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侵占租界以后，即着手筹划市政建设。最早由英国皇家工兵队测量规划，开拓了主要干线维多利亚道，在这条街上陆续起建了最早来津的洋行、银行大楼，到了一八七〇年便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在海河西岸的河坝道，各洋行亦争先置地建造仓库。后来随着租界的屡次扩占，以海大道（今大沽路）、墙子河两侧及马场道为干线，逐渐形成了英租界街道网。天津最早的公用事业，大都发端于英租界。一八八八年五月，鲍以森、林德等人创办了天津煤气公司，资本四万三千元，从一八九〇年开始，英租界使用煤气照明。一八九七年组成天津自来水公司，资本十九万八千两，一九九九年开始供水；水是从海河抽到水站的沉淀池内，再通过过滤，送到一万三千加仑的水塔里，发出的水压最低可达60英尺，后来采取打井汲取地下水。使用电力开始于一八八八年夏季，世昌洋行为打包机器安装了发电机，并安装了天津最早的电灯。一九〇三年，英租界开设“天津使馆界发电所”，设在仁记洋行内；扩充租界以后，迁到盛茂道（即今之河北路），装备英国维克司厂出产的透平发电机，发电量五千千瓦。传教活动是紧随着英法联军的战舰而来的。一八六一年，英国圣道堂（循道公会）传教士郝韪廉（William N. Hall）及殷森德（Innocent）来到天津开辟传教阵地，曾得到侵略头目戈登的大力支持，先是在天后宫附近强租房屋作为临时的礼拜场所，后又移至紫竹林一间小庙里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一视（Jonathan Lee）也于一八六一年接踵而来，其后，圣公会（大英国国教会）、公谊会、救世军以及一些美国系统的教会也陆续派传教士来津。这些教会的领导中枢设在英租界，但教堂多建在中国人聚居地区，并以天津为根据地，逐步向周围农村以至华北、东北、西北等内陆扩张，利用宗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早期英租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的政治中心，许多国家的领事机构都设置在这里，如美国领事馆初设于咪哆士道（今泰安道），后移至利华大楼；加拿大领事馆设于维多利亚道汇丰大楼；芬兰领事馆设于海大道；瑞典领事事务由礼和洋行代办；挪威领事事务由乐利公司代办。日本在未侵占租界之前，也把领事馆设在英租界。英租界也是帝国主义进行间谍活动的大本营。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戈登堂，这是英帝国主义为了“纪念”屠杀中国人民的大刽子手戈登于一八八九年开始兴建的，建筑费三万二千两。戈登是个工兵上尉，一八六〇年作为英、法侵略军的一员来到天津，曾大肆屠杀天津人民。天津英、法租界的地界范围，最初就是戈登和法国侵略军的一个工兵上尉负责划定的。一八六三年，戈登又率领侵略军配合清朝反动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苏州、常州一带焚烧掳掠，肆意屠杀。由于镇压中国人民“有功”，清廷特赐戈登“黄马褂”以为“奖赏”。一八八三年，这个帝国主义强盗，又到非洲指挥屠杀苏丹人民的殖民战争，一八八五年二月，被非洲人民在喀士穆地方杀死，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一八九〇年五月，戈登堂落成时，天津英国领事举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礼，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到会表示“祝贺”。随后英租界当局又在戈登堂为李鸿章祝寿。李鸿章为了进一步取媚于外国主子，特捐建了一座戏台和一张巨幅的戈登画象。戈登堂后来就作了英租界工部局的办公楼（解放后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利兹卡尔顿酒店】）。戈登堂前面的花园原为一臭水坑，早在一八八七年即经过填平修葺，为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五十寿辰，建成维多利亚花园（Victoria Park）。当时这个花园仅对外国人开放，非经英租界董事会或该管巡捕的许可，一般中国人是不准入内的。这表现了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辱。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以后，英租界建立了驻有三千人的兵营，地点在今柳州路与贵州路之间（即现在的市一中）。驻军由一个少将级旅长任司令。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英国驻军，也归这个司令指挥。英工部局开办了两座学校：一是英文学校（Gramman School），专供外国人子女人学，地点在怡丰道（即今湖北路第二十中学）；一是天津公学，为居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纳税人的子女而设，初期在戈登道（今湖北路），后迁至红墙道（今新华路），一九二九年开始在墙子河畔二十九号路（今胜利路【现南京路】）建造校舍，于一九三五年全部竣工，并改名为耀华学校（即今第十六中学【现耀华中学】）。天津最早的一份英文报纸是《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周刊，由天津印刷公司发行，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创刊，一八九一年停刊。在《中国时报》出版之前，在一八八〇与一八八一年的两个冬季，天津还曾出版过一份小报《北方邮报》（Northern Post），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报告，并非正式的报纸。天津印刷公司在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时报》外，还出版了天津第一家中文报纸《时报》。《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是在《中国时报》停刊后的一八九四年三月创刊的，初为周刊，于一九〇二年十月改为日刊。一九〇五年，又有《华北每日邮报》（North China Daily Mail）创刊。一九一六年，《京津泰晤士报》增辟中文版，一九一八年中文版由英籍华人熊少豪接办，改名为《汉文京津泰晤士报》。具有一定规模的英商天津印字馆，开设于一八九四年三月。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了前来天津“淘金”的冒险家们，他们暴敛致富之后，恣意寻欢，尽情享受，成为“海外天子”。从英租界侵占之初，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分子及贪婪搜刮中国人民财富的洋商们，就经常举办什么酒会、舞会及其他娱乐晚会，并建立饭店、旅馆、俱乐部、夜总会等消遣场所。早在一八六三年就举办了第一次的赛马会，并建立常设机构，每年春、秋季都举行赛马活动，赛马场的地点最初设在海光寺一带，一八八六年又在佟楼以南强占大片土地，修建新跑马场。除了赛马会而外，还陆续组织了“草地网球会”“妇女草地网球会”、“浮水会”、“冰球会”、“垒球会”“马球会”、“板球会”、“高尔夫球会”等等，在娱乐及体育活动方面，应有尽有。一九〇二年又新建了规模豪华的乡谊会（Country Club，即令友谊俱乐部【现干部俱乐部】），作为他们的“乐园”后来英租界逐步向墙子河外扩张后，在早期英租界的海大道一带，形成了以小白楼为中心的繁华区，商店、餐厅、酒吧间栉比鳞次，五光十色。这些来天津“淘金”的外国吸血鬼们，在这里尽情地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七、英租界的收回经过
天津英租界在各国租界中侵占的最早，收回的最晚。英租界的存在，前后长达八十多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天津。由于英，法租界在某些方面为中国人的抗日活动提供了庇护所，因而与日本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英、法租界的周围架设了铁丝网，对出入于英、法租界的行人进行检查，对英、法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被暗杀，日寇与英租界当局多次交涉，要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因此，日军从六月十四日起，封锁英、法租界通往日租界及中国管辖区的七个路口。英、日两国为解决封锁英租界问题，于同年七月由英国驻华公使克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举行谈判。七月二十四日英、日双方缔结“有田克琪协定”，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镇压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同时继续谈判关于处理中国交通银行在英租界所存白银等问题。上述协定刚刚签订，美国单方面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件事促使了英国在谈判中转向强硬态度。八月三十一日，英、日东京谈判宣告破裂。一九四〇年六月，英、日东京谈判恢复。最后英国终于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牺牲中国权益，成立了关于天津问题的协定，公认伪联银券在租界内合法流通，并同意封存中国、交通银行原存于英租界之白银。其后不久，英国陆军部发布声明，撤退驻扎在华北及上海的英国军队，天津之英驻军于八月十八日撤至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进驻英租界。当时英租界系由日寇极部队占领，故名曰“极管区”，由汉奸方若任区长。日寇接管了英租界后，强占一切可供军用的物资和交通、通讯机关，接管各银行、洋行。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寇与汉奸政权还玩弄了一次所谓“移交英租界”的丑剧，然后把“极管区”改名为“特别行政区”。一九四三年三月，又改名为“兴亚第二区”（日租界为“兴亚第一区”，法租界为“兴亚第三区”）。由于英、日两国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对英国说来，在外交上并不承认日本对租界的接管，而在名义上仍具有对租界的所有权，但又不能实行任何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英新约》中，第二条规定同意将天津英租界交还中国，但当时在日本占领的局面下，这一协议也不能履行。天津英租界之正式移交给中国，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训令天津市政府组织“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对旧英租界及旧日、法、意租界进行正式接管。委员会由杜建时任主任委员，英国首席顾问为甘悌（P. H. B. Kent），法国首席顾问为美馥瑞（K. Meffreys）。清理工作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完竣。在谈判过程中，共举行了中、英联席会议八次，主要在接收资产方面达成了协议，尚有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另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各国驻华大使通过外交途径继续磋商解决。至此，天津英租界正式收回。从形式上看维护了中国的领上主权，结束了英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特殊统治地位。但是，执行着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投降卖国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依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在事实上仍然在中国享有政治、经济等各种特权，至于帝国主义在租界所遗留下来的毒素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彻底铲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并逐步清扫了帝国主义的毒素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