得从剩余价值说起。 剩余价值的产生，意味着私有制的建立。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无不是这种剩余价值以不同的社会体制呈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其核心是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人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同的是，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个阶段是奴隶主，一个阶段是帝王君主，工业文明以后是资产阶级。这是由剩余价值占有者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最终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革私有制的命，是将少数人占有的剩余价值平分给人民大众，让钱回归到其本质——作为媒介用于物物交换。将对美元或者钱的信仰打碎。这分明是一条正义之路，将人性引向为社会为众生谋福祉的光明大道，却为何阻力那么大，有一种玉石俱毁的动荡？我想，关键原因在于，这不止要人性之私作斗争，更跟历代私有制的文明根蒂作斗争。相当于掀过去人类野蛮文明的底。这，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敢于挑战。 时至今日，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经新自由主义包装后，这种“剩余价值占有的模式”已经变得格外好看。除了洗脑式的思想灌输，自由市场还假借营销之手，让各行各类物品加速地脱离其本体（如其本来功能的物质）向资本所期望的、代表更多钱的方向发展。也即是，从政治层面，营销是资本使钱脱离其本体向钱神迈进的社会化手段，让社会大众为之迷恋，为之疯狂，为之买单。这让人们都以为，要挣更多钱，要买更多东西，反过来，为了买更多东西，去挣更多钱。 就这样，钱，在一条不断被吹嘘的循环链上，完成了它的蜕变。可以说，放任市场自由化与私有制（剩余价值由少数人占有）是互为表里。而由毛主席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是让人回归人之本体，生产回到生产本体，货币回归货币本体。人人平等劳动，共同分配，共同抵达进步与富裕。这才是光明的人类社会。伟人，是那光明社会的领路者。 原本他已经做足了探索。1958-1961年算是他真正意义上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哪怕试错了再纠正。这些实践经验都在为他后续有机会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了重要基础。1961年底到次年初，他曾带领他的主要队员组织读书会，计划着手这一项庞大的理论工程。倘若真成功了，意义将不可估量。 我们要知道，在1966年以前，伟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已经有了非常深刻而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他说，办人民公社是要人人当家做主，不搞家长制，但不是不要家庭。要有自留地，允许家庭副业。人民公社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工业公有制，否则工业品卖给谁。一旦包产到户，两极分化快得很。 他还说，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不要搞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也要重视商品经济。交换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扩大内部的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诸如此类观点，如今依然十分适用。可是已经70高龄的他老了，要构建这项大工程，显得力不从心。且有人等不及了。没有适应新形势的理论体系，也再无法朝着他希望的光明大道发展了。 他曾担忧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与敌对分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者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已让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加上国际资产阶级敌对力量也逐步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和平演变”的主要战场或者突破口选在了意识形态领域。他在1963年就给我们警示：“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生剧变，面对新形势新矛盾的发展，伟人原来的理论框架显然不够用了。这导致他无法及时解释许多新问题，更难从更高的角度去教育和说服他的团队，取得共识。可以说，晚年的伟人最大的“缺憾”，除了对人性过分乐观，相信人人都能通过思想改造做到大公无私，尚未来得及系统梳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理论。 从历史经验可知，只要理论到位，理论又是建立在全面的社会调研基础上的，那么革命或实践的经验就会从零到一，从不会到会，从乱到正，引向光明的大道。这期间就像土地革命运动。相反，如果理论滞后，就很可能跟不上形势，难以疏导，而出乱子。这期间就像伟人的最后十年。这前后的差异，并不是他的智慧不如从前，而是理论的缺陷。 不得不说，这是他的遗志。 我们，作为晚辈学生，能做到吗？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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