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争，从来没有让女性走开。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途中，女红军和男红军一样，翻越过气候恶劣的雪山，穿行过泥淖遍布的草地，横跨过惊涛骇浪的激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缺粮时，她们吃野菜、啃树皮；生病了，缺医少药，她们就咬着牙、忍着痛；战斗时，她们无畏牺牲。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这些女红军中，有母亲，也有妻子；有年轻力壮的姑娘，也有刚刚懂事的女孩。但她们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红军战士；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勇敢前行。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才11岁。11岁，本是一个依偎父母、入学求知的年纪，但王新兰却用稚嫩的双脚，随同大部队到达陕北。罗炳辉的妻子张明秀，是中央红军中唯一的缠足女性，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用一双小脚走完了长征。而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8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写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的红军女战士超过三千人，曾经一度由妇女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她们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农民家庭，为了挣脱受剥削受凌辱的命运，而选择加入红军。这些饱受磨难的女儿家，或组成战场运输队，在陡峭山林中翻山涉水送枪支弹药、运物资补给；或组成战场救护队，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当需要冲锋陷阵时，她们更是奋勇杀敌、宁死不屈。腊子口战役，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面对土司骑兵的袭击，连长向翠花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领一个排掩护伤病员，副连长谭怀明带领剩余战士迎击土司骑兵。谭怀明背着钢刀、举着步枪，冲在最前面。她大声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土司的骑兵、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彪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女战士扭打一团，双方展开了白刃战，谭怀明光洁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汹涌而出。随后，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左肋骨被砍断。谭怀明，这个生在江南、面容清秀的女红军，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腊子口战役，妇女团一营一连的近百名官兵中，七十多人阵亡。 长征途中，红军既要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斗争，也要与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较量。相比于男红军，有的女红军还要面临遗弃幼子之困境、骨肉分离之痛楚，那份人性的炙烤、亲情的别离，如今忆起，依然悲戚伤感、荡气回肠。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训令。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不准带走。获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只得忍痛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照看。这个小男孩，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重新使母亲欢愉起来的天使。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也留下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深深爱恋和无限牵挂。然而从那时起直至贺子珍忧伤离世，她再也没见过这个孩子。 那些长征途中降临的小生命，同样面临着被舍弃的命运，或送给老乡，或遗弃山野。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翻越老山界时临产，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找来一把枯草，然后团团围住曾玉。就这样，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婴儿降生在了一把枯草上。婴儿哭声响亮，紧闭的双眼还来不及睁开，母亲就要离她而去了，任她哭嚎，任她悲鸣。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当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26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她被抬到路边一个草棚里，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但陈慧清却因难产而痛得满地打滚。紧急时刻，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了过来：“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住多长时间！”三十九团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年近五十的老红军董必武在一张纸上恳切地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然后，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硝烟弥漫的路边……这些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母亲，但同时她们也是伟大的母亲、英雄的母亲。 长征，因为有女红军的存在，多了几份亮色，也添了几份悲壮。很多女英雄们，把自己稚嫩的身躯和伟大的精神，默默融入了雪山、融入了草地、融入了征途。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缅怀先烈，应该记住她们，记住她们历尽的艰辛，记住她们遭受的痛楚，记住她们无畏的牺牲，记住她们书写的传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不忘初心，才能在继续前进的征程上经受考验、战胜挑战、续写辉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