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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粉世家》在爱情婚姻、豪门巨族和青年世界等方面，形象地体现了作者张恨水的人生智慧和生活哲理。小说贴近当时多数人的生活与想法，真切、自然、深刻，历久弥新。它的文学价值，理应得到人们的高度肯定与重视。 对于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来说，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范伯群先生认为：“《金粉世家》才是他的代表作，是他的百十部小说之巅。”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金粉世家》的评价并不高。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完全忽略了时代潮流对必然没落的显贵之家的冲击，对本书展现的爱情悲剧的诠释，也仅从家庭伦理的视角出发，停留在市俗的生活哲理，即所谓’齐大非偶’上”。人们往往认为《金粉世家》脱离时代，缺乏现代理论的指引，没有能站在当时思想认识的高度，因而也就没有能表现出所谓反封建的主题和现代婚姻家庭的内容。我们觉得，观念性的主题预设，不仅不符合张恨水《金粉世家》的创作实际，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这部长篇代表作客观而公允的看法，必须对此进行重新评价与检视。 一、阶级性的爱情主张 《金粉世家》共112回，最初连载于1927年2月14日至1932年5月22日的北平《世界日报》，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有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 在“五四”时期，反对父母包办、追求恋爱自由是当时青年人的时代主题。你看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那位有着敏感、自卑的忧郁气质的留日青年，大胆地表白着他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典型的“五四”声音。当被封建等级、专制制度压抑了数千年的年轻男女，在面对冲决封建罗网、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面前，他们欣喜地畅想着纯洁的爱情美梦。知识可以不要，名誉可以不要，地位可以不要，金钱也可以不要。他们想要的是真正平等、自主的爱情选择。门第观念、种族观念、年龄观念、地域观念等等，都不应该是现代爱情观念产生的绊脚石。爱情，也仅仅只有是爱情，成了当时青年心中不容亵渎的唯一理想。父母也罢，兄弟也罢，金钱也罢，地位也罢，都被热切追求爱情的“五四”青年抛之脑后。这是“五四”时期的爱情基调，它容不得一丁点儿的非爱情因素掺杂其中。 女作家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可谓是其中的代表作。小说中，在外地求学、接受了“五四”新潮影响的女主人公回家探亲时，被逼与父母择定的当地土财主的儿子成婚。她誓死不从，决意要嫁给自己的同学，被母亲幽禁在小屋中。她大声地向包办的父母抗争：“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最后，在续编《隔绝之后》中，她为逃避与土财主的儿子成婚，愤然服毒自杀。 这是一曲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悲歌。“五四”青年抱定了爱情自由的主张，在他们心中，逃离父母包办、夺回爱情选择的自主权，便是一切问题的终点。至于自由选择的爱情是否经受得起现实风浪的考验，纯粹的爱情是否见容于这块仍然充满着各种利益纠葛的土壤，“五四”青年并没有往这方面考虑，甚至他们可能还认为没有考虑的必要。有了自主的爱情，就有了婚姻的基础，也就有了家庭的全部意义。应该说，这是在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之时，“五四”青年一厢情愿的爱情理解。在他们看来，有了爱情，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 在这个时候，最为清醒、也似乎最不入耳的是鲁迅。在那篇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提出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在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深刻地指出，子君和涓生的爱情远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幸福。婚前，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然而婚后，便出现了“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与散步”的惨况，最后，在物质的压迫下只能凄凉地散场。 不过，在“五四”时期，人们相信的是《沉沦》中男主人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隔绝》中女主人公的赞美与惋惜。而鲁迅的声音，则是那么的不中听、不协调了。 张恨水似乎总是与那场“五四”文学风潮慢了一拍。一方面，与他的经历有关。当1919年前后新思潮、新风尚在知识界中激荡起层层波澜时，他偏居安徽芜湖，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远离风潮的漩涡。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教育背景有关。少年时在江西景德镇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后来到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学习，并在该校肄业进入社会，与那些漂洋过海，或者在沿海大都市接受高等教育的新式学生比起来，总感到有些落伍，有些自卑。然而，作为处于社会大变动中的青年，张恨水又是不甘心守旧，常常自诩为新派人物。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心理状况是这样总结的：“我中了才子佳人的毒，而又自负是革命青年。”这不难理解，少年时他沉溺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之中，欲罢不能，而在思想观念上，又是主张革新，赞成“五四”新思想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出于对这场运动策源地北京的景仰，也是有感于自己没有能接受新式的现代高等教育的遗憾，他辞去了芜湖的工作，典当了行李，只身来到北京，打算继续求学。而此时的北京，已经物是人非，高升的高升，退隐的退隐，已不复运动时期热气腾腾的场景；而他本人，也因为生计的考虑，没能专心求学读书，而是就职《申报》驻京通讯社等处，每日忙于新闻编排工作。 运动已经退潮，然而那场运动提得极为响亮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口号，现在又是如何呢？这对于满怀热情、千里迢迢跑到北京的异乡人张恨水来说，显然是会常常萦绕在脑海的问题。1927年，当他构思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以金燕西、冷清秋的自由恋爱为主线来结构《金粉世家》时，他肯定想到过“五四”时期的爱情主题，想到过激进青年冲破家庭牢笼、追求婚姻自主的种种壮举。只不过，待在北京的这七八年时间，作为一位走街串巷、耳听八方的新闻记者，他已不再相信“五四”时空洞的理论口号，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已经有了他自己来自生活体验的真切思考与看法。 在爱情与婚姻层面，《金粉世家》演绎的是齐大非偶的主题。民国国务总理金铨的小儿子金燕西，在一次郊游的路上一眼看上了美丽、文静、典雅的女学生冷清秋。为了接近清秋，燕西在落花胡同租下房子，“那一番铺张扬厉，真个用钱如泥沙一般”。而在出身于普通书香门第家庭的冷清秋看来，“那个日子并不觉得他太浪费，只觉得待人殷勤，终于是让他买了这颗心了。”于是，俩人私定终身，并未婚先孕。然而嫁入豪门没多久，清秋便痛苦地发现两个家境悬殊的人是不能缔结婚姻的：“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这样反思着： ……在家度着穷苦的生活，虽然有时为了钱发愁，但是精神上很自然的，不用得提防哪一个，也不用得敷衍哪一个，更不会有人在背后说一句闲话。现在连说一句话走一步路，都得自己考量考量，有得罪人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高贵日子，也如同穿了浑身的锦绣，带着一面重枷，实在是得不偿失。心里如此地想着，只管懊悔起来，不知不觉地垂下几点泪。 冷清秋是个知识女性，新式学生。她需要的是尊重，景仰的是自由，渴望的是平等。当时，时时处处，她都感觉到那堵门第高墙的存在。妯娌间的冷言相讥，丈夫燕西的盛气凌人，乃至自己母亲进入金府时的那种小心翼翼，都使她感到压抑，无法舒展自己的身心。她痛苦反思后的结论是：“齐大非偶，古有明训，秋幼习是言，而长乃昧于是义，是秋之有今日，秋自取之。” “齐大非偶”这一典故，出自《左传·恒公六年》。春秋时期，齐国国王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郑国的太子，而郑国是个小国，郑国太子推辞说齐国是个大国，不敢高攀。在婚姻关系中，这个成语常用来说明门不当、户不对会成为爱情的障碍。联想到“五四”时期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婚姻自由的时代潮流，张恨水在《金粉世家》中的这一主题显然是落伍了，倒退了，不合时宜了。 然而，我们认为，《金粉世家》的真实性、可信性乃至深刻性，恰恰在此。 1930年，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清醒地论述了爱情婚姻关系中的“阶级性”问题。“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在私有制仍未消除的社会中，爱情总会受制于阶级性的束缚。接着，他举例道：“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贾府中的看门老头，对于美丽、年轻、高贵的林妹妹，不是不想爱，而是在他们中间隔着一堵高高的厚墙，无法逾越，永远擦不出爱情的火花。这便是爱情的阶级性。 张恨水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理论高度。他质朴、平实，有的是生活的实际经验与教训。1926年，他与北京贫民习艺所的孤儿胡秋霞结婚。胡是四川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在江边卖苦力的农民。后被人骗卖到北京一富户中做丫环，因不堪欺凌与虐待，逃到贫民习艺所。当时张恨水31岁，在北京新闻界已打拼了几年，生活上已较为宽裕，尤其是1924年长篇小说《春明外史》的发表，在文坛已颇有名声。应该说，这是一个地位、经济、知识差距颇大的姻缘。在其中，还隐隐有着张恨水那种不论身份、家庭的“五四”情怀。然而，他失望了。胡秋霞的知识背景与文化修养，都使张恨水深深感悟到不在同一层次上的男女，是很难构建起和谐的婚姻生活的。 尽管他与胡秋霞的不和谐婚姻，并不是张恨水在《金粉世家》中主张“齐大非偶”的主要因素，然而，凭着他对生活的观察与了解，凭着他对爱情的思考与体悟，他坚信不存在所谓超阶级性的爱情。爱情既有人类本性上的异性相吸，但同时在贫富差距、私有制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下，鼓吹纯粹的人性之爱，鼓吹反对父母包办，鼓吹恋爱自主，其实都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生活中不堪一击。冷清秋与金燕西的自由恋爱，直到最后的劳燕分飞，张恨水想告诉人们的是“五四”时期那种空洞的爱情口号，并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内容，更经受不起现实的风吹雨打。 齐大非偶，这分明有着阶级性的爱情主张，使《金粉世家》跨越了“五四”时期浪漫的爱情幻想，几乎与三十年代作为主潮的“革命文学”取了同一步调。它的时代性与真实性，理应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与肯定。 二、真实性的旧家巨族 《金粉世家》的时代性与真实性，还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它对豪门望族的描绘与处理上。 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一文中，曾经这样评价《金粉世家》对豪门望族的描写：“《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和曹禺的著名戏剧《雷雨》，被公认为是上世纪三十年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收获。它们的题材均与《金粉世家》一样，都是反映豪门望族的荒淫无耻与分崩离析。 在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坛，对半封建半殖民地腐朽大家庭的无情抨击与揭露，是当时阶级意识高涨的文学大潮中的重要现象。描写大家庭的黑暗，冲破大家庭的牢笼，走向生气勃勃的外部世界，是许多作家共同的着力点和关注点。不过，在大潮退却了近百年的今天，当我们以冷静、客观的姿态来审视当时大潮中的几部重要作品时，《金粉世家》的真实与可信，却又异乎寻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腐朽大家庭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腐朽大家长的刻画与描写上。 在巴金的《家》中，主要是高老太爷。他是高公馆这个黑暗王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反对子弟上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阻挠觉民与琴的自由恋爱，囚禁参加社会运动的觉慧，随心所欲地将丫头鸣凤送给地主冯乐山……他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都违拗不得。而他本人，则是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年轻时，搞过玩妓女、捧花旦的把戏，即使在晚年，还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姨太太。他愚妄、虚伪、残暴，直接造成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土崩瓦解。作者巴金，试图让人们相信正是这个黑暗的封建家族制度压抑了青年人的发展，并使这个表面上仁义道德的封建大家庭最后走向了崩溃。 几乎同样的描写，体现在曹禺戏剧《雷雨》中周朴园的身上。这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家形象。他是那个貌似显赫、体面的周公馆的主人。作为一家矿业公司的老板，在承包哈尔滨工桥时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二千多名小工，为的是在每人身上捞取保险金；为了压制工人的反抗，他指使警察打死了三十多位工人；为阻止工人集体反抗，他又用金钱收买工人代表；在家庭中，他先是玩弄女佣侍萍，后来为了迎娶有钱有势的小姐，又将侍萍无情地抛弃；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强迫压根不情愿的繁漪“喝药”……这是一个贪婪、残忍、虚伪、肮脏的灵魂。最后，周公馆的毁灭，正是他一手造成的后果。 在这两部作品中，高老太爷和周朴园是作为腐朽大家庭的掘墓人和对立面出现的。正是他们的自私自利、无恶不作，最终造成了大家庭无可挽回的悲剧。因果报应，世道轮回，在这里似乎合情合理地形成了一道闭环。他们要让读者相信，封建式的腐朽大家庭的毁灭，正是由于他们的恶行所造成的。 从理论上说，这种对立的泾渭分明的人物设置与描写，能够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十恶不赦的反面典型，然而，从更高的艺术真实来看，人物性格的过于明净、单一，其实也会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成功。尽管，高老太爷在临终前的悔意、周朴园在再遇侍萍时的内疚，部分程度上展现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过，从总的基调上来看，这两个“大家长”的描写，显然有着一定的概念化与主观化的毛病。 相对而言，《金粉世家》中对民国总理金铨的刻划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真实得多。作为上上下下逾百人的偌大金公馆的主人，张恨水对这位民国总理的描写，显然是从多角度展开的。 首先是他的敬业与开明。生意也好，官场也好，乃至家庭的地位也好，其实归根结底都在于做人，在于你的作为与品性。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短期的成功并不能代表长远，凭捣鬼而成大事者，自古全无。因此，将大家庭中的主人描写得一无是处，往往会因欠缺生活的逻辑而显得软弱无力。一个彻头彻尾的愚妄、残暴、腐朽的“大家长”，人们很难相信他会登上这个宝座，并能在这个家族中维持住稳定的地位。因此，《金粉世家》中对金铨的描写，显然有特别用心之处。 作为民国政府总理的金铨，托祖上福荫，年轻时就曾出洋深造，在外交界和金融界，颇有几分勇气和胆识。在金公馆里，他有专门的会客室和工作间，常常伏案到深夜。在培养子女方面，开明通达，支持自由恋爱，无门第观念。在给燕西和清秋的证婚词中，可见一斑： 我对于儿女的婚姻，向来不加干涉，不过多少给他们考量考量。冷女士原是书香人家，而且自己也很肯读书，照实际说起来，燕西是高攀了。不过在表面上看起来，我现时在做官，好像阶级上有些分别。也在差不多讲体面的人家，或者一方面认为齐大非偶，一方面要讲门第，是不容易结为秦晋之好的。然而这种情形，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对于燕西夫妇能看破阶级这一点，是相当赞同的…… 这与顽固不化的高老太爷、周朴园比较起来，简直是判若云泥。因此，金铨在家中受到君主般的尊重，以及他因敬业而在政界混得风生水起，便有了坚实的客观依据。 其次，隐秘的衰败之路。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又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张恨水是信服于这种传统说法的。金家早年从武将起家，出生入死，创下了一片家业，至金铨，已历三代。尽管他本人时时想着要恪守祖训，延续家业，不过，长期习惯了安福尊荣、骄奢淫逸，也使得全家的败亡在他手上变得无法控制。他有三房妻妾，年轻的姨太太翠姨，在年龄上与刚进门的小儿媳冷清秋相仿。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他的四个儿子凤举、鹤荪、鹏振和燕西一个个在外面嫖妓女、捧戏子、讨小老婆、开小公馆、赌博时，他熟视无睹。因为儿子们的所作所为，与他年轻时并无二辙，只不过变得更加明目张胆罢了。他的开明、宽容，在某种程度上，又转化成对儿女们的放纵与鼓励。当燕西谎说在外租房是为了结交诗社、切磋学问时，不问究竟，连连称许，就连自己定下的要查看其诗词内容的要求，一次也没有进行。而其他几个儿子，不学无术，没有真本事在外面谋生，都是他亲自出面使他们在重要衙门挂空名拿高薪。有多少的喜欢，就会有多少的溺爱。当自己吃辛吃苦奋斗了大半辈子积攒下丰厚的家财时，面对儿孙们的锦衣玉食、声色犬马，常常会陷于造福子孙的满足之中。燕西是第四代，金铨暴亡后分得了几万的家财，到他的后代，应该是落入“五世而斩”的悲剧圈套中了。张恨水对金公馆崩溃的描写，不是从尖锐的阶级论入手，而是回到人的本性上来了。 第三，从大的社会环境着眼。一个豪门巨富的垮台，除了家族内部的腐败之外，还往往与周围的外在因素密不可分。当金铨看到自己的儿子们胡作非为到不成体统时，他也曾暗下决心，痛下狠心，以期改邪归正。大儿子凤举在外交部兼了个虚职参事，每月有六七百元的进账，然而他在外面与妓女暗香开设小公馆，对有孕在身的媳妇佩芳不闻不问。金铨决定写信给次长断了他的财路，指望他知难而返。信中说：“小儿辈袭祖父之余荫，少年得志，辄少奋斗，纨绔气习，日见其重。若不就此纠正，则彼等与家庭，两无是处……即将转告子安总长，将其部中职务免去。”表面上，金铨知道儿子们的纨绔气习，也想竭力纠正，但是，当这封信到了次长手里时，处理起来便成了一个笑话。虎毒不食子，一时的气话，改变不了他们父子间的血肉联系。精于官场之道的曾次长表面上将凤举的参事革除，同时又将他作为部里的专员，派往上海去处理几件外交上的案子。这样，不仅是没革职，反而是升了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要大树不倒，豪门巨富的子孙们总可以成为寄生虫、败家子。在这里，《金粉世家》中对豪门大家族的揭示，也有了一定的开阔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让生活的哲理插上艺术的翅膀。在《金粉世家》中，张恨水没有将豪门望族进行概念化、简单化的处理，而是从生活出发，将金公馆的崩溃作了合情合理的描绘。生动、贴切、饱满，既适应着当时冲破封建旧家庭的时代主题，同时又使小说显得真实可信。 从对旧家庭描写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来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是不在《家》《雷雨》之下的。 三、生活化的青年形象 对青年形象的描写，常常是描写封建旧家庭作品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金粉世家》中对这一系列青年人物形象的处理，也立足于生活的土壤，合情合理，恰如其分。 在巴金长篇小说《家》中，高觉慧是腐朽的高公馆坚决的叛逆者。他突破重重阻挠，冲出家门，融入到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之中。巴金在描写觉慧的“出走”时，其实有着厚实的铺垫：他一方面目睹了鸣凤、梅、瑞珏等一个个可爱的生命在这个牢笼般的家庭中被扼杀致死的惨剧，亲身感受到高公馆是摧残青年生命的地狱；另一方面，他从《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中汲取了先进思想，从联络青年、创办报刊、参与学潮、抗议军政府等社会活动中培养出社会革命的勇气。因而，他的出走，不仅是作者喻示旧家庭浴血重生的需要，也是人物性格顺理成章的表现。他给小说《家》带来了暖色，有了光明的尾巴，但不是强加上去的，不是故意拔高的。这是一个成功的青年形象。 在《金粉世家》中，张恨水对七少爷金燕西的处理，尤其是在描写金燕西最后走投无路只得跟着姐姐修之、润之到欧洲留学时，写出了他的落魄无奈，黯然退场，似乎给读者以意犹未尽的感觉。他能不能如高觉慧那样，勇敢地冲出家庭，投身于革命事业，从而使这部小说具有反抗传统的进步意义？或者，他能不能浪子回头，洗心革面，重振家业？作者张恨水并没有从这两方面入手。作为娇生惯养的豪门子孙，燕西长期在纨绔子弟圈中厮混，没有接受到《新青年》等“五四”进步书刊的有力启蒙，自然也就缺少改天换地的革命基因。而在金铨暴亡、家势衰败时，他曾想拉住新军阀白雄起的妹妹白秀珠，以图进身之阶。当势利的白秀珠给他以冷遇时，他也曾一度走进书房，试图求学上进，不看别人的脸色。然而，江山易性，本性难移。以往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既使他缺乏纵横捭阖、结交权贵的手段，又使他丧失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毅力与恒心。他控制不了自己，也无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就是这个金粉世家培育出来的一个寄生虫，一个站不起来的废青。小说这样的处理，应该是金燕西命运走向的应有之义。 五小姐敏之和六小姐润之俩人，在金公馆解散后选择了去欧洲留学。她们与燕西的迫不得已不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既有经济条件的考量，也有对个人前途的谋划。这“两个大前提”，在她们对燕西的征询中具体地表明出来：“其一，每年在外国不花一万，也要花好几千，设若有个六七年不回来，你自己可担任得起？其二，你现在还是二十岁的人，亡羊补牢，总算不晚。你到欧洲去，总要实实在在地念书，不能抱着镀金主义前去。你那个本领，自己应该知道，先要下功夫预备两年，然后才进大学，你能不能够吃这种苦？”在分家时，金家子女每人都分到了几万现洋，而在金铨去世以后，社会上失去了靠山，通过出洋读书，学会一技之长，回国后自会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敏之、润之俩姐妹的选择，低调、务实，是金公馆风流云散之后的合理结局。 还有冷清秋。当金公馆那场突发的大火烧毁了她与金燕西共同生活的宅院以后，她抱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逃离了金府，隐姓埋名，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时她还不满二十岁。这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诗书熏染的女子。亡父教给了她一肚子诗书，也使她恪守着中国传统的古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要散便散，要离便离。她不可能如传统的农村妇女那样，面对新婚丈夫的花天酒地，一哭二闹三上吊；也不可能如一些精于算计的新式女子那样，盘算着财产的分割。她首先是忍让，在逼得忍无可忍时，才下定决心从家庭中逃离。她缺少抗争的勇气与胆略，但是，她也自尊自爱，绝不苟活。当金燕西侮辱性地向她吼叫道：“不说别的，你照一照镜子，由头上到脚下为止，哪些东西是金的，哪些东西是冷的，请您自己检点下。”她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也不愿忍气吞声，她褪下了金家给她的所有衣服和首饰，独自搬到阁楼上去居住。最后，当她听说金燕西要抛弃她，与白秀珠一起去德国时，毅然决然地与他一刀两断。她清高自许，看重的是气节。离开金家后，她靠处馆教书、书写对联，自食其力。她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虽然贫穷，也在所不惜。气节害了她，也成全了她。她不可能成为报复金燕西的复仇女神，也成不了留洋归来的女教授、女学者。 至于青年人的爱情，《金粉世家》也透露着作者一贯的人生智慧。他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小说中佩芳的丫环小伶与柳春江的结合，卫碧安与吴蔼芳的姻缘，都是在初见面时灵光闪现般地产生了爱情。他认为这是真正纯净的情感之花。不过，他又认为婚姻的牢固与持久，又需要有相互匹配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地位。在详细描写了金燕西与冷清秋这一对齐大非偶的爱情悲剧之后，他在小说结尾又给读者暗示了梅丽与谢玉树的美好未来。不过，此时的金家已不似当年的金家了，作为庶出的二姨太的女儿梅丽，本也没有敏之、润之那般的高贵。这都在现实层面，拉近了梅丽与穷学生谢玉树的距离。一场戏紧跟着一场戏来。这回戏中少了许多浪漫、空想、不切实际的内容，倒是较为接近于门当户对的模式了。 结 语 张恨水在《金粉世家》的序言中说道：“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作为通俗小说大家，他不侈谈理论，也不高谈主义，不过，他善于观察，敏于发现，在现实生活中领悟人生智慧和生活哲理。赵孝萱在《鸳鸯蝴蝶派新论》一书中这样评价张恨水：“张恨水若与新文学小说许多’前卫’的观念相比（比如性苦闷、无产阶级革命等），张恨水思想的确不新；但是他小说的思想并不旧。新文学小说传达的仅是某一知识阶层对世界的了解，张恨水虽没有写这前卫的’一小撮’人，但并不代表他写的是古人的观念，他只是贴近着当时多数人的生活与想法而已。”又说：“这种切近当然导因于他对小说普及性与可读性的执著；此外，也与他身为记者每日贴近群众的经历有关。”贴近着当时多数人的生活与想法，并认真思索与总结，进而将生活的哲理艺术地反映在他的小说世界之中。他不在理论圈子中热闹，而是冷静地观察着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和时代的脉搏。 德国大作家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而《金粉世家》在爱情婚姻、豪门巨族和青年世界等方面，形象地体现着作者张恨水的人生智慧和生活哲理。它来自于生活，贴切、真实、自然，历久弥新。《金粉世家》的文学价值，正需要人们抛除偏见，细细品味，高度肯定。 （责任编辑 黄胜江） 原文刊发于《江淮论坛》2020年第3期，编发微信时有删减。 原文引用：栾梅健. 生活之树常青——重论《金粉世家》的文学价值[J].江淮论坛，2020，（3）:174-180. 作者简介 栾梅健（1962—），江苏常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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