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节令膳碗御用瓷图 19 清乾隆 重阳菊花膳碗 英国放山居旧藏2、嘉庆朝嘉庆十一年，节令膳碗被纳入大运瓷器行列，内府要求御窑厂每年为御茶膳
房烧造三阳开泰珐琅大磁碗（即前述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万寿无疆珐琅磁碗、五谷丰登磁珐琅膳碗、艾叶灵符磁珐琅膳碗、丹桂飘香磁珐
琅膳碗、重阳菊花磁珐琅膳碗、万花献瑞磁珐琅膳碗、鹊桥仙渡磁珐琅膳碗各十件23，结果只连续烧造了嘉庆十二24、十三25两年，每款共计
二十件。从嘉庆十四年开始，由于已有数量足敷应用，节令膳碗全部改烧大运瓷器其他品种——三阳开泰膳碗改为里白外霁红釉五寸碗，万寿无疆膳
碗改为五彩龙凤碗，五谷丰登膳碗改为青花缠枝莲纹五寸盘，艾叶灵符膳碗改为里白外黄釉五寸盘，丹桂飘香膳碗改为霁红花白里四号磁碗，重阳菊
花膳碗改为白里外黄釉四号磁碗，万花献瑞膳碗改为黄釉绿彩龙凤小碗，鹊桥仙渡膳碗改为绿彩龙纹五寸盘26。在嘉庆十四年重立的《御膳房铜磁
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乾隆朝制品除三阳开泰膳碗的数量变为九件外，其余七款仍为十件27，嘉庆朝制品则每款二十件28图 2029、图
2130）。此外，嘉庆帝驾崩后，道光元年重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其中乾隆朝制品31和嘉庆朝其他品种的数量与嘉庆十四年时
一致，只是出现了嘉庆款“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大碗十件”和“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三十件”两处不同32。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嘉庆
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期间，这两个品种各传办烧造过十件。节令膳碗的常规尺寸都是口径 15 厘米左右，而传世也的确见有这类口径 18.5
厘米左右、纹饰与艾叶灵符膳碗完全相同的嘉庆艾叶灵符大碗（图22）33。图 20 清嘉庆 三阳开泰膳碗 上海博物馆藏图 21 清嘉庆
重阳菊花膳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2 清嘉庆 艾叶灵符大碗 日本九州中国陶瓷美术馆旧藏3、道光朝道光朝节令膳碗烧造数量最多，其
间数量变更也相对最频繁，概括来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道光元年正月，广储司瓷库知照九江关监督，提及御膳房应用八款膳碗各十件，
要求次年五月之前烧造完竣34，结果这批瓷器于当年十二月即解交进京35。同月，瓷库又要求为内茶膳房照样加细烧造五谷丰登、丹桂飘香、艾
叶灵符、鹊桥仙渡、万寿无疆和三阳开泰膳碗各十件36。道光二年二月，大运瓷器改烧样数，要求御茶膳房应用八款膳碗“每样烧造十数件”37
。从后来道光十年的档案可以得知，道光二年至十年，八款膳碗每年的烧造数量均为十二件38。道光十年十二月，大运瓷器再度减烧数量、改烧花
样。从道光十一年开始，八款膳碗均改为每年各烧造八件39。但此后不知是在某一年集中还是在不同年份里陆续停烧了五谷丰登、艾叶灵符、万寿
无疆三款膳碗，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没有记载。道光二十七年五、六月间，由于瓷库存贮瓷器历年积存渐多，内务府奏请减烧。此时只剩三阳开泰
、鹊桥仙渡、丹桂飘香、重阳菊花和万花献瑞五款膳碗还在继续烧造?40。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亲笔勾除了大运瓷器黄册中的最后这五款膳碗，
谕命从当年开始“永停烧造”。不过此时五款膳碗每年的应烧造数量均为六件?41，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由八件改为六件的，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
乎也没有体现。从道光十三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记录的部分乾隆和嘉庆朝节令膳碗开始出现存放地点与数量上的变化42。
就存放地点而言，某些品种后边标注了“宫”（即皇宫）现存几件、“园”（即圆明园）现存几件；就数量而言，道光十三年与二十三年?43的记
载一致，咸丰十一年（《御膳房库收存铜瓷珐琅器皿册》）44?与同治三年（《铜瓷珐琅铜锡器账》）45?的记载一致，而咸丰十一年与道光二
十三年相比，多款膳碗数量锐减甚至消失，详见下表（表二）：短短不到二十年间损失如此之大，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八月下旬
至九月上旬对圆明园的两次劫掠和焚毁。火烧圆明园后不到一个月，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遵咸丰帝谕命，在《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摺》中
将圆明园“两次被抢、被焚情形详细察访具奏”，其中提到“器皿库五座内存装修、什物、零星木植、灯只等件抢掠不齐”46。尽管在此前后瑞常
、宝鋆、文祥特别是胜保等大臣多次追缴、查收、搜获圆明园失物且缮明清单奏报，但却并未见有关于节令膳碗的明确记载?47。之所以说圆明园
可能是清宫节令膳碗大量流散的地方，是因为被毁前的圆明园在清代皇帝心目中占据着特殊位置。据郭黛姮教授统计，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
丰五帝几乎每年都要在圆明园长驻，其中尤以道光帝在园时间最久。不计道光元年、二年（宫中居丧）和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驾崩）这三个年份，从
道光三年到二十九年，道光帝平均每年驻园时间达 260.1 天，而在紫禁城居住的时间只有 90.9 天。一般来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
正月上辛郊礼（即祈谷礼）前后清帝就入驻圆明园，直到入冬阴历十月甚至十一月才回宫48。由此可见，除了年节和一些寻常时节外，多款节令膳
碗都需要在圆明园中使用，因此很可能大量存贮在这里，并最终于庚申浩劫中损毁佚失殆尽。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节令膳碗特别是道光
朝制品历年来烧造颇多，可如今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却数量很少，属于清宫旧藏的更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三）用途节令膳碗主要在不同
节令之日供皇帝用膳时使用，此外亦间或用于赏赐宗室女眷。1、御用保存至今的清宫膳事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御膳房《膳单》（用后留
存者称《膳底档》）不仅详细记录了皇帝每天的膳品、食制和用膳时间、地点等信息，还明确提及每餐所用的膳具49。这些资料如今全部收藏于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除少数乾隆朝档案曾在一些专题性档案汇编中有所披露外，绝大部分尚未正式发表。不过，管中窥豹，通过已经出版的不同年份
的《膳底档》，我们可以对节令膳碗的具体功用和使用规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下面按照时间顺序，从已发表档案中撷取与节令膳碗相关的内
容并加以归纳总结。尽管以上只是个别年份的部分《膳底档》，且收录日期并不齐全，但好在八款膳碗均有涉及，从中至少可以窥知乾隆年间节令膳
碗的一些使用情况。要言之有以下几点：（1）节令膳碗一般只用于盛放早晚两次正餐的主食和汤品，每餐少则一品，多则可达五品，而并不用于盛
放菜肴。有的年份如乾隆五十三年的万寿节，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内于正午时分（稍早于平时的晚膳时间）大摆“万岁爷大宴”，据《膳底
档》记载，乾隆帝的四品汤膳系置于一对小填漆宴盒中送进，一盒盛放两品膳，一盒盛放两品汤，并未明确提及膳碗。嫔妃等位的一膳一汤虽有“位
分碗”的字样?51，但很可能指的是不同等级的铺宫用瓷?52。不过，在承应戏完毕转宴时，又记载先从乾隆帝面前的汤膳碗转起53，因此应
该还是使用了万寿无疆膳碗，只不过没有明确记录出来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述，清宫以口径大小为依据，对汤碗和膳碗的区分界定很
清楚，但在《膳底档》中却体现不出二者之间的不同，而是统一称为汤膳碗。（2）节令膳碗并非完全只限于在节令之日当天使用。虽然可以用来作
统计的样本数量较少，致使可资推判的依据不足，得出的结论未必具有普遍性和绝对准确，但凭藉前文所引的档案仍然可以获知，乾隆朝在上元节、
万寿节、中秋节的前后一天也都会使用该节令的相应膳碗（其中中秋节前一天因恰是万寿节后一天，所以仍使用万寿无疆膳碗），而每年的年节甚至
提前两天就会使用三阳开泰膳碗（参见乾隆四十八年《膳底档》）。寻常珐琅碗（即万花献瑞膳碗）的使用则没有太多规律可循。（3）节令膳碗一
般总会与金碗盖（偶尔记作金钟盖）配套使用，应该是作保温之用。这种瓷碗配金盖的组合模式明代时已有，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
钟（即高足碗）54、北京昌平万历帝定陵出土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碗55?和玉碗56等都配有金盖。相比盛放菜肴的其他盘碗都不见金碗盖的记载
，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节令膳碗所得到的特殊待遇。（4）前文所引不同年份《膳底档》的具体时间，乾隆三十年分别发生在紫禁城和乾隆帝第四
次南巡途中，四十年和四十四年在热河行宫，四十五年在第五次南巡途中，四十八年分别在紫禁城和热河行宫，五十三年在热河行宫。由此可知，即
使是在皇帝外出巡游期间，节令膳碗也会由御茶膳房太监携带随行，以备期间各节令之日使用。当然，由于乾隆帝历次南巡、秋狝等活动的时间基本
固定，所以节令膳碗应该主要还是收贮于紫禁城、圆明园和热河行宫内。虽然本文未能查到乾隆帝驻跸圆明园期间的《膳底档》，但前面关于园内大
量存贮节令膳碗（主要指道光朝制品）的推测大致不会有差。与零星刊布的乾隆朝《御茶膳房》档案不同，嘉道两朝膳事档案至今未见系列发表，因
此只能通过一些学者的相关介绍略窥一二。如原辽宁省档案局（馆）长孙成德先生?57、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苑洪琪女士58都曾撰文提及，
嘉庆四年元旦（孙文为除夕），首领太监将两件三阳开泰膳碗（一件盛放六个素馅饺子，另一件盛放“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一枚）放在大吉宝
案的“吉”字上，请“万岁爷进煮饺子”后，嘉庆帝才能独自一人食用。这一记叙与乾隆四十八年年节乾隆帝早点进食煮饽饽的记载相符，显示出清
宫膳制的延续性。此外，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敬事房一次性传用一千一百八十六件各色盘碗钟碟，内有红地艾叶苓（灵）符碗卄（即二十）件、
黄地三阳开泰碗卄件、五谷丰登碗卄件等59。这一天同治帝奉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幸淑芳斋并侍午膳60，传用大量瓷器或许与此有关。不过，
由于同治朝已不再烧造节令膳碗，以这几款碗有很大可能为道光朝制品。2、赏赐个别品种的节令膳碗曾在嘉道年间用于赏赐宗室女眷，见诸档案记
载的有如下几次：（1）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时任九江关监督德泰的岁例贡御进单中记有“五谷丰登洋红地洋彩膳碗”一项共二十件，其上标注
“赏皇后、等位公主、福晋”61。这批膳碗应该是专门用于赏赐而烧制的，没有记入御茶膳房的档案。（2）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四公主寿安固
伦公主下嫁62，陪嫁各色瓶、罐盘、碗、钟、碟瓷器四百件63。参照后来五公主、六公主的陪嫁瓷器清单明细可知，其中应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
渡两款节令膳碗各若干件。由于四公主和六公主都是固伦公主，且陪嫁瓷器均为四百件，所以很可能与六公主一样，也是陪嫁万花献瑞膳碗八件、鹊
桥仙渡膳碗十件。（3）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帝五公主寿臧和硕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二百件，其中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渡两款膳碗各八件?64
。（4）道光二十五年，道光帝六公主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四百件，其中有万花献瑞膳碗八件、鹊桥仙渡膳碗十件65。公主出嫁选择
这两款膳碗作为陪嫁品，应该是由于其纹饰寓意吉庆应景的缘故。当然，鹊桥仙渡膳碗主要还是直观突出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团圆的美好一面，而
肯定忽略掉这一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悲剧成分。三、仿作汇览（一）清中晚期民窑及民国仿品除了御窑厂烧造的八款标准制式的节令膳碗外，传世还见
有一些乾嘉道时期带有鲜明节令膳碗元素的特殊制品，有的属于民窑精细之作，有的则与官窑品质不相上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节令膳碗衍生品”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彰显出节令膳碗的广泛影响力。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曾仿制过相当数量的节令膳碗，但普遍彩釉粗糙，画工低劣，款识
潦草。下面略举数例，对应上述各类情形分别加以介绍：1、内外装饰与重阳菊花膳碗基本相同，底署矾红彩“重阳菊艳”四字二行双框 楷 书
款。此 碗 口 径 18.5厘米，与嘉庆朝艾叶灵符大碗相仿，彩绘艳丽，品质卓绝，具有乾嘉时期风格。（图23）图 23 清乾隆 - 嘉庆 重阳菊艳款重阳菊花碗 私人藏2、 内 外 装 饰、 尺 寸 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双圈楷书款。此碗各方面特征均与道光朝制品一般无二，惟底部书康熙寄托款较为少见。（图 24）图 24 清道光 康熙款艾叶灵符碗 私人藏3、纹饰、尺寸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矾红彩“艾叶祥符”四字二行双框楷书款。此碗外壁施浅淡的松石绿釉为地，色泽近于湖水绿，别具一格。（图25）图 25 清道光 艾叶祥符款艾叶灵符碗 私人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