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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在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中，有着“小诸葛”美誉的著名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就军事才华而言，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少有的几位军事将领之一。为此，毛泽东在稳操反蒋爱国战争的胜券时，用尽了一切可用的办法来挽留这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大员，并许诺给他带60万大军，当个大统领，但他选择了战争，最后兵败大陆而去了台湾。 公元1949年4月3日凌晨4时，毛泽东在北京西郊香山双清别墅的临时寓所依然灯火通明。此时，他正专心接见某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派来的“和平使者”。他们彼此你来我往谈了许许多多……中心内容就是在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的：“此公不是爱带军队吗？将来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国防军，给他带个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领，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乍看来,两兵交战，毛泽东此举意在策反对方，而此时毛泽东已稳操这场战争的胜券，这样做是为什么？历史真相又是什么呢？ 被自己的同僚称为“小诸葛”，被他打怕了的日本侵略者称其为“战神”，被蒋介石的美军顾问称为“中国最懂军事的人”，此公是何人? 此公就是新桂系的创始人之一，官拜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长、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部”总司令，衔至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的白崇禧将军。 正文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 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他自14岁起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先后在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深造。毋庸置疑，这一切为白崇禧后来具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6年底，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少尉官，次年升至连长。1921—1922年间，当时均在旧桂系军阀陆荣廷集团中任中下级军官的白崇禧、黄绍竑等，在百色脱离陆荣廷集团，投靠孙中山，结果遭陆荣廷残部猛烈的围攻而失败。白崇禧因伤赴广州治疗，部队由黄绍竑带领投靠了正在云南六万大山中“落草”的李宗仁。 1924年夏，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和白崇禧、黄绍竑的“讨贼军”会攻陆荣廷驻桂南的部队，拉开了新桂系统一广西的战幕。6月25日，两支大军合力攻占省会南宁，7月9日，“定桂”、“讨贼”两军在南宁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随后，联军实际上是在白崇禧指挥下，左冲右杀，先后在桂东、桂北、桂南、桂西击败了沈鸿英所部和陆荣廷集团残部，再挥师向西赶走了犯桂的滇军唐继尧部约5万多人，于1925年春统一广西全境，新桂系集团也宣告成立。由于在统一广西的诸多作战中，白崇禧已施展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华，指挥劣势的“定桂”和“讨贼”联军，逐一击败各个强大的对手，因此被黄绍竑赠以“神机妙算小诸葛”的美名。  国民党军四星上将白崇禧 1926年初，新桂系集团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广东国民政府领导，两广统一。是年秋，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次长，随总司令蒋介石一起指挥国民革命军北伐，他先以前敌总指挥身份在两湖战场指挥北伐军打败赵恒惕、吴佩孚，攻夺长沙、武汉。又奉蒋介石调遣入江西战场追歼孙传芳。稍后再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攻克杭、沪，并就职上海警备司令。期间，白崇禧为虎作伥，严格执行了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个共党漏网”的命令，在上海首先发动“清党”，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起义武装。 1927年8月11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内派系纷争而辞职下野，造成国民党军的指挥混乱。以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军指挥大权，其间，一息尚存的北洋军阀巨头之一孙传芳乘势调兵遣将进攻南京、上海，白崇禧与李宗仁鼎力合作，巧妙地把握战机，灵活运用兵力，大败孙传芳，基本上消灭了孙传芳的军阀势力。这就是著名的龙潭战役。是役非但使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名声大震，而且还向蒋介石表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1927年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代唐生智”，白崇禧亲任西征军前敌总指挥。11月初，白崇禧攻夺武汉，唐生智通电下野出国，余部退守湖南。次年1月5日，南京政府任白崇禧为总指挥，进攻湖南，唐部大败，白崇禧率部占领长沙，新桂系的势力也随之伸至两湖地区。2月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北伐，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军队编为第四集团军，进占华北。至此，白崇禧部进驻华北，黄绍竑部占有广西，李宗仁率桂系主力曙于军事重镇武汉，加之与桂系关系甚密的李济深控制着广东，使新桂系势力首次膨胀至巅峰时期。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和不能接受的。  蒋桂战争 1929年2月至6月，蒋桂两系因争夺湖南而兵戎相见，揭开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的第一页。蒋桂战争爆发前夕，白崇禧始坐镇北平。3月20日，蒋介石派唐生智携巨款去河北，收买白崇禧改编的旧部，唐旧部李品仙等发通电讨白崇禧。白崇禧无奈，弃众由天津南下经香港潜回广西。26日，蒋桂战争全面爆发，李宗仁也很快兵败武汉，只身逃回广西。5月16日，李、白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并分任南路正副总司令，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呼应，联合反蒋。6月30日再败，双双逃亡香港，流落海外。新桂系自创立以来首次遭受到重大挫折。 同年9月至10月间，白崇禧等新桂系首脑乘蒋介石忙于应付蒋、冯中原之战，相继回到广西，重新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 1930年4月，冯、阎联合反蒋，新桂系集团和第四军张发奎部在两广响应，决定全力出湘，企图攻夺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桂、张军入湘后，蒋介石一面令陈济棠派粤军入湘堵击，一面又令滇军的龙云部袭击南宁。桂、张军在衡阳被粤军所败，退回广西。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汤山，导致拥胡的陈济棠反蒋。 5月，桂系与粤军联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广州组府后，决定恢复“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番号，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坐镇广西，大事请示在广州的李宗仁，具体工作由他决定，实际上是由白崇禧一人治理广西。 1936年6月1日，新桂系集团与广东陈济棠集团联合通电抗日反蒋，史称“两广事变”，白崇禧曾指挥桂家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剑拔弩张，后事变和平解决，才得以平息干戈。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之职，参与制定全国军民抗日作战计划，协助蒋介石指挥全国抗战。对此，日本国内报界惊呼：“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抗战中，白崇禧再次施展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作为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不但参与制定过许多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协助各战略区指挥员指挥作战，而且往往在战场形势危难之际，出现在弥漫着硝烟战火的第一线，亲自组织部队作战。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就是在他的协助下，李宗仁将军率第五战区官兵取得的。他亲自指挥或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有：武汉会战（任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南会战（任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等等，面对这辉煌的战绩，无怪乎敌手日本人也不禁赞叹他为“战神”。此外，在抗日战争中，他奉蒋介石之命，伙同何应钦等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腥屠杀了万余抗日的新四军将士。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6年6月1日，白崇禧升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他参与了蒋介石的内战策划，并率部与解放军拼杀到最后一兵一卒。1949年12月，新桂系几十万大军，被毛泽东亲自设计的战略战术、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歼灭，白崇禧只带了几个随从退到台北。在这场“裁乱”战争中，白崇禧这个被美国军事顾问团称为“中国最懂军事的人”而被毛泽东列为甲级战犯。 毛泽东割据湘赣边界称：“可以利用蒋桂战争发展自己。”白崇禧经营广西,称：“朱毛存我存，朱毛亡我亡。”毛泽东和这位与自己同年所生的桂系军阀首脑、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之间的不解之缘，从他割据井冈山、创立红军时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白崇禧同属近代人，然而他们却有本质的不同。白崇禧出身行武，纯军事学校的科班生，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如同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蒙哥马利、美国的马汉、俄国的朱可夫等。少年时仅当过一年列兵的毛泽东则完全凭着自己对军事的悟性，在战争实践中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军事理论家和实践家。. 1927年4月至7月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因国民党右派势力背叛而破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捕杀。8月7日，当时还被瞿秋白称为“农民运动王”、历史上仅在新军里当过一年列兵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作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他大声疾呼：“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会上当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决定让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则答道：“我决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了举世闻名的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子”。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果然把起义部队带到了湖南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区，做起了一个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毛泽东一进入井冈山便展示了他过去未为人知的超凡的军事才能。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起义部队，带着部队边退边整顿，初步摸索出一套新型人民军队建军、作战原则，而且统一并改造了井冈山中早就存在的两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绿林武装（王佐、袁文才部）。  井冈山会师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统率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师，两支精锐武装聚到了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边建军，边打仗，边发动群众，边建设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地方军连续5次的“进剿”、“会剿”，部队由原来的两个团发展成6个团，约6000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3个全县、两个县的大部、两个县的小部，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就在毛泽东从1927年10月下旬开始在井冈山区实行武装割据时，白崇禧正率领桂系军阀发动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湖南、江西两省军阀势力也被拖入了这场战争，在井冈山地区仅有战斗力很弱的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毛泽东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遂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扩大红军力量。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对他的指战员们讲：“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之中。”毛泽东断言一场新军阀间的混战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未来爆发的蒋桂战争乃至其他军阀间的战争，将为中共创立的农村武装割据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1928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到1930年10月新军阀间大规模战争停止，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1929年秋，毛泽东欣喜之余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到1930年夏，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11个军共4万余人，根据地面积已达30余县，根据地的范围“由南丰到永新，由寻鸟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 而与此相反的是，自1928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以来，新桂系苦心征战夺取的地盘全部丧失，军队大败，连起家之地广西也为蒋介石夺占，白崇禧、李宗仁流亡海外，生死不明。1930年以后，白崇禧总结了在与蒋介石苦斗中的经验教训，不再单枪匹马地于了，他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起来，与蒋介石对抗，两广对蒋介石的半独立状态一直保持到1936年。其间因陈济棠与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有秘密的停战协定，作为两广联盟之一的桂系集团也颇受益。 陈济棠，字伯南；1890年2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的一个富裕乡绅之家。17岁进防城小学读书。后转入警察讲习所。毕业后考人黄埔陆军小学，在校时由老师邓铿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后又考入陆军速成学堂，从此陈济棠步入军人生涯。1913年毕业后到护国军第六军当排长，由于天生机敏，加之勇猛，陈济棠在旧军阀混战中显露军事才华，很快由排长升至营长、旅长。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成立国民革命军时，他已为第四军第一师师长。此后，他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反共，1927年4月，陈济棠所在的广东与蒋介石统治下的江、浙地区同时“清党”反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境内时，陈济棠倾力助蒋。战后，蒋介石升他为第四军军长。1929年蒋介石开始编遣军队，陈济棠为编遣特派员，整编两广部队，继李济深之后为第二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成为两广举足轻重的人物，号称“南天王”。1931-1935年，蒋介石组织各路大军连续“围剿”中央苏区红军，陈济棠奉蒋介石命令在南线作战。陈济棠部在第一、二、三次“围剿”作战中从未遭红军的打击，气焰较为嚣张。1932年5月，陈济棠当上了蒋介石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后，令手下干将余汉谋率粤军19个团大举侵入中央苏区赣南，结果在南雄、水口地区被红军主力第三、五军团（后来第一军团也来增援）.击败，陈济棠部全被赶出赣南。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陈济棠开始逐渐醒悟。193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解除封锁，互相往来；（3)互通情报；（4）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5）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双方都忠实履行了达成的协议。红军长征初期所以能顺利通过第一道至第三道封锁线，与此秘密协定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协定很快也被桂系知道了，并影响了白崇禧对“朱毛”红军的态度。  1934年夏，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最高指挥层，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屡屡失利，人力物力消耗很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中国南方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被迫下令进行长征，在经过桂北时，蒋、桂间的矛盾为红军留出了一条“生路”。 1934年1月10日，白崇禧接到蒋介石要桂军在湘江协同何键堵击红军的电令之后，立即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白崇禧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其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毛泽东立足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两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便在此久留。故白崇禧分析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此立足。况且“朱毛”红军有10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两个军、5个师、16个团共2万人，以2万人去堵10万人，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天下。  于是他得出结论：“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为达此目的，白崇禧为桂军制定了如下作战方案：“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待红军过境时，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给红军通过，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待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送一程。”他认为桂军这样做，“一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广西来，三则可以促使红军过境时快走”。 桂系在研究好对策后，于11月15日电告何键，表示“协力堵剿”。此时白崇禧潜伏在“中央军”的情报人员——上海的王建平（广西平乐人）发来密电，王建平与白崇禧为保定陆校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已隐入蒋军参与机要，不断为白崇禧搜集蒋介石的情报。密电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桂北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人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得此电报，即派飞机对蒋军进行侦察，进一步核实情况，结果发现蒋军以包围形势与红军保持二日行程，停止不前，且连续7日均是这样。 白崇禧发现蒋介石这一阴谋后，愤然地对他的部下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挡不住，就放开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11月22日，白崇禧便下达桂军撤离湘江防线，移驻龙虎关的命令；主要内容是：灌阳至兴安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严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要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40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朱毛”红军主力正是在这个让出的通道里，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湘桂边境的灌阳、兴安关、文市、石塘，沿桂北直趋贵州，跳出了蒋介石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不过红军也因没有百分之百把握住这个机会，在湘江两岸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何键的湘军血战一周，红军的第一、三军团在西岸，第五军团在东岸用血肉之躯，为军委纵队过江架起了生命之桥，数万战死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整个湘江。战斗最惨烈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差点当了俘虏，湘军刘建绪部的1个营摸到了林彪的军团指挥部，结果军团政委聂荣臻组织警卫排对敌进行反击，才掩护林彪安全脱险。 红军过了桂北进入贵州后，毛泽东又回到红军的最高指挥位置上，疲于奔命的红军终于摆脱了蒋介石近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经艰辛，到达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陕甘宁边区。白崇禧的反蒋和毛泽东的反蒋，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毕竟两人都是战略家，虽然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但从纯军事而言，在对付蒋介石上，是有共同点可求的。 首度交兵大别山，毛称：“我军应避开桂系，专打蒋系、滇系。”白自我吹嘘：“我打败了毛的第一悍将刘伯承。”1945年9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战胜利，举国思安，热切盼望能够和平建国。1946 年夏，当时最有资本发动内战，并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的蒋介石，再一次把已经饱经创伤的中国人民拖入了长达四年的战乱之中。当时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积极参与并投身了这场战争，蒋介石称这场战争为“乱战争”，毛泽东称这场战争为争取中华民族彻底独立解放的“解放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并没有按着信奉“势力决定论”的中外军事家们所预想的进程去发展，蒋介石也没能充分利用好美国主子给他的强大的军事援助，凭借其优势的陆、海、空军，达成其战前向美国及一切支持他打内战的西方列强允诺的要“三至六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军和解放区”的战略目标. 相反，战争才打了一年，蒋介石的败相已出。随着国民党军迭遭败绩，大量被歼，加之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各级官僚腐败堕落，搞得政治上不得人心，经济上危机四伏。到1947年夏季，战争刚过一年，国民党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已急剧转化，因无法再抽调兵力去参与战略进攻，而被迫转入战略守势。毛泽东对蒋介石政府所面临的此种形势称道：“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正式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打仗就好比上山，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山顶，马上就要下山了。这山可要下好。 1947年5、6月间，毛泽东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决心不待蒋介石的战略进攻被全部粉碎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直捣蒋介石的大后方和战略中心——南京、江西、武汉。  担负此次战略挺进中原主要突击任务的就是刘伯承、邓小平。刘伯承从南昌起义开始就是我军的参谋长，不仅能征而且善战。邓小平，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政治上过硬的人。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部署任务时，特别放心地讲，过了黄河后视情况发展，见机决断，不用事事请示中央。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10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南渡黄河，发起鲁南战役，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南，刘邓大军如风卷残云般的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国民党军守河部队9个半旅。于8月中旬突然又向南越过陇海路，穿过遍地泥沼的黄泛区，在国民党军重兵的围堵下，抢渡沙河、汝河、准河，于8月下旬完成毛泽东赋予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并开始肃清民团、发动群众，重建中原根据地的工作。 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俗语称：“谁控制了中原，谁就能控制中国。”地处中原的大别山，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西到平汉路，东至淮南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山脉成东西走向，南北皆为平原，人口约1200余万。毛泽东派刘邓10万大军突然直人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其根本目的在于夺占这一地区，并依托该区，向北瞰制中原，向东威逼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向西可控制武汉，为人民解放军将来进军江南再建中原战略基地。蒋介石卧榻之旁岂容刘邓10万大军存在，9月上旬，蒋介石即先以其追堵部队23个旅的兵力，跟进大别山，企图乘刘邓立足未稳，寻歼解放军或将解放军驱逐出大别山，使刘邓大军不能在大别山生根。结果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的方针，经过近两个多月的作战，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而且解放县城24座，建立了33个县政府，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并开始生根。  刘邓10万大军在大别山生根，并开始威胁南京、武汉及长江交通，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震动。蒋介石旋于11月27日命熟悉大别山地区情况、主管华中军事事务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接管豫、鄂、皖、赣、湘5省的军政大权，在靠近大别山区的九江城，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又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抽调10个旅兵力，加之在大别山作战的23个旅，共33个旅47万大军，以“总力战”战法，集中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以将刘邓大军消灭或者驱逐出大别山。蒋介石在给白崇禧及即将派往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官训话中称：“这次作战，非常重要，刘伯承的部队是我们的重要敌人，只要把这一股共军消灭，其他便微不足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白崇禧就任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之职，揭开了他与毛泽东间的真正的军事对抗。 在蒋介石下令成立九江指挥部的第二天，即11月28日，白宗禧便由南京偕同整编第二十五师中将师长黄百韬乘专车经蚌埠至淮南铁路，转乘汽车前来合肥，当晚，便于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的公馆内，主持召集参加大别山作战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会议开始，白崇禧便以不可一世的口气说：“为了确保首都南京和武汉的安全，须向进入大别山之解放军进攻，就目前九江指挥部所指挥的部队有张淦兵团（后改称第三兵团），李良荣整编第二十三军，张轸部，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谭何易整编第四十六师，另有空军第四军区罗机驻在汉口之空军，还有一部分海军在长江巡逻，从军事力量对比，大大优于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解放军。” “我们作战计划，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寻找解放军的主力与之决战，务必将解放军压迫于立煌（今安徽省金寨县）、商城等地区而聚歼之。”依此方针，白崇禧又就各军、师的行动作了详细部署： （1）以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率领第七军协同整编第二十三军军长李良荣率领的整编第二十八师，由黄梅经黄山、罗田向立煌方向推进。 （2）以第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夏威指挥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附青年军第二二师第二旅）由潜山经余家井、水吼岭，首先攻下岳西，然后向立煌方向推进。 （3）以张光玮整编第四十八师由六安南部之毛坦厂直接攻占霍山，然后经诸佛庵向立煌推进。 （4）以谭何易整编第四十六师控制于六安、合肥，为总预备队。 最后，白崇禧命令各位将领即刻归队，准备“围剿”事务，并于12月初，全面展开对刘邓解放军的“围剿”。白崇禧次日便又返南京，接着乘飞机飞抵九江，坐镇指挥。 大别山地区是新桂系多年盘踞之战略要地，新桂系自抗战初期便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苦心经营，可以说这是仅次于桂系老巢广西的第二片较为坚固的地盘。因此，毛泽东派刘邓10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不仅仅打乱了蒋介石整体的“戡乱”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刘邓10万大军此举，打痛了新桂系集团。这可是事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此就不难理解白崇禧在接到蒋介石的任命后，为何不顾鞍马劳顿，雷厉风行赴战区召集会议，部署“追剿”刘邓大军的良苦用心了。 得知白崇禧亲自挂帅指挥国民党军“围剿”刘邓大军之后，毛泽东的心事一下子沉重起来，这在他发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等爱将的电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称：“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是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 毛泽东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一，刘邓大军进大别山以来所取得的胜利，一方面是利用了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还没有完全搞清解放军的真正意图。蒋介石先认为刘邓大军的进攻行动是北渡黄河不成而“南窜”的，遂仅以为数不多的杂牌部队，尾随刘邓大军南进，欲消灭刘邓大军于黄泛区。当刘邓大军长驱直入大别山中之后，蒋介石方看出毛泽东此举的用意，忙乱之中拼凑 23个旅的各系军队，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跟进大别山，企图乘刘邓立足未稳而歼灭之。在这种情况下，分兵多路来犯的国民党军反而成了立足未稳之敌，被极善于游击运动战的刘邓大军打得如丈二和尚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在解放军进入大别山的一系列作战中，刘邓大军完全遵照毛泽东关于“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的指示，确定了避开桂系或以小股部队牵制桂系，集中力量专打战斗力较弱的滇军、“中央军”这一方针。因此，前两个月的作战虽然基本上实现了战略展开的目的，并初步建立了根据地，但真正的硬仗、恶仗还没有开始，能否最后打败白崇禧指挥40万大军的围攻，站稳大别山，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二，大别山区是桂系的势力范围，白崇禧及其指挥下的桂军，必将全力同刘邓解放军作战。白崇禧的指挥作战能力早就闻名海内外，指挥的部队也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桂系看家军，且在军队的数量上、装备上、军事补给上远远优于刘邓解放军。纵使毛泽东的两位爱将有三头六臂，也很难在对付白崇禧的围攻中占到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 其三，中原的得失也事关蒋介石政府的前途和命运，蒋介石必倾力相助，白崇禧让老蒋出人，蒋肯定会出人，让老蒋出枪，蒋也自然会照数追加。围攻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中仅蒋介石的嫡系就占一半以上。 鉴于大别山严重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要求“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即“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又增调了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到大别山来，还派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 11月27日，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将军率第十二纵队先期到达大别山，与刘邓会合。11月31日，王宏绅将军率领的第十纵队也来到了大别山。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白崇禧指挥的三路进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中的两路为桂系部队带头冲锋陷阵，气焰十分嚣张。白崇禧在指挥各路大军对大别山进行合击的同时，积极利用地主、特务，恢复其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碉寨网、公路网，以配合正规军围攻和实行“清剿”，摧毁刘邓解放军刚刚建起来的政权和地方武装，在某些地区甚至还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破坏刘邓大军新建的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鉴于白崇禧进攻大别山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根据地刚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困难，中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狭小，不便于大兵团进行广泛机动作战等情况，决心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以一部兵力继续向国民党军的后方开进，到包围圈外打击国民党军。  遂决定以刚进入大别山的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向平汉路以西的桐柏到江汉地区实施展开，开辟新的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回援；以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及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坚持大别山区，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同围攻的白崇禧主力周旋；以刘伯承率中共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向淮西地区转移，保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的安全。 12月13日，负责带领野战军机关和中原局向淮西转移的刘伯承，便遭遇国民党整编第十一、第十、第八十五师，由于白崇禧部占有绝对优势兵力，刘伯承没有与敌硬拼，只是边打边退。12月 16日，刘伯承脱离与白部接触，21日渡过淮河，进入较为安全的地区休整。事后，刘伯承元帅诙谐地说：“我带着野战军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真好比是李逵背娘，这一回我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12月上旬，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虽然在白崇禧对大别山中心地区合围之前跳了出去，并且出其不意地展开于桐柏、江汉两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也只能是歼灭国民党的保安团队，占领乡村。一旦白崇禧调兵回援，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便无法再以正规部队面貌出现同国民党军作战，于是先后在12月13日、14日，分别改编为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部队，以分散小部队面貌同白崇禧周旋。作战月余，两个纵队歼敌4000余人。 同时，率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坚持大别山中心区斗争的邓小平，再尝红军长征时期的艰难困苦。白崇禧对大别山腹心地区，在军事上采取反复“清剿”和“驻剿”，在政治上控制、监视群众，实行“自首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到处搜刮资财，破坏解放军生存条件。在此情况下，解放军将士经常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吃不饱怎能行军打仗，邓小平为了能坚持大别山斗争，支援外线作战的解放军，只好与围攻的国民党军兜圈子，“你进我出，你出我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取得了歼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1万余人的战果，但解放军也伤亡严重。据刘邓报给毛泽东的数字，1948年2月刘邓部全部转出大别山后，4个纵队还不足6万人，这与进人大别山时的10万人，相差了至少4万人。 1948年1月，毛泽东见中原刘邓部在大别山中继续与白崇禧周旋，取不了多大战果，遂决定改变中原解放军的战略部署，令刘邓把大别山交给地方部队，指挥中原野战军迅速转出大别山，进行休整，准备与陈赓、谢富治部和陈毅、粟裕部配合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淮海大决战。2月底，刘邓先后组织中原野战军，跳出白崇禧的围追、封锁圈，转出大别山，进至沙河、准河之间，进行战略休整。 白崇禧对毛泽东让刘邓率主力退出大别山的决策，有不同看法。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1947年12月，我于九江设立国防部指挥所，指挥军事，攻打中共军队第一号悍将刘伯承，不久，将刘击退，并摧毁中共在大别山之根据地。”1947年12月底，白崇禧还特意在汉口三元里的程潜武汉行辕内召开军事庆功会议，蒋介石专乘飞机赴武汉，祝贺白崇禧取得的“胜利”。 白崇禧借与中共和谈倒蒋，做欲同毛泽东平分天下之梦。毛泽东联桂倒蒋，则希望兵不血刃进军江南，多保存些国家、民族的元气。 1948年夏，白崇禧因在大别山围攻刘邓大军有“功”，备受蒋总统赞扬。正当“小诸葛”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在国防部长职上大干一番之际，岂知道此时的蒋介石已视他为眼中钉，准备罢免他。原因有二：一方面，新桂系集团的另一巨头李宗仁不听蒋介石安排，执意竞选副总统，且白崇禧也极力支持李宗仁入选，蒋介石颇感不满.欲伺机报复白崇禧；另一方面，李宗仁人选副总统，即将赴南京任职，加上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桂系两巨头均在蒋介石卧榻之旁，这使染足了上海十里洋场江湖劣习的蒋介石不能容忍。 5月31日，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容与大度，在任命自己的心腹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之前，先通知白崇禧，并说要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主管华中军、政、经大权。 白崇禧见自己被流放已不可避免，乘机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这样他的华中“剿总”总部也就将设在蚌埠，仍距南京很近。孰料蒋介石硬是不允，并于6月1日发布了任命。6月6日，白崇禧与李宗仁商量后，赴上海躲避起来，并称除非蒋答应他的要求，否则绝不接受此项任命。 蒋介石随后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到上海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任命，白崇禧不为所动。后来蒋介石又派黄绍竑去劝他。 黄绍竑是白崇禧的故友，交情甚深。自 1930年离开桂系，投奔蒋介石，对蒋介石已知根知底，发现他自己与蒋介石的合作已没什么前途，反蒋思想也正在形成之中。他一见白崇禧就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崇禧听此说于已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6月16日，即赴武汉开营设帐。白崇禧赴汉就职，表面上看，事情平息了，而实际上白崇禧暗地里已开始筹划倒蒋。 1948年7、8月间，白崇禧在几度会晤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武官，并得到对方保证支持桂系的承诺后，便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商定，新桂系集团要积极配合美国的“换马”计划，把蒋介石搞下去，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但究竟如何把蒋介石轰下台？能不能轰下台？白崇禧、李宗仁心里还没底。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间，毛泽东在命陈粟大军试攻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成功后，便立即抓住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9月12日，国共两军决战先在东北展开，尽管蒋介石及其所属竭尽全力，但终因在谋略、用兵等方面与毛泽东相差甚远，到11月2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近50万大军被解放军全歼。 东北全区解放，使中国当时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6日，毛泽东又抓住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对解放军有利的时机，以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在南线发动了围歼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淮海战役。同月23日，就在准海决战胜负未定之时，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发现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有逃跑的可能，遂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此时，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二连三的惨败，美国人开始加紧实施他们的“换马”计划，即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挽回美国在华失败的命运。1948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统治领袖。”11月9日，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遭杜鲁门的婉言拒绝。11月底，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赴美活动，要求美国支持蒋介石，结果一无所获…… 12月17日，见倒蒋时机已到，白崇禧遂从汉口到南京晤李宗仁。白崇禧提出：蒋介石的老本快输光了，这场战争老蒋已无希望，既然仗已经无法打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能请老蒋暂避，因为共产党毛泽东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借“和谈攻势”倒蒋，蒋介石自然不会怀疑桂系另有图谋，李宗仁认为这一办法可行。白崇禧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便回武汉大张旗鼓演出了逼蒋下台的一幕。 白崇禧回到武汉后，首先利用当时舆论，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主张。他在12月24日的“亥敬”电中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就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白崇禧辱承知遇，并二十余年，兹罪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尧：（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接着又在武汉搞起了五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进行反蒋。12月25日，湖北省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同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府主席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判。 12月30日，白崇禧见“亥敬”电发出后，蒋介石无任何反应，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当前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国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仍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为，恳请趁早英断。”同日，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也致电蒋介石，表达同样主张。 对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矛盾的尖锐化，毛泽东十分关注，因为利用蒋桂矛盾是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一贯策略之一，而争取桂系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无疑有助于推动国内形势向有利方面发展。 早在1948年七八月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议刘仲容去香港面见中共，并让刘仲容向中共直接转达了他希望利用中共的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意图，还要求中共方面将他的意向直呈毛泽东、周恩来。中共方面当即表示希望双方加紧联络，如果今后来港不便，中共可以通过上海的“小民革”与桂系代表接触。 1948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在徐州外围已歼灭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已被层层包围，实际上已接近被歼灭。此时，白崇禧担心中共不会与桂系合作了，便再派刘仲容去上海找中共人士。中共方面再次表示了愿与白崇禧合作的意向，称：“中共是讲统一战线的，只要你们有决心，中共是不会把门关得紧紧的。” 不过，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要得到白崇禧或者桂系其他首脑的直接承诺（口头承诺不行），必须要看到桂系真的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分流，并付诸行动时，才制定相应策略，因为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教训太沉重了。因此,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43名一等战犯名单，李宗仁、白崇禧分列第二、第四位。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放弃了争取桂系和白崇禧的念头。 12月28日、30日，新桂系倒蒋已在国民党党内、军内产生震动。1949年1月1日，不甘示弱的蒋介石从桂系手中抢过“和谈”招牌，发表新年文告，称：“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声明愿与中共进行和谈。 蒋介石的这一招，把白崇禧搞得不知所措。1949年1月3日，白崇禧召集新桂系集团在武汉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通蒋下台及成功后如何应付当时政局的问题。1月4日，白崇禧又派新桂系另一头面人物黄绍竑赴香港找中共驻港负责人密谈，称：“白崇禧有反蒋的可能。” 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举动为桂系成功倒蒋助了一臂之力。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评战犯求和》，称：“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字里行间向外界完全肯定地转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中共将会坚决拒绝同蒋介石统治下的南京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和谈。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想当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多么美好，共产党倾心支援国民党，不想蒋介石一夜之间把上海乃至全国变成了残害共产党人的屠场；西安事变，共产党再次以宽大胸怀，力保蒋介石不死，并全力与之合作抗日，结果抗战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近万名共产党抗日将士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这还不计蒋介石制造摩擦而杀害的解放区军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孤注一掷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目的还是要消灭共产党。现在战争打败了，要求和，即使共产党能答应，人民能答应与蒋介石和谈吗？这一切都不说，毛泽东一家被蒋介石杀害了9位亲人，毛泽东家的祖坟，不知被蒋介石派兵挖了多少次，能让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谈吗？ 刘仲容(1903—1980)，湖南益阳县(今桃江县)人 1月7日，毛泽东又通过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转告黄绍竑，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找刘伯承接头，尔后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面商一切。 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蒋介石在感到接受也难，不接受也难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虽然，目前尚无直接史料证明毛泽东直接支持了桂系的倒蒋活动，但从上述史实中，不难看出双方之间的“默契”。 蒋介石下台，白崇禧急忙飞抵南京同李宗仁商定好了应付时局的三条基本政策：（1）同中共举行谈判，结束内战；（2）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必须阻止中共军队过江;（3）要求美援，制止通货膨胀。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活动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政府的态度。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天就宣称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作为对李宗仁南京政府积极主张和平谈判的响应，毛泽东在1月28日重新公布的必须首先速捕的最主要的 15名战犯名单中，没列入桂系的首脑人物。显然，毛泽东此举也表明了中共对桂系的一种态度。 然而此时的“小诸葛”见倒蒋大业成功，对与毛泽东和谈已不持积极态度。2月初，白崇禧在与黄绍竑的一次谈话中暴露出了他的本来面貌。他说：“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我们还有海、空军的掩护。”他还讲：“共军行动并不因为老蒋下台而缓和，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我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而几乎就在同时，即2月初，希望白崇禧能从此改弦更张的毛泽东还给白崇禧带来口信，希望刘仲容代表尽快成行。2月中旬，见白崇禧还没有派出代表，毛泽东又让中共驻武汉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化之，向刘仲容传去了中共中央急需知道李宗仁、白崇禧真正意图的意向，并重申希望刘仲容即日北上。 3月底，许多来自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军内部的情报表明，蒋介石虽宣布下野，但实际上仍间接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经大权，李宗仁成了名副其实的代总统，非但事事不能做主，而且事事要请身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最后拍板。这说明，蒋系、桂系可能正在进行新的合作，即由桂系集团组织与中共和谈，为蒋介石争取时间，以便收罗残兵败将，布置江防及实施将国民党军扩充到350万~500万人的计划，以实现在美国的支持下，阻止解放军过江，划江而治“南北朝”之梦。同时也从武汉方面传来了情报：白崇禧在武汉大肆鼓吹“备战求和”，并沿安庆、九江、武汉、宜昌组织防御，尤其是在武汉城增修、抢修工事。白崇禧还声称：“今后谁再提和谈就给我抓起来。”白崇禧这种小人之气，显然是致使他最后兵败大陆，到台湾后又被蒋介石置于死地的最大原因。 毛泽东并未对白崇禧行为作过多的公开揭露，尤其在军事上仅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军进行监视，仿佛是一定要等到白崇禧派出代表后，再确立对白崇禧的政策。 3月初，从武汉方面传来了白崇禧派出代表的情报。由于北上铁路还没全部修复，3月30日，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才到北平。周恩来先接见了刘仲容，并安排他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当晚，周恩来派车把他送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早已相识的毛泽东和刘仲容，先是寒暄几句，便开始进行对答式的谈话。 毛：“请先谈谈白崇禧将军的近来意向吧！” 刘：“临行前夕，健公把我叫到他在武汉的公馆里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且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仅有60万人。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还特别向我说：'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把我这层意思向他们讲清楚。’” 听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沉不住气了，即打断了刘仲容的话，严正地指出：“白将军要解放军不过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能用来渡江的解放大军根本不是白先生估计的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到那个时候，中共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大概是白崇禧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白崇禧是一个资产阶级军事家，他从来也不懂得人民的伟大力量的。”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请谈谈南京政府的动向。” 刘：“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兵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就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依我看，历史上，蒋、桂系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新桂系的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以求谋取'划江而治的对峙局面’。” 谈话间，刘仲容还奉白崇禧之命要求解放军停止对新桂系军队之攻击。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3月下旬，准备渡江的解放军突然向新桂系江北防御部队发起攻击，新桂系第十兵团夏威部的第四十六军1个师在安庆陷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同时，陈赓的部队在麻城攻打了新桂系第三军的防御阵地，并将其1个团全部缴械，俘3000余人马。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对于安庆的包围.可以放松，甚至可以放他们回长江以南；对于在湖北方向上缴到的武器、俘虏的人，我们也可以马上交还和释放回去，请刘先生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进行联系。” 这场作战，是不是毛泽东有意安排，以向白崇禧施加压力，促其下定和谈罢战决心，迄今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材料。不过此次作战与当时解放军秘密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是不相符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4月2日晚，毛泽东又在双清别墅接见刘仲容，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见。此次会见毛泽东和盘托出了他准备全面联合白崇禧的政策。周恩来先揭开话题，称：“你是中共的朋友，又是桂系的亲信。亲信亲信，亲而有信。现在和谈即将开始，主席想请你回南京一趟，对李、白两先生再做做工作，再促一促，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主席还有话托你亲口转告李、白两先生。” 毛泽东接过话题，笑着问刘仲容：“你敢去南京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刘仲容郑重其事地回答：“当然敢去。” 接着，毛泽东先谈了中共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具体安排和对待桂系的特殊政策。 此后，毛泽东专门谈到对白崇禧的安排：“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五六十万军队，做个大统领，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兵，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继续说：“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在毛泽东连续两日接见白崇禧派出的秘密特使时，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团也抵达北平。而这个正式代表团毛泽东直到4月8日才进行了接见，4月4日，毛泽东还专为白崇禧希望解放军停止进攻桂军一事致电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肖、陈通知所属，望中原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之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肖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的白部负责人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张、李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这封电文，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是在进行联桂倒蒋，且是光明磊落，真正与桂系联合，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联桂的成功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足见毛泽东把联桂放在何等的地位。他不仅口头上这样讲，军事行动上也是如此部署的。 4月5日，刘仲容飞抵南京，完成毛泽东的重托，当然也是向白崇禧复命。当天晚上，刘仲容将毛泽东的意向转达给李宗仁，李宗仁称见了白崇禧才能决定。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飞抵南京见刘仲容。刘仲容把毛泽东的意向转达给白崇禧时，白崇禧称：“还谈什么？对我个人出路，现在不是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你马上就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白崇禧如此表态，决定了毛泽东希望和平过江和联桂争取白崇禧努力的失败。他所以争取白崇禧，所以对白崇禧仁至义尽，是由于白崇禧还掌握着桂系近40万大军，是由于争取不了白崇禧，江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必将于战争之中遭受巨大损失。为了人民，为了新生的共和国多保存些人力、物力，毛泽东必须这样做，这样做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期间，蒋介石也在全力争取白崇禧这一介武夫，为自己把战争打到底壮胆。为此，蒋介石不惜把用军舰运到台湾的黄金，又用飞机运到武汉，来收买白崇禧。可怜的白崇禧在毛泽东的大情大义面前，没有改弦更张。在蒋介石的重金收买下，却轻易又上了他的贼船。 4月12日，刘仲容又回到北平向毛泽东复命，没等刘仲容说话，毛泽东倒先开了口：“白崇禧的态度有新变化吗？” 刘仲容答：“白崇禧还是顽固迷信他那最后一点本钱，幻想美国插手，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没有希望了。” 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平静，像是对刘仲容，又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小诸葛’处处精于算计，但与我毛泽东这笔账就是算得不好。” 4月16日，当黄绍竑拿着国共双方和谈代表认同的《国内和平协定》，赴南京请李宗仁政府签字时，白崇禧表现得更为激进。他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季宽，亏得你还是跟随蒋先生多年的内参，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这不是让我们向共产党投降吗？就是蒋公答应，我白某也不答应，我还有40万大军，不行我单独与解放军打。”从白崇禧的言谈中，可见蒋介石已把桂系重新分化，李宗仁不是白痴，他已看出来了，于是他便一言不发。李宗仁向来在桂系内部产生裂痕时采用这种办法，忍让求全。 并没有放弃最后争取白崇禧机会的毛泽东，在黄绍竑回南京时，安排释放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师长（第四十六军一八八师），以示中共对桂系的友好。然而一介武夫、一个靠战争活命的军阀，怎么能理解还有战争所不能做到的事，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是不会认输的。 魔高一尺——白崇禧施展机智灵活、机动作战战术，尽其所能与解放军周旋,实在打不赢就撤到海上或国外。道高一丈——毛泽东巧织天罗地网，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关门打狗之战略战术，全歼桂系数十万大军。 1949年4月，白崇禧接连拒绝毛泽东的和平诚意.靠的究竟是什么？白崇禧敢于与毛泽东指挥的百万雄师对抗到底的本钱有多大？分析比较一下便可知晓。 盘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是国民党政府主战派精心布置的1800公里长江防线两大战略集团之一,总兵力：陆军有28个军73个师40余万人，海军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另有空军两个大队。其中驻守湘鄂赣等沿江第一线的国民党军共有21个军52个师近30万人，担负着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的防御任务。由于白崇禧集团主要以桂系组成，且在此之前从未遭受过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包括白崇禧本人）竭力吹嘘该集团：“国军在屡遭损失之后，白崇禧集团就成了国民党军中起着精神上、实力上支配作用的一股力量。” 的确，中南地区大部位于长江以南，崇山峻岭，河流纵横，道路崎岖，水网稻田地甚多；夏季炎热多雨，秋冬阴凉多雾，疾病易于流行，这些情况对于在江南起家的、有“广西猴子”之称的桂系军队，不会有多大困难，而且白崇禧将会利用恶劣的作战环境与解放军周旋。加之“小诸葛”白崇禧灵活、机动的指挥，对这支力量还真不能小视。这就是白崇禧如此自信的原因所在。 为此，毛泽东把对付这支王牌军的任务，交给了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第四野战军。这支大军被国共双方的统帅称为“东北虎”。毛泽东放出“东北虎”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这支部队是毛泽东1929年9月9日领导秋收起义时创建的，林彪、罗荣桓是自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时就跟随转战至今的战将，罗荣桓早在红军时期就被毛泽东称为“草上飞”。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仍然没能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显然他们选择了战争。21日零时，言必有信的毛泽东向他的战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发起渡江战役的命令。两天之后，势如破竹的百万雄师，便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上抛落到地下。无一兵一卒保驾的代理总统李宗仁仓皇逃走，白崇禧所谓“桂系一统天下”、“划江而治”的局面，仅仅存在300多天就烟消云散了。 渡江战役 就在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大军攻破南京城时，从来没有过恐惧的“小诸葛”有些心虚了。他急忙通知他的参谋处速速制定从武汉撤退的计划，真可谓从此将军不言勇。尽管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沿华东海边追歼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集团，林罗大军还远在河南省的安阳以北修整呢。 百万雄师顺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蒋介石22年的统治败亡。毛泽东异常欣喜、振奋，激动之情全部倾注于他4月23日写下的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中：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使毛泽东忘却争取白崇禧失败的愤懑。4月28日，他亲自起草并签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消灭桂系准备接收汉口、汉阳给林罗、刘张、肖陈的电文》。从电文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犹如一头雄狮被彻底激怒了。 “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随即，毛泽东便开始筹划尽快消灭桂系军队的作战方针与部署。 5月10日，因担心桂系精锐被歼于武汉南北的平原地区，白崇禧开始执行从武汉撤退计划，将他的防线向纵深收缩。然而撤退计划刚一执行。5月15日，他的第十九兵团司令，早在暗与中共联络的张轸将军率所部2万余人起义，几乎打乱了白宗禧的撤退计划，真可谓“出师未捷”，败相已露。 然而，极善于进行山地运动作战的桂系军，很快沿长江南岸纵深的山地布置好了防线，准备迎战“东北虎”。以鲁道源指挥第一〇三军、第五十八军、第九十七军、第一二六军等4个军，分别布防于益阳、平江、岳阳、长寿街地区，担任第一线防御；以张淦指挥第三兵团之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为右翼，布防于醴陵、宜春、上高地区；以宋希濂率第十兵团之第二军、第一二四军、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湘鄂西地区。 毛泽东在得知白崇禧新动向之后，欲乘其刚刚撤入新防区立足未稳之机，来一个齐头并进，分割包围，穷追猛打，一举将白崇禧集团消灭在湘赣边界和宜沙地区。于是，5月17日、19日、25日、28日、29日及6月2日，毛泽东连发8份关于消灭桂系主力的作战电报（17日、25日为一日两份），指示林罗：“待第四野战军南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到齐后，立即休整一个时期，备足粮食、武器弹药，并以陈赓统率之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调归你们指挥，预计让他从江西入湘，抄杀白崇禧后路，尔后你部分三路同时动作，像刘邓从长江北岸一口气打到闽北那样，一口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解放军猛打猛追之境地，猝不及防而遭我解放军各个歼灭。” 就在毛泽东筹划着如何消灭白崇禧集团的时候，退至湖南长沙的白崇禧，因惧怕解放军神勇的进军，导演了滑稽可笑的一一幕。当时担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视察员的苏本善回忆道：“1949年5月底某晚，退到湖南长沙的白崇禧突然派人叫我去，说要了解湖南的情况，见面后，白崇禧以恐惧又夹杂着狞笑的脸色，向我交待了一件事，他说：'我这有一个懂阴阳的先生对我说，毛泽东指挥共军气盛，我军节节败退，只要把毛泽东的祖坟挖掉，就可以挫败解放军的势头。’我说：'总座，这没有用的，老蒋曾下令何键无数次的挖过，我记得第一次挖是毛泽东在江西山区打游击的时候，至今老蒋还不是败得很惨。’听到这，白崇禧很惊异地自言自语说：'已经挖了吗？当然这种迷信是不大可靠的。’”这个小插曲只说明白崇禧已认识到他自己必败无疑。 7月初，正当林彪、邓子恢指挥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时，白崇禧命宋希濂部出动两个军的兵力向解放军驻守的当阳、荆门县城发起突袭，并以一部潜出远安抢运粮食。此时，林彪判断，宋希濂部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必指挥桂系主力在东线湘赣边进行配合。第四野战军统帅部决心立即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争取将白、宋主力就地歼灭，然后再乘胜向中南纵深推进。战役决定报请毛泽东批准后，7月6日、7月8日，解放军先后发起对宋希濂集团及白崇禧桂系主力的攻击。 “小诸葛”白崇禧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当他发现解放军企图以优势兵力向其侧后迁回、包围时，没有同解放军接触就下令全线星夜后撤，宋希濂部撤退至鄂西山区，白崇禧桂系主力撤至攸县、茶陵地区，双双逃出了解放军预定的包围圈，逃脱了一次被歼灭的命运。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的第一次作战，之所以没达到目的，最主要原因，是对白崇禧力避与解放军主力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迁回包围之部署，使极善于机动作战的桂系军队得以迅速逃脱。 白崇禧的逃脱，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发现如果再这样打下去，采取齐头并进、跟踪穷追的作战方法，很可能会将白崇禧一步一步赶出中南地区。7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邓子恢的作战电报中，即刻调整了对白崇禧的作战方法。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迁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迁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 7月17日，毛泽东又对7月16日作战电报进行了补充，基本上勾画出了最终彻底歼灭白崇禧的作战部署：“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四野主力……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毛泽东还特别告诫他的战将道：“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毛泽东精心筹划的这个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就是专门对付白崇禧采取灵活机动、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的运动游击战方针的。随后，鉴于已至三伏天气，且部队自发起进军作战以来还没有进行过休整，毛泽东下令进军中南的解放军停止行动，开展治病、防病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兵强马壮”运动，为进行战略性大迁回大包围的作战任务，准备精神和物质上的基础。 7月23日，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下达了全军休整40天的命令。然而正当第四野战军主力在湘西、湘中、赣中一带全面展开休整时，中南战场突起事变。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7万余人起义反蒋。 湖南长沙 程、陈部起义后，白崇禧乘起义情绪未稳之机，进行策反。8月5日、6日，白崇禧还派飞机连续两日轰炸扫射长沙，并散发传单，以威胁利诱欺骗手段来瓦解起义军。此外，白崇禧还令其第三兵团主力，向邵阳、衡阳之间及以北地区开进，以争取与接应起义后之叛变部队。6日，其第七军已进至余田附近地区，并继续向永丰开进。7日，在白崇禧的策反下，起义部队4个整师、3个师大部，先后叛变南逃。 在此情况下，陈明仁、程潜紧急向解放军求援。林彪遂以第四十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九军等发起追击，至18日，解放军进占宁乡、湘乡、永丰等地后停止前进。在追击过程中，白崇禧抓住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孤军冒进的弱点，在长沙以东的青树坪地区，集中3个主力师、20余门大炮和数架飞机，对解放军第一四六师发起攻击，该师损失800余人。 白崇禧对桂系在青树坪取得的小胜大加吹嘘，称：“前次青树坪战役的胜利收获很大。这一胜利，证明了共产党的军队是可以打败的，也足以证明我们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白崇禧不仅在桂系军队内、统治区内吹嘘，还把青树坪战役胜利搞成宣传品，送往广州、送往美国，一时间真哄骗了美国人。曾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的魏德迈还向白崇禧保证说：“美国援华的40个师的美式装备，可以迅速交拨。我们打算装备西北的军队15个师，其余的都装备现在的华中的部队。”这一切好像给白氏打了强心剂，他情不自禁地做起了反攻长沙、收复湘省的美梦。他计划以湖南省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黄杰集中优势兵力拒止解放军于邵阳以北地区；以宋希濂兵团由桃源、安化间向长沙进攻；以衡阳方向上的5个军由衡山、永丰间向长沙进攻。8月19日，宋希濂集团集中第二军、第十五军、第十九军3个军的兵力，向石门、常德、桃源之线攻击前进。8月21日，白崇禧主力也自衡阳、衡山、永丰及宝庆以东地区，向北推进。 1949年，率军逃入广西境内的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与美国参议员诺金在南京合影，企图依靠美援继续内战。 第四野战军首长林彪、邓子恢决定：对白崇禧争取诱至湘中地区歼灭；对宋希濂兵团则立即以第三十四军、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七军共4个军的兵力歼灭之。计划8月21日报毛泽东，8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邓，称：“同意你们21日十七时电之部署，如能诱歼白崇禧主力于湘中地区，那是很好的事。”正当林彪以第四十九军前去诱白崇禧北上时，狡猾的白崇禧在8月30日又改变了北进计划，转而企图诱解放军进入衡州、耒阳之间，而加以歼灭。 毛泽东得知白崇禧又变更部署之后，9月1日，电示林邓要组织布置兵力将白崇禧赶入广西境内歼灭。9月9日，毛泽东又就如何歼灭白崇禧于广西境内，电示林彪、邓子恢。 “关于进攻部署： （1）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 （2）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 （3）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 （4）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两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 （5）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歼灭他。 （6）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林彪、邓子恢接到电示后，又建议将直插柳州的程子华两个军改成3个军，9月10日，毛泽东复示同意，林邓遂于当日下达结束休整命令，并令各部开始按作战部署南下作战。 10月初，各路攻击部队进入赣南、湘南、湘黔桂地区。白崇禧发现解放军主力迫近衡宝线，遂又调整部署，将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自乐昌、耒阳地区急调到衡宝沿线，准备迟滞解放军南进。10月5日，林彪遂下令沿中路南下的5个军靠拢，准备与白崇禧在衡阳、宝庆地区决战。10月6日，解放军东路的陈赓、邓华集团已逼近韶关，西路的程子华已攻占靖县，威胁到白崇禧的腹地广州、桂林。10月6日深夜，白崇禧再次使出走为上之计，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撤退。 衡宝战役 10月7日，林、邓即集中5个军的兵力，发起衡宝战役，向夺路逃跑的白崇禧桂系主力展开围歼，10月9日，将桂系主力4个师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地区。10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1日，战役结束，桂系精锐第七军、第四十八军遭歼灭性打击，被歼达4万余人。毛泽东对此次作战给了通令嘉奖。. 衡宝一役，白崇禧真被打痛了，此役不仅损失了他的看家军——第七军，而且解放军神勇的进军已将白崇禧筹划的粤桂黔联合防线拦腰截成数段，迫使白崇禧全军退入广西境内。 解放军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继续按照毛泽东分东、西、中三路包围广西全境，歼灭白崇禧桂系军的作战部署，向南推进。11月4日，林彪、邓子恢将第四野战军广西战役的作战部署报告给毛泽东： “以程子华统率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迁回百色、果德，断敌入滇退路；以陈赓统率第四兵团之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由阳春、阳江等地西进粤桂边之郁林、博白之线，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回海南岛；尔后视情况向南宁或德州方向发展进攻；中路肖劲光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断敌退路后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南宁果德地区。” 11月6日，毛泽东签发这一作战计划，并告诫林彪：“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围歼白崇禧桂系集团的战役11月6日全面展开，战役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推算进行。11月10日，陈赓部封锁雷州半岛，堵住了白崇禧逃往海上的后路。11月13日,程子华部封锁滇、桂黔边境，堵住白崇禧逃云贵道路，11月18日，中路之肖劲光部开始驱赶白崇禧布防于桂北诸部南下，向白崇禧发起全线攻势。关门打狗之势全面形成。其间，白崇禧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动员百姓坚壁清野，反共保乡搞“总力战”，接着又集中全力发起“南线攻势”，企图夺路而逃，最后什么办法都没有时，便于12月3日下令各自“突围至海边，我在北海湾用军舰接应”，自己仅带了李品仙、黄旭初等数人，仓皇乘飞机逃往海口市。解放军一个团的兵力是看着白崇禧上飞机逃走的，如果他们想抓住他是极有可能的。 12月4日，白崇禧果然集中了国民党海军在海南岛的所有船只，12月5日，便开到了北海湾。白崇禧在舰上还能听到战斗的枪炮声，可就是不见一兵一卒突围到海岸边上。白崇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整整等了五日五夜。 12月11日，白崇禧指挥的华中“剿总”部队5个兵团及广西保安部队，除黄杰兵团一部分人进人越南外，其余约17万人全部被歼。12月30日，白崇禧只身一人被蒋介石劝去台北。而李宗仁因就医去了美国，黄绍竑参加香港起义到了北京。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从美国回国定居的李宗仁将军。两位老人谈到了各自的过去，毛泽东还问到了历史上曾与李宗仁将军为伍的战友，但惟独没问及白崇禧。 同年12月12日上午，白崇禧在台北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死时口吐鲜血，浑身青紫，样子很惨，时年73岁。 资料来源: 《真理、真情与魅力——毛泽东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纪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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