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又说，召公善于治理地方，“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通常认为，诸侯国燕国位于北京周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证明了这一说法。该遗址上应当曾经是西周初期的燕的都城。 日本考古学家、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宫本一夫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借助琉璃河遗址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复原燕国。 根据考古发现，琉璃河遗址中的墓地，多数墓葬属于西周前期。这说明西周中期以后燕国上层人物的墓地迁到了别处，由此可推论琉璃河遗址仅仅在西周前期被当作燕的都城，之后都城基本丧失功能，壕沟被填埋。 书作者根据琉璃河墓地青铜彝器铭文进行了解读，探讨了燕侯谱系，及其与重要大臣的关系。根据铭文，原居燕地的殷系贵族，在召公受封并善于治理的背景下，表现出臣服。当地墓地也发现了西周以前殷商时期的墓葬，说明那时燕地就有殷系贵族存在，这些人在召公受封后被重新确定为燕的家臣。 根据琉璃河墓地周边，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的墓葬分析，燕山以南的本土势力在殷商时期已经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这也可以解释河北省卢龙县、滦县、迁安县等地都出土了殷后期的墓葬。而这些势力具有分散性，按照燕山地区不同时期的墓葬的随葬品来看，西周中期，燕国对于这些地区的控制已经松散，所以这些地区的本地势力越来越强大。  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流域，同样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彝器。书作者分析认为，当地出土的青铜彝器无须像燕山以南西周分封制中通过祭祀达到确定秩序的作用，因而很可能被赋予了其他含义，比如反映大凌河流域势力与中原的交往，是专门的礼器。这一点对于大凌河流域的势力制霸草原显得格外重要，也就是说相关的礼器成为了其与燕山以南中原政权及诸侯国特殊关系的凭据。当地势力甚至自行铸造青铜器。 以民族志为依据，根据墓葬特别是随葬品来建构社会等级，是学界公认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书中据此考察琉璃河墓地乃至周边墓地，从而分析西周前期和中期燕国在当地的政治存在，还有就是燕山以北的辽西大部分地区存在的其他首领、部族势力，依照与中原的政治关系来巩固草原霸权。 有意思的事，西周中期以后，一直到西周后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无论是《史记·燕召公世家》还是其他考古、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燕国的政治存在。而从出土文物的记录来看，东周时期的燕国重新焕发了生机。《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书中就此梳理了中国和日本等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就此的研究结论。 公元前4世纪后半段，燕侯开始称王，相当程度上完善发展了王权。冠以“郾侯”或“郾王”名的燕国青铜武器上的铭文，由王名、职务名和器名构成。书作者介绍了中外学者就此展开的对燕国兵制的分析，尤其是不同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分歧。 随后，书作者转入对春秋时期燕国墓葬出土文物的分析。燕国的陶明器与其他六国不同，存在显著的地域特色，出现了尊形器，普遍随葬小口壶。壶商城县的箟划纹是燕的特色，以动物纹样为主，还呈现出对之前西周前期燕国青铜彝器风格的风格复兴。 书作者认为，燕国在前4世纪后半段再度效仿西周前期强盛时期的文化风尚，是复古以拱卫王权。燕国自信自己是与周一样的姬姓传统诸侯国，通过复古祭礼可以表示相对于其他六个大国在政治上的优越性。  有意思的是，在内蒙古部分地区、辽宁北部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墓葬、都市遗迹显示，战国时期的燕国确实致力于对外扩张，一统诸如大凌河流域的分散势力，将之纳入直接统治，积极推行文明同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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