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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原敌后挺进
1938年11月23日，东方微露朝霞，披着晨曦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水河中，更给古城延安增添了几分绚丽的光彩。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和几十名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分乘四辆卡车，告别延安，迎着寒风在黄土高原上奔驰，向西安前进。汽车疾驰到咸阳大桥，被国民党宪兵队拦阻，并受到恶狠狠的盘问。此刻，恰逢身着将军制服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驱车赶到，经过交涉，方得放行。黃昏前，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一行顺利抵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住了几天之后，兵分两路进发。刘少奇与秘书栗在山、副官李拓带电台机要人员由西安转至渑池八路军兵站，向豫西特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另一路则由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带领直奔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当朱理治、李先念等于12月26日到达竹沟时，受到了早就候在镇外的陈少敏、王国华等人的热烈欢迎。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忙着筹划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原局的指示，会议将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事宜。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朱理治通过一路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鄂豫皖，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据中原局指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同时，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朱理治任主任，李先念、王国华任副主任。1月14日，李先念在竹沟北窑主持召开了军亊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各地的军事负责同志。会上，李先念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分析了豫鄂边区对敌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总方针。会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李先念、周志坚的指导下迅速建立，谭子正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为南下做好了准备。1月17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集会整装待发。许多同志和老乡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和指战员们握手话别。李先念率部离开竹沟，顶着凛冽的寒风,大踏步地向武汉外围挺进！此时，武汉外围的城镇以及铁路、公路、长江和汉水等交通沿线，日寇共驻有六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十五万重兵。他们大肆搜罗民族败类，组织伪军，拼凑伪政府，建立了六百多个据点，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方。而周围的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及其附近地区，则被四十 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十几支地方游击纵队所据守。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歹徒匪类乘机作恶，地方游击武装蜂起，司令如毛，他们各设关卡，横征暴敛，使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另一方面，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支持下，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在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点燃了抗日的星星之火。李先念率领南下的独立游击大队，是由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和从延安来的六十多名红军干部组成的，共一百六十余人，仅有一挺重机枪，九十多支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为有利于做统战工作，部队番号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化名李威，对外联络时以国民党少将或上校的身份出面。经过一天雪地行军，部队当晚宿营在信北尖山。李先念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文敏生会面，听取了文敏生关于国党信阳县长李德纯要求合作抗日的情况汇报。文敏生说：李德纯在信阳失守后，就已与我们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并毅然率领县常备队一个中队及警察共二百余人，曾经四望山麓的黄龙寺到过尖山北王岗。现在，他正一面整顿其内部，一面再次邀请我们增派党员前去加强指导。听了文敏生的汇报，李先念决定拜访李德纯。第三天下午，部队经过国民党游击队严密盘查的龙门新店。离开龙门新店，部队进入了绵亘鄂豫两省边界的四望山。登上其主峰极目远眺，可望见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县县境，四望山因此而得名。1月20日，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受到了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负责同志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朱大鹏等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在一座碉堡里李先念会晤了李德纯，两个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李先念回忆说：“在四望山，我见到了李德纯，我们在碉堡里会谈。我说，你已经不能回信阳了，而且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程潜派来的副官还在，你能逃过吗？我们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你想想，西北军第六十八军已经压过来了，你的部队如果不加入新四军，就很危险。因为西北军不敢打新四军，但他们却敢打县大队。”李德纯对李先念的看法表示赞成，当即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接着两人认真商谈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信阳挺进队的统一领导问题，达成如下具体意见：一是收集地方上的武装，扩大抗日队伍；二是请信阳县政府帮助解决独立游击大队的给养；三是信阳挺进队和独立游击大队在必要时可统一指挥，联合行动。次日，李先念在黄龙寺主持召开了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中原局关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发动中原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决定，以及不久前在竹沟结束的河南省委和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会上，李先念还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和敌后战场的情况，用一年多来战局的发展变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光辉论断，使同志们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讲到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时，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而针对蒋介石的“限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要我们统一军令，就是要限制我党抗日武装的发展,不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则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受蒋介石的限制，那就连日本鬼子也打不成了。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消灭他们，这用不着别人同意，这是四亿五千万同胞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会后,他和豫南特委的同志认真研究了豫南地区的工作，在听取汇报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豫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今后豫南党组织，应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首要任务。他还与豫南特委书记危拱之协商，从信阳挺进队拿出一个中队计一百来人七十余支枪编入游击大队的事宜。危拱之表示坚决听从组织的安排，并愿意去做朱大鹏同志的工作。朱大鹏回忆说：1月中旬，我们接到一封令人兴奋的电报，称“李先念不日将来四望山”。24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先念给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报告的精神，使我们认清了形势，知道抗战将进入艰苦相持阶段，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不几天，危拱之找我谈话，她开始讲了许多大道理，诸如：“一个党员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一个党员能不能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以及他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是否坚决，就是对他的党性考验……”她和我讲话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当时心里不禁大吃一惊，十分着急地问：“拱之大姐，党有什么决定，快说吧，我保证坚决服从，要是我有什么不服从党的安排的地方，请你直载了当地批评吧！”危拱之这才转入正题说：“先念同志转达中原局朱理治意见，要向你的部队调枪，考虑你是否同意，所以让我先跟你谈一谈。”听危大姐这么一说，我不由大笑起来，“原来是为这个。”我说：“是的，这是我经常警惕的，不过我在旧军队里搞兵运，钻下层，是为什么？就是为党搞枪嘛，现在党要了，我会不同意吗？要调多少就调多少。”1月29日，刘少奇在竹沟召开中原局和豫鄂边省委会 议，朱理治、李先念、向明、陈少敏、王国华、王澜西等十四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等关于两个月来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以及当前豫鄂边区的敌情、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置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刘少奇在充分肯定豫鄂边区党委开辟边区敌后战场的方针、任务和部署的同时，强调要注 意两点:一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 立自主的方针。同时还提出党的各项工作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形势。要求豫鄂边省委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站到我们这边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李先念返回四望山之前，刘少奇再三向他叮嘱：为避免磨擦，目前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活动方针，应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要多求质的巩固。回到四望山以后，李先念坚决贯彻执行刘少奇的指示，迅速派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大队长谭子正率部去平汉铁路以东的信（阳）罗（山）边活动，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周志坚等一路“三战三捷”，勇猛打击敌人。在当谷山，他们与当地党组织和平汉铁路破坏大队取得联系，一举歼灭了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的游杂武装甘润民大队，首战告捷。之后，又在平汉铁路上伏击了从柳林开往信阳满载日军的铁甲车一辆，敌死伤数名，狼狈向北逃窜。返回四望山途中，在信(阳）应（山）公路上破坏日军通讯线路，诱敌骑兵出来，打得他们人仰马翻，再次获得战斗胜利。当周志坚、谭子正率部于2月初回到四望山时，受到李先念的表扬。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不仅联系上了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还主动打击了日伪，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功劳不小啊！”同志们听着首长的表扬，更加欢欣鼓舞。日军于2月初发动了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7日中原局作出决定：派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去开展游击战争。李先念当即在刘子厚、娄光琦的陪同下，先到大洪山做李范一的统战工作。李范一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交通部电政司长、湖北省建设厅长，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抗战爆发后，应董必武的邀请，曾出任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主动与实际主持此项工作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陶铸搞好合作，培训抗日骨干。李先念南下时，他任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政治指导部主任，积极从事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工作。李先念与李范一进行了彻夜恳谈，共同签订了合作抗日协议，允许新四军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因此，独立游击支队的活动区域迅速扩大到了鄂中地区。两天后，李先念、刘子厚、娄光琦等一行到达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区党委负责人陶铸、杨学诚、夏忠武等取得了联系。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们，当天举行晚会，热烈欢迎李先念等一行的到来。14日，由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主持，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李先念、陶铸、杨学诚、夏忠武、顾大椿、雍文涛、杨焕民等参加了会议。会上，由李先念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以及刘少奇的指示。会议还研究了与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毓灵谈判，争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鄂中的合法性等问题。会后，李先念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名义，在陶铸等陪同下，到随县均川店杨氏祠同石毓灵会晤。均川店坐落在均川河西北岸的平畈上，占地不足一平方华里，筑有土寨。寨内居民不上百户，双日逄集，是随（县）南山区的一个物资集散地。武汉及其外围主要城镇沦陷后，这里就变成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署所在地，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设在杨氏祠。李先念与石毓灵会见后对他说：“这次我先来到贵地，与石主任共同商讨豫鄂边区抗日大计，新四军这支抗日部队要来贵地，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寇，这是豫鄂边区人民的愿望，我诚恳希望石主任明晓大义，予以配合，共同抗日。”石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已经打到这里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毫无会谈诚意，对合作抗日之事缄口不提，却故意与李先念攀起老乡关系，并诽谤诬蔑共产党。他说：“听口音，李司令也是黄安人?”“我是黄安李家大屋的。”“那我们还是同乡哪，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鉴的？”“认识，而且很熟悉。”石毓灵说：“这个人可厉害了，天有王鉴，日月不明；地有王鉴，草木不生；人有王鉴，胆战心惊。”李先念见石毓灵在有意中伤共产党，便理直气壮地说：“王鉴是黄安老百姓的领袖，他为受苦人能过上好日子而斗争，我们敬重他。”石又说：“你们叫共产党，这个名字太吓人了，改一下好不好?”李先念说：“不能改，就是共你一点产，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你用不着担心。”石毓灵见话不投机，就没往下说了。均川会晤，李先念与石毓灵虽未形成书面协议，但也使石毓灵默认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开赴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合法性。随后，李先念又派刘子厚到襄樊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17日，陶铸因要去赵新河找“应抗”部队而与李先念分手，李先念则带着“随北工作队”的队员们返回应山浆溪店。当天下午，李先念一行来到随县天河口。当地驻有国民党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将领。李先念早有所闻，于是拜会了他。此次会晤，颇有收获。陈离回忆说：“李先念在曹荻秋、钱俊瑞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师部，当时我们驻在随县天河口，我们共同商讨了团结合作，协同作战的问题，为两军日后的友好合作，共同抗日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时李先念来我师部向我提出有两件最难的事需要我给予帮助，一是他们缺少电台，要求我们送一部较大功率的电台；一是他们作战没有军用地图，希望我们帮助解决。他们也知道这两种东西，蒋介石军队控制很严，但他们又迫切需要，不得已向我们提出来。我满足了李先念的要求，送了一部十五瓦的电台和所需要的军用地图。”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川军孙震的部下有一位师长叫陈离（静珊），和我还是好朋友，他送给我们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等。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小的。”2月18日，农历1939年春节。呼啸的北风裹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寒气袭人。李先念等一行从天河口过均川河，直往应山浆溪店奔去，傍晚到达了净明铺小镇，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四处可闻。随行人员征得李先念的同意，决定就在此镇宿营。有人提出到老乡家去住，李先念摇摇头说：我们不要去打扰老乡啦，自从日寇入侵，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土匪也乘火打劫，他们已经够苦的了，难得过一个安定的团圆年，我们就到那个破庙去宿营吧。随着李先念的手指方向，大家来到了破庙，生起了火，围坐火旁吃干粮。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要李司令员讲故事。李先念说，给大家讲什么呢？有人说：“就讲司令员长征的故事吧。”李先念愉快地接受了。他深情地叙说着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同志们听得十分专注，渐渐忘记了饥饿和寒冷。李先念除夕破庙讲传统，让大家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李先念到达浆溪店后，即令周志坚率部去联络应山地方党和抗日游击队，并进行统战和筹款工作。途中，部队进驻余家店附近。27日，天空阴沉，细雨霏霏。大约十点多钟，一队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应山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军一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不战而逃。忽然，几十发炮弹呼啸而至，落在距独立游击大队驻地不远的地方。周志坚急忙赶到余家店南面的罗家庙前观察敌情，只见日伪军正向西“扫荡”，遂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奋力抗击。敌伪遭新四军突然打击，忙窜进余家店镇内顽抗。老红军张日新带领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二中队则由中路向街南进攻。敌人被迫撤到镇外，占据高地，企图利用丛林作掩护，死守待援，但在新四军猛烈攻击下，不得不在死伤二十余名之后，乘黄昏夜色而逃。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入侵日军的首次进攻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在当时“恐日病”流行的情势下，新四军指战员们以英勇果敢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嬴得了人民的信赖。中共应山县委负责人亦闻讯而至，与独立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李先念于2月底离开四望山，转而率部东进，向信（阳）罗(山）边进发。在平汉路东侧的新店，他向平汉铁路破坏大队党的负责人石健民等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应邀向该队的全体干部讲话，赞扬了他们在敌后进行的英勇斗争。在此期间，李先念还派人到潘新店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豫南游击中队黄瑞华部进行了交友活动。3月，李先念一行继续东进。根据1月24日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郑位三电示的“在军事上第六大队统归李先念指挥”的精神，积极联系第六大队。后终于在信罗边的九里关附近与贺建华、罗厚福、熊作芳等率领的第六大队会合。该大队是在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东进后，以该支队留守处的小股武装扩建而成，归鄂东特委（书记郑位三，副书记方静吉，即方毅）领导。随后，李先念在灵山寺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听取了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关于“第六大队”在敌后斗争情况，以及“铁破”大队有可能受其大队长徐宽（共产党的叛徒）的指使投靠国民党的情况汇报。李先念向到会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有关指示以及郑位三电示精神，并作出决定：第一，贺建华、罗厚福、熊作芳等率第六游击大队沿平汉路东侧向陂安南敌后深入，设法与程坦、张体学、吴林焕等带领的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联系，传达中原局的指示，迅速深入鄂东敌后，组织群众抗战，打开鄂东局面。第二，鉴于平汉铁路破坏大队因受国民党拉拢和大队长徐宽有个人野心，随时有投靠国民党的可能，“铁破大队”的党组织要加紧工作，力争挽回不利局面，一旦徐宽投靠国民党，党的干部和党员要设法拉出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第三，建立中共信罗边中心区委和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留守处，娄光琦任中心区委书记和留守处主任，组织发动信罗边的群众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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