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红军军史19—遵义会议

兰州家长 2023-07-30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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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前方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还没有渡过乌江，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是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的，它坐落在老城枇杷桥杨柳街子尹路80号。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精致的小洋楼，用青砖砌成，四周都有宽大的走廊，大门是用黑漆油成。

会议是在二楼东厢房里举行的，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20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是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房里还生了炭火盆。

朱德、刘伯承先走进会场，紧跟着周恩来走进会场。在他们说话间，博古、李德、伍修权也走进会场。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因爱吸烟，怕影响他人，自个儿拉过一把椅子，离长方桌远一点，选择过道中通另一侧靠走廊的地方坐下，因为那里空气对流，好让烟飘到室外。他选择坐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对这个会不怎么感兴趣，坐得稍远一点，保持一定距离。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自然坐在李德旁边。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一起，自然约着一道而来。王稼祥当时伤还没有好，由担架抬了来，躺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躺椅上。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扶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上楼来。聂荣臻过湘江时，脚受伤化脓了，仍然没有痊愈。聂荣臻在刘伯承拉过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陈云在路上碰见李富春，于是他们一道走进会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何克全和邓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看见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刘少奇一时还不能到会，巡视了一下会场，宣布开会。

博古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扶眼镜，向大家说：

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我们今天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概括起来，争论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是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今天，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此乃本会议宗旨。

博古见大家没有意见，接着说：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会儿，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讨论和提提意见。

博古看了看眼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有责任的。但他到底有什么责任，却没有说。接下去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而不承认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在博古看来，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因素。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

博古作完了报告，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打开黑色牛皮挎包，放在里面，然后双手放在桌上，留神地看看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对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是赞同还是怀疑，他的心情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比较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是强调了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客观原因，那么周恩来则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对这一点李德也承认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和我划清了界限。'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博古对周恩来的报告深感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导致更多的人的思想混乱，同时他感到周恩来在报告中所讲的，很多地方赞同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观点，他觉得周恩来近几个月来思想上起了变化，这变化还有点儿快哩！他不大理解，也难于接受。

周恩来讲完后，博古请大家对这两个报告提提意见。

会场沉默了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再次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谈一谈。'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都不好表态。只听见墙上的钟摆在左右晃动，'当当当'地响着……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

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博古感到突然，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他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大家也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站起来，准备发言……

张闻天，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美国学习过，1924年至1925年曾在四川重庆和江苏苏州等地教书。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回国，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旗》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时，他被指定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和博古是同学。1932年10月后，又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都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上海时期，他俩关系极为密切，同是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

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张闻天积极参加了临时中央发动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等文章，为'左'倾路线张目。但张闻天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所以，当他一经接触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一旦接触毛泽东后，他的思想就逐渐而且迅速地起了变化。

1934年2月，'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政府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实有排挤毛泽东之意，但这恰恰增加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触。张闻天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调查研究、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地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张闻天还效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毛泽东'乡苏'情况的调查基础上，专门召集过几个区的人开调查会，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等文章，'乡苏'与'区苏'两个调查报告，对中央苏区的政府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有人夸起这件事时，张闻天总是笑着说：'我这都是效法毛泽东的办法啊！'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获悉后，立即派傅连璋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为他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并很快治愈，表现了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革命友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而与博古、李德产生了分歧。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张闻天曾对伍修权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张闻天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

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占等人在政治上不愿同反蒋的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又不与他们配合行动。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个错误方针，认为这是最愚蠢的事，是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张闻天对此主张慎重从事，在军事上积极配合。可见，张闻天的看法与毛泽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

在广昌战役问题上，张闻天与博占的矛盾、分歧终于表面化，公开化了。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从前线回瑞金，召开了一次军委会总结广昌战役的经验教训。张闻天当时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他对战局的发展极为关注。由于他是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前方军事情况的材料都要抄送给他阅读，因此，他很了解前方反'围剿'战况。当博古在会上报告完广昌战役的作战经过后，张闻天终于按捺不住了，起身说：

'敌人屯兵坚（危）城之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兵力对比，我们处于劣势，根本不应与敌作战！'

博古很不以为然地回敬说：'洛甫同志，军委会上，你是同意在广昌地区打一仗的，今天，你又来反对，这岂不是事后诸葛亮？'张闻天说：'是的，广昌战役前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我是同意打的，但不应与敌人硬拼，如果相机行事，损失就会小些。'

博古不服气：'怎么能说硬拼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天下没有常胜将军。洛甫同志，如果你来指挥，我看结局也会是一样的。'张闻天说：'指挥打仗，我是个外行，但再外行，也不会和敌人硬拼。'

博古动怒了，双眼瞪得圆圆的，脸色很不好看，冲着张闻天说：'一九0五年，俄国革命，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就是采取你这个态度。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洛甫同志，你是否也指责我们，不应该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呢？'

张闻天听到博古将自己比成俄国老牌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当即驳斥了这种污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这次军委会议就在张闻天与博古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论中不欢而散。与会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一个也没有发表意见。

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

他们之间既然出现了分歧，就很难愈合。张闻天是个坚持真理的人，他对李德这种带有浓厚宗派情绪的告诫，很不以为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红军长征之前，张闻天已经开始和毛泽东接近。1943年，张闻天回忆说：'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样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张闻天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到遵义城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又住在一起。

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几天，毛泽东去找王稼祥，商量开会的事。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必须作好准备。

王稼祥点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接下去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必须好好总结总结，错了的就要批评。洛甫、彭德怀曾批评过他们，但他们不接受，今天得好好再敲打一下。

李德不懂中国战争，全靠洋教条来指挥作战，哪有不打败仗的？开会，第一件事就是把李德轰下去。王稼祥严肃地说。

毛泽东站起来，在室内轻轻地踱着，一边踱步一边说：'老王，要批评他们，会前就应该写一个稿子，有准备地去讲，把问题集中一点。你身体不好，文章由洛甫准备行吗？谈哪些问题，我们几个先商量一下。'

'行，我知道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他又能写，他报告的身份也比我们强。'稍停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子，熟悉情况。'

'那是当然，我岂能作壁上观。'

提纲写好后，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报告由你来作吧！这主要是你的思想。'

毛泽东推辞说：'不，还是由你来作，我们三个人中，就数你的地位高，理应由你来作。'最后决定由张闻天来作这个报告。

1月15日上午，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周恩来作完报告，博古请大家谈一谈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准备发言……

张闻天首先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诸位多批评指教。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张闻天，与会者也把目光投到张闻天的脸上，十分关注地看着他。

张闻天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没有利用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时，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张闻天的发言，无疑是对博古的当头一棒，博古感到震惊，万万没有想到张闻天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他们过去共事多年，许多想法，主张都是一致的，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应在关键时刻，这样有理、有据地反对自己啊。博古感到他们过去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突然间拉大了，这真让他难以接受。

张闻天是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后两天的会议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受中央委托起草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后，张闻天又做了大量团结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

毛泽东后来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关于选举问题的谈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突出作用，是他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受排斥打击的情况下，坚持原则，既不承认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中央决议，不搞宗派和非组织活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府工作，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路线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好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

但是，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却十分关注。眼看根据地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多次犯颜直谏。毛泽东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拒绝了。毛泽东无奈，他只能暂时的忍耐，相信终有一天全党会觉悟的

。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很熟悉的、曾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最近听到有位老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吴黎平和伍修权的回忆，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但当时不具备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毛泽东只有忍耐。

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开始做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准备工作。长征前夕，'三人团'作出决定要将政治局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应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个提议被接受了。除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中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上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手中的序幕。

毛泽东首先在政治局成员中开始了争取工作。他首先争取了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集团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获得了他们二人的支持。

毛泽东也找了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话，如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就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的合作共事，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主张。经过交谈，他们更了解毛泽东了。

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博古、李德知道毛泽东在找人谈话，但不知毛泽东与那些人谈了什么。李德对此很反感，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李德的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深入群众，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正是有了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广大指战员的觉醒，遵义会议才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的生死攸关的转折。

1月15日下午，遵义会议准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迟到。可能是上午听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主持会议的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五次反'围剿'的基本情况，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是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然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是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天。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三次'左'倾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出。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息，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指出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猝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知道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以通俗的语言，以'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日常事实，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道理。

毛泽东还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法是极端恶劣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了。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级指挥员的机动灵活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的领导和各军团的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发生过多次剧烈的争论。然而，这些正确的意见，对博古和华夫同志来说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态度诚恳，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获得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大家心里踏实了许多，再不像上午那样茫茫然然不知所措了。

王稼祥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后，在同毛泽东的接触和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逐步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公开地站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瑞金到遵义，从西柏坡到北京，王稼祥一直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腹部受了重伤，因此，他是被抬着踏上长征道路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也坐担架，两人接触频繁。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认为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主张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纠正错误，改变领导。他俩分头找人做说服工作，他们的正确意见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发完言，王稼祥就从躺椅里坐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讲话，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接着又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再拒绝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只听信少数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许。

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明确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的，接下来，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及红军高级将领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这'关键一票'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多次提及王稼祥这一功劳。1936年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的几次谈话都提到了王稼祥的功劳。

王稼祥讲完后，张闻天又站起来说：我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归纳为三个阶段，我很欣赏，指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华夫同志的瞎指挥，我深有感受。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是当天中午才从前线赶来的，没有休息，便参加了下午的会议。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认为不对，不管是谁都敢批评，就连'太上皇'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1934年4月1日，彭德怀曾给中央军委写信，批评中央军委战略决心迟疑，战略战术欠机动，因此多次丧失战机，未能取得应有的胜利，并使某些战役流产。广昌战斗结束后，博古、李德从前线返回瑞金，行前约彭德怀、杨尚昆谈话，彭德怀对李德进行了尖锐的面对面的批评，说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在教条主义、惩办主义盛行的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他直率而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实际的最高当权者，实在难能可贵，这反映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

聂荣臻讲完，彭德怀大声说道：华夫同志的瞎指挥，我也是领教过的。华夫同志指挥作战，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早就完蛋了。中央苏区开创八年了，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却被某些人的瞎指挥送掉了。

坐在窗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对李德的义正辞严的批评，心怦怦然。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已觉察到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因为李德专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为此他还和李德吵过架，今天不能不说了。

他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的分析，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政治工作采取的也是形式主义；战斗中，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的'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等。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便要'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广昌战斗中，却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分而地日蹙。

刘伯承讲完，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心情沉重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博古听了，心中一震，隐隐感到不安。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接着发言，批评了李德、博古，支持毛泽东。博古看看天色已晚，只好提出：'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

晚饭后，博古回到住地，心情十分压抑。他开始回想今天白天发生的情况：周恩来的报告一结束，张闻天就对自己的报告提出了指责，说得一无是处。毛泽东言语尖刻，因为他瞧不起自己。王稼祥是自己的老同学，在反立三路线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也反对自己。这是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人有意见，是因为军事上打了败仗，可那是华夫指挥的呀！他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经验的军事家呀！难道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真的错了？难道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对？世界上真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打了几次败战，也是不允许的？何况敌人是50万大军压境呀！自己上台以后，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

博古感到很孤独，很烦闷。这些年功过是非谁来明辨呢？有谁能讲几句公道话呢？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着，痛苦、沮丧、委屈时时地折磨着他。

1月16日，遵义会议继续举行。

博古还是坐在昨天的位置上，不过情绪没有昨天好。他脸色苍白，双眼稍红，一看便知昨晚没有休息好。

博古宣布开会，请大家继续对昨天的两个报告发表意见。

一直没有讲话的刘少奇说话了：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请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刘少奇一直是搞白区工作的，这几年确实有不少苦衷和委屈。

博古听见刘少奇提出要检讨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时，坐不住了，他想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政治路线也错了。他用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执行了历次国际的重要指示，在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党的危险，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实行了苏区的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说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难道说，因为我们未能粉碎五次'围剿'，便可抹煞全党奋斗的功绩？请问大家，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对苏区红军、对党的污蔑又有何区别呢？'

博古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他的这一套观点让人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道理。

这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接过博古的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不容否认，谁要否定，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论调。

刘少奇不服，正要辩解，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一时也扯不清，以后再说。还是集中力量检讨一下我们的军事路线，看是否真有问题。

凯丰是博古的坚定支持者，会前也积极活动，企图争取聂荣臻站在博古一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一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在会下没有争取到同盟者，于是决定在会上亲自出马，支持博古。当听毛泽东说要检讨军事路线时，心想你又没有在苏联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懂得什么，于是他大言不惭起来，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并不示弱，抬头瞅着凯丰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把凯丰问得瞠目结舌，睁着眼睛，无言以对。

博古看到时间已近中午，提议休会，下午再开。

两点多钟，与会者吃完午饭，纷纷回到会议室开会。

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首先发言，他是15日夜里赶到的，到遵义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同李卓然会了面。他回忆说：'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我。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是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罗，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

下午一开会，李卓然首先发言。他说：'我来迟了，昨天夜里才赶到，没有听到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今天上午，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深受启发。长征以来，我们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掩护全军转移。我们打得太艰苦了，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过湘江时，三十四师为了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灭，有几人生还？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都壮烈牺牲了。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自己绞断了受伤的肠子也壮烈牺牲了！我们哪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撤退？简直是夺路而逃，溃不成军……'

聂荣臻接过话茬说：'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恶梦。'

一直没有发言的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表态了：'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凯丰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不以为然地说：要说博古同志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最多只能说是在军事上的部分战略战术有些错误。可是，军委工作具体是周恩来同志和李德同志负责的，如将全部过错推在博古同志一人身上，也不公平。

这时王稼祥在躺椅上欠起身，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凯丰又说：'博古同志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你们要撤他的职？改换领导，我不同意！'

张闻天有些激动地说：请问，博古同志能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不能完全依靠顾问。

由于与会者意见不一，博古和周恩来交换一下意见，决定晚上继续开会。

晚上会议一开始，周恩来首先发言。他是'三人团'领导成员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会场静悄悄地，大家要听听周恩来的看法。

周恩来侃侃而谈：'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和大家的认识一样，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能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邓发在遵义会议上基本保持了中立态度。林彪基本一言没发。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出'，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实曾拥护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

会议经过三天的认真讨论，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红军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迎着惊涛骇浪，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凯丰却对会议持保留态度，会后继续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并散布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凯丰才逐步转变到正确立场上来，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都异口同声要求博古下台，当时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一些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想通，但他坚守党性和组织观念，耐心地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和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出来。在决议作出后，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组织，严格遵守大会上按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为实现决议，为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他竭尽全力工作着，并没有因为受挫折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

会后，凯丰曾对他说：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但博古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

2月5日，红军行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花房子村处于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一叫，三省的人家都可以听到，所以人称'鸡鸣三省'村。张闻天找毛泽东商讨：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被大家批评，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再领导下去恐怕大家不服而困难很多。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还要和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一下意见再做决定。

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也认为遵义会议后再由博古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并认为博古下去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还是由洛甫来做比较合适。他在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得到大家的好评。他是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对团结一大批留苏回来的干部很有好处，共产国际对他也很信任，这样向共产国际也好交待。所以，还是由洛甫出来领导党的工作为好。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来到博古的住处，想先和他交流一下，做做思想工作。博古见到周恩来，便问：'有什么事找我？'周恩来不便马上启口，怕博古受不了，没有回话，眼睛看了看窗下两对铁皮公文箱。博古是个聪明人，这几天也想了很多，觉得这么多人反对自己，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因此，他立即明白了周恩来的来意，他坦然地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是为这个，我已经想通了，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了。不知由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回答说：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准备叫洛甫做。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博古回答得十分干脆。

2月6日，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处，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留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之职。

周恩来对博古交出职务的情况曾有回忆，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交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博古从党中央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忘我地工作，对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6月至8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红军战略方向的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会议上，博古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错误主张，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以后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参与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4月8日，由于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争取和平民主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博古、王若飞等人冒恶劣天气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和汇报，飞机不幸失事，博古等人遇难牺牲，年仅39岁。

李德列席了遵义会议，会上批判的重点是博古，但博古不懂军事，军事上一切由李德说了算，因此，批判博古也就等于批判李德。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于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

翻译伍修权坐在李德旁边，别人发言时，伍修权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伍修权精神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精神不济时，翻译就简短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给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了，中央苏区丢了，红军长征初期也遭受严重挫败，因此，他的辩词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有人事后说李德在会议上大发脾气，把烤火盆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在当时会议气氛下是不太可能的。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别人对他的批判发言。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丧失了'统帅'的权威，对这一点他十分不满，以至在30多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还愤懑地说：在遵义会议上人们根本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遵义会议后，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了，但党中央在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对他加以照顾，伍修权仍给李德当翻译，跟随他左右。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李德自己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李德要求随一军团行动，显然还是对林彪感兴趣的，但林彪不再多接触李德了。林彪交待一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每到宿营地，那个科长总是亲自为李德定房子，在最适中最安全的地点安排比较好的房子给他住。部队打土豪得来的东西，也给他提供最好的一份。

遵义会议使李德失去了'太上皇'的地位，他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伍修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回我去他屋里，见他桌上摆了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他自己刚刚敲了吃的，我也就随便敲了一个吃起来。谁知道他正肚子里有气无处发泄，突然拿我出气道：'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可见李德当时的情绪是何等的不好。

李德跟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擅自命令部队南下，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伍修权说：'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后，有一回，原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同志争吵，他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和李德也在场。据说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我看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但李德的主张，不管动机要如何，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央红军北上行动的。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李德帮助我军训练过骑兵，到红军大学讲过战役学。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据地时，曾在保安访问过李德。他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撤销他军事顾问职务，仍是不满，有一肚子牢骚，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说：李德'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的感情。'这说明李德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自己的作战方法在中国行不通，尽管他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很肤浅。

1939年，我党送李德返回苏联。伍修权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1939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正好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他乘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将他接到办事处后，我立即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联系，将李德的情况向苏联同志作了介绍，请他们负责下一步安排，送李德回苏联去。

苏联代表已得到通知，接手安排他回国。我在兰州同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一九三二年来到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同我共事就近两年，我亲眼看到了他最神气和最失意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互相作些表示，但是他的情绪十分消沉。他大概想到自己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却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心情的确是沉重的。临别时，我带点讽刺地对他说：'祝你回苏联以后，能走好运，一切顺利。'他听了只是苦笑一下而已。

据说他回苏联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评了他，从此不再'官运亨通'了，被派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搞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化方面的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纪事》。书中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继续坚持并宣扬'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派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决议。

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了驻遵义的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红军的战斗任务。听完传达，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们热泪盈眶，感到'党和红军得救了'。

张闻天在军委纵队营、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天，干部们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他们不顾细雨蒙蒙、寒风嗖嗖，聚精会神地倾听传达。会后，干部们向本单位全体同志作了传达。《红星报》对此作了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曾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的方强，在《历史的丰碑》一文中，回忆了遵义会议决议传达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保卫局局长邓发，把我、谢翰文和另外几个被关押的同志找到一起，庄重地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遵义会议的决定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喜悦和激动交织在一起，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扑簌簌地滚落。

'次日，后来是中央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微笑着：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停顿一下，他接着说：'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好的成绩。

'第二天，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就先后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担任总支书记，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文件珍重地装进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

方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率领军队坚守筠门岭，由于敌众我寡，筠门岭失守，他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进行反省，被押着跟随红军长征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的情况：'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周恩来和聂荣臻向'少共国际师'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该师政委萧华欣喜若狂，后来在《长征组歌》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是在乌江边一个小村子中传达遵义精神的，是由中央驻五军团代表刘少奇负责传达的。当天上午，全团排以上干部集合在江边村子的一所院落里。大家听说要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一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互相问好、交谈、说笑。宽敞的院落里，洒满了和煦的阳光，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宣布开会后，会场里马上安静下来。刘少奇扫视了一下全场，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了，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

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同志们抑制住无比喜悦的心情，一齐欢呼起来。掌声和欢呼声，像阵阵春雷，盖住了乌江的浪涛声。

一张张笑脸，内心非常激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过了好一阵子，刘少奇见大家激昂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听完传达，会场上一次次响起嘹亮的口号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响亮的口号声，再一次震荡着乌江边的这座山村，在峡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响，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在中央红军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致电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基本精神。

后来，朱德同志作了一首诗，对遵义会议作了崇高的评价：

群龙得首自腾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