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记： 将军有验证书，我亲眼见过一张。  01 关于赵镕，我现在还有三个清晰的记忆——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今年是2022年。
开国中将赵镕 一是：赵镕客厅南墙上有一张朱德亲笔的条幅。 如有客人来看望赵镕，往往一进客厅就不由自主地站住了，眼睛紧紧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张条幅看，目不转睛，常常忽略了坐在条幅下方一侧的主人。 赵镕通常就坐在条幅一侧的沙发上，很安详地样子，也不说话。客人则盯着那张条幅看，有的客人还念出声来。就这样，时间凝固约有1，2分钟。 或许是客人缓过神来；或许是客人发现主人就坐在对面，于是，这才跟主人打招呼，寒暄起来。 告别时，客人往往不由自主地再次抬眼去看看那张条幅，甚至忘了去握住主人伸出来的手。 事后我才得知，来访者往往是某位很有名的人物。 说不清是何种缘分吧，我当年曾有幸多次去看望他老人家。在那间朴实无华的客厅里，我遇到过几次上述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清晰如昨。 我自己也是如此，每次进那间客厅，不管老人家在不在，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被那张条幅吸引去了；离开时，又忍不住再看上一眼。 条幅的主人赵镕，云南宾川县人，1899—1992。 今年是赵镕逝世30周年，如果他活着，今年123岁了。 那张条幅长约三尺，楷书，字大如拳，字字工整。内容如下： 南昌首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一九五七年作。 赵镕，邢锋同志 朱德（朱德印） 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  这首诗，是朱德（1886.12.1—1976.7.6）于1957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而作的。记得赵镕说过，1965年七月间，朱德约他见面，谈起他们过往的一些事情，之后，朱德亲书此条幅赠赵镕邢锋夫妇。 那年，朱德79岁，赵镕66岁。 我在赵镕客厅里第一次见到朱德书法真迹，惊叹朱德的楷书写得那么好。 我知道朱德是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朱德手书自己的诗作赠予赵镕邢锋夫妇，是很珍贵，很荣耀的事情。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朱德诗作的背景是“八一南昌起义”。关于“八一南昌起义”，我当时有来自教科书的概念。 朱德为何亲笔手书自己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诗作，赠予赵镕邢锋夫妇呢？什么故事？我不知道，但很好奇。 这是当年的感觉，仅此而已。 03 二是：赵镕总是穿着一件没有翻领的棉白色衬衣。 赵镕衬衣的领口，就是一道窄窄的小立领子。小立领高约一公分多点，没有外翻领，布料比当年部队发的棉白色衬衣的布料要粗糙一些。他衬衣的下摆掖在军裤里，脚上一双部队发的布鞋。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赵镕形象。 我常常怀念他老人家。一想到他，他那慈祥谦和的面孔就会浮现在眼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见到他老人家时，赵镕已经七十多岁了。 赵镕个子不高。一头稀疏，银色的短发干净利落，不留胡子。他不抽烟，不喝酒；说话和气，平平稳稳。他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朴朴实实的。 赵镕早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拱卫军和驻粤滇军任过职，有士兵和基层军官的经历。我现在猜想，他身上那种沉稳与淡定，应该有民国时期滇军和粤军的军人痕迹的。 赵镕对人谦和。我从未从赵镕身上感觉到所谓将军身上特有的那种豪气，霸气和不一般人的气；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豪气冲天，压得别人喘不过气来的话。 他的房间里陈设简洁。我不记得他屋里有他与某个大人物合影的大幅照片，或小摆件之类的东西，我甚至不记得在他家里的墙上挂有他身着将军礼服的照片。 从赵镕身上，我有一种感觉：中国军人是有自己独特的军人风范的——这与西方军人身上的那种张狂风格——根本不同。 我问过他老人家：“您的衬衣怎么没翻领呀？” 我当时发的白衬衣都有翻领。 赵镕说，原来，华北部队发的衬衣也都是有翻领的。当年（可能是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布匹很困难。他懂会计。他说他专门计算过，去掉一个小翻领并无大碍，但可以节省下很多布匹。仅此一项，华北部队每年就能省下很多布。就那么多地，就那么多劳力；要么种粮食，要么种棉花；省下来种棉的地来种粮食，能养活很多人。 赵镕为此专门报告聂荣臻司令，建议去掉衬衣翻领，最后聂司令批准执行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赵镕曾做过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的领导。 三是：赵镕的手臂上常常戴着一副蓝色袖套。 什么是“袖套”？现在恐怕是很难见到，也说不清，更没人用了。 “袖套”就是用布头或旧布缝成的约一尺长的圆筒子，两头缝上松紧带，套在手臂上，为的是减少对衬衣或对军装袖子的磨损。 赵镕晚年写回忆录，整天伏案，总是戴着一副蓝色袖套子。 当年，我并不在意一条衣领，一副袖套这样的小事，而今再回首，我才慢慢感觉到了这些小物件的分量。 上个世纪末，我在华北地区当兵。华北比较干旱。当时一亩地一年：小麦收成两三百斤，籽棉收成百十斤，这就是很好的年成了。要是退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条件更严酷。既要吃饭，还要穿衣，还要支援战争，全靠地里出。当年没化纤。 一个小翻领，一个袖套；一斤棉花，一斤小麦；在当年，或许就是一条命；那么多老百姓和部队要养活，还要打仗。这就是天大的战略问题。 当过战士，有了连队生活；后来又看过点书，跑了些地方，我才知道；解放军原来是穷人的队伍，也是很穷的队伍，总是呆在一些穷地方。常常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由此，形成了一套勤俭节约的传统。 当年，就是靠节省下一条衣领，戴上一副袖套，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节省，日积月累，才有了后来的胜利，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甚至觉得：那种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军队，胜利的机会可能多一些；那种总是觉得不用白不用，什么都跟大水漂来的一样的过法，恐怕没有太大的前途。 04 我多次问过赵镕关于他与朱德的交往。他跟我说过一些，也是断断续续的。现追记如下： 赵镕第一次见到朱德应该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昆明。 那完全是一个“邂逅”：赵镕去找省警察厅要人。 当时“五四运动（1919）”已经波及到边陲昆明。一天，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几位学生被抓。第二天，一伙学生去警察厅要人，要人的学生们被带进了警察厅。里屋走出一位中年人，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外套羽纱马褂。 赵镕（时年约20岁）是学生中的一个小头头，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 赵镕说，他当时情绪激昂，言词激烈，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而那中年人认真地听他说，没有一点不耐烦，直到赵镕把话说完，中年人说，学生情况和主张他都记住了，他会尽力去办的。后来，人放了。 朱德当年三十多岁。此前，他当过滇军的旅长，任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等，大官；大权在握；大名鼎鼎。 这是赵镕第一次见到朱德。 记得我当时还说了一些滚烫的话：诸如见到朱德很“幸运”，“很激动吧”之类，赵镕很平静地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什么准备？” “当场被抓起来，坐牢，砍头。” 赵镕说，当时朱德自己对他们说的，他就是警察厅长，叫朱德。 朱德没抓他——这出赵镕意料之外。 赵镕知道，在当时的西南边陲昆明，他一个闹事的学生娃子，在警察厅长眼里连一只蚂蚁都不是。 而今我想象：当年朱德对他的态度，很可能摧毁了赵镕心中关于什么是“官”？什么是“老爷”的认知。 “当官做老爷”，是中国人传统的认知概念。赵镕应该懂的，但是，朱德那么大的“官”，却不像“老爷”——这很意外。 100多年前的中国（我是从书籍和影像等，即对中国生活的体验中感受到的），在那个帝制不是帝制，共和不是共和的年代：男人扎着辫子，女人裹小脚；长年军阀混战，各占一块，各个都想当皇帝。 官僚奴役小民；军阀奴役士兵；官宦黑道蛮横霸道；那些靠鼓噪牟利的名人轮流登场，争名夺利；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等是社会常见的景象。 民不聊生，赵镕应该亲身感受过。 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因之一。 赵镕革命人生的抉择，源起何处？我无证据，也说不清楚。 或许，源于赵镕的秉性；或许，缘自朱德给他的印象？或许都有？或许还有，但我不知道，赵镕也没说。 赵镕后来的人生证明：可能正是他与朱德的第一次邂逅，启动了赵镕一生的方向；或许由此，赵镕做出了一个异常艰险的人生抉择：追随朱德，投身革命。 我问过赵镕，就是因为朱德没抓你，你才跟他去搞革命吗？为什么不选择去过自己的安稳日子呢？很遗憾，而今我也不记得他说过什么高大上的概念了。 我隐约记得，他说过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平等的话，我还记得他说这话时那腼腆的面容——这可能就是他当年的理想吧。 赵镕第二次见朱德，已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此时，赵镕已考入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学员。朱德是该团团长。 据说，朱德喜欢老实人，老实人应该喜欢老实人，这是人际通则。 赵镕说过，他个子小，发的军装大，天气又热，很受罪。朱德见了，亲手帮他把军装剪小，缩短，还请他到自己的卧室里聊天，问长问短。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赵镕担任了朱德的副官和第9军的书记长。在那个风云莫测，人心莫测的当口，这应该属于“过命”的信任。 八一南昌起义那年（1927年），朱德41岁，赵镕28岁。 赵镕跟我说过一些关于起义的轶事，他讷于言，叙事简洁，无过誉之词，对朱德亦如此。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赵镕当年在新军，成了工农的兵；“革命大旗撑在手”，赵镕当年就是撑义旗者之一。 南昌起义时起义军约两万人。起义后撤出南昌，沿韩江南下去汕头，赵镕在队伍里；三河坝分兵后，天心圩整军，义军仅余六七百人，赵镕在队伍里；朱德率义军余部西进湘南，朱德化名“王凯”率部寄生于云南讲武堂同学范石生麾下，以求余部不散，赵镕在队伍里；湘南起义，赵镕在队伍里；朱毛会师上井冈山，赵镕还在队伍里。 自南昌首义始，随后义军南下至潮汕，途中兵败三河坝，尔后余部转西至湘南，再又转东北上井冈山近一年的时间。这一路，败军求生，前途渺茫；军心涣散，异常艰难；师长跑了；团长跑了；很多人死了；赵镕没死，也没跑。他一直在队伍里，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 很幸运——赵镕幸存到“终归胜利属人民”的那一天。 中国近代史叙述中有“旧军人”一说，赵镕可能在列。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前，赵镕就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拱卫军和驻粤滇军任职，后考入加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22年时间，赵镕始终在这支队伍中。 世上一切事物中，说，很容易，张嘴就来；说别人，也容易，张嘴再来；自己去做，做22年呢？ 朱德亲笔的那张条幅，不白给。 我很后悔：我当时要是能多问问赵镕一些关于他当年的经历，那该多好啊！ 赵镕是清朝年间生人，1899。民国元年1911年时他已12岁，我猜，他多半是扎过辫子的。他在昆明读过中学，办过昆明中学校刊《滇潮》，识字通理，后来他去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拱卫军，和驻粤滇军等；1927年初，他又参加了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赵镕有回忆录）。 赵镕的一生至少顶我三辈子：他经历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 很遗憾，当年的我，能提出来什么问题呢？ 诸如，“您幸运吗？”
05 请看，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赵镕的戎装照片。
他本人就是这个样子：本色，质朴，平和。（就是典型的云南人）。 看着赵镕的照片，我问过自己：“你觉得这人靠得住吗？”（我猜，赵镕当年第一次见朱德后也可能这样问过他自己）。 人生中，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您认识了一个人，看到了他的言行，您就会分析判断，然后问自己：这个人靠得住吗？ 我多次见过赵镕，正是从他老人家身上，我才感觉到——将军也是普通人。 不过，他比我们要坚韧很多，付出得更多；他所经历的风雨；他所经历的生死；他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比我不知多多少倍，老人家不言而已。 我亲身感受过像赵镕这样的一些人，包括老一辈的革命者，还包括那个时代的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等，他们都有一共同的特质：行多于言；行高于言。他们都很平凡，但都有一颗伟大的，牺牲自己，为了大多数人的心。 不知为什么，我看到赵镕的照片，不由地想起我儿时在武汉长江大桥蛇山引桥上看到的，拉板车的人。 我在武汉长大。 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于1957年，坐落在蛇山（武昌）与龟山（汉阳）之间，正所谓：“一桥飞架南北”。 武昌蛇山引桥坡陡弯急，这对于今天的汽车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当年的人力车夫（板车）来说，就是要命。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年代吧，板车是武汉三镇市内的基本运输手段。 板车是一种人力车，靠一个人驾辕，一人或两三人拉动。 板车长约三米多。两根胳膊粗的杉木当辕，两辕中段有一块约一米宽两米长的平板可堆货物。辕木架下固定有一对胶皮轮子。板车上堆积的货物尽可能的多，或体积巨大，高过人头。 驾辕者多是成年人，一手紧握一根辕木，肩上斜背一根一寸宽的带子拽住板车，弓背向前。上坡时，人体曲度至少向前30度以下，憋足气向上走；下坡时——两根辕木后端落地摩擦，驾辕人时起时落——以控制速度。通常，驾辕者两侧或有一二位助力者，或没有。 不论上坡或下坡，松一口气是不可能的——板车会倒冲下去——货毁，车毁，人亡。 刻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驾辕者的小腿：肌肉强劲，黝黑的皮肤下青筋交错——青筋有筷子那么粗，凸起喷张，活力无限。 “负重前行”，“奋力向前”的概念，就是那个情景告诉我的。 拉板车爬坡的状态，很像中华民族近代这段历史的状态。 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这么一批人，很像拉板车爬坡的那些人。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不遗余力地拉；靠自我的牺牲，前赴后继；拖载着中华民族命运的板车前行。 06 把赵镕归于哪一类人之中呢？ 写此文时，我依然困惑，我突然觉得赵镕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赵镕肯定不属于那种把为自己搞钱，或搞官作为人生唯一目标的人。当年赵镕选择的人生路，是与官和钱无缘的路。 我没有准确计算过，但我可以肯定：赵镕一辈子在世界上的物质消费，应该没有我多。 赵镕也不像影视中那种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将军形象。 他也谈不上什么“低调”或“高调”，他就是这种人生态度：认真做事，始终如一，靠得住。 我把这篇文章给友人看了，友人反问我：他就不想多加一个“豆”吗？他就不想官再当大一点吗？他跟钱有仇吗？ 人性有欲望，人性有本能。他就没有？友人说。 我想了很长时间，我也找了各种人物做参照，现在，我写下我的结论： 赵镕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 按赵镕的生卒年代：1899—1992。在中国大陆，他的生卒年代和主要身份属于毛泽东时代。 他当然也有人的欲望和人性的本能。 但在赵镕的人生目标排序中，官和钱都不是排在前列的。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一切都服从他人生的第一选项，包括生命。 我猜，使他明确这个人生选项的人应该是朱德。不过，这不是朱德的决定，是赵镕自己的主动选择。 赵镕的人格也是属于毛泽东时代的。 毛泽东时代提倡这样的人格：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 友人问我，你见过有这样的人吗？ 当然。我肯定，因我亲眼见过赵镕，还有很多，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将军。 他们奋斗了一辈子，包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成为那样的人。 一个民族能活五千年，肯定有一批自己率先赴汤蹈火的先驱；肯定少不了那些奋力为承载民族重任的驾辕者，和拉板车的人。 如果没有，这个民族早就死了。 注：赵镕生前从未跟我说过他是将军（尽管我知道），我在他的客厅和卧室里甚至没见过他授衔时的标准照。 我猜，他心中对这些是淡然的。 我相信，人世间肯定还有比将军军衔更高贵的东西，我有证据。 请看这张照片：左侧者是杨成武上将；右侧者是肖克上将；中间拄拐杖者是赵镕中将。
网络照片截图 这张照片说明：人格高于军衔。 以下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赵镕，中将军衔（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简称“三个一”。 “三个一”的勋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至高无上的荣誉。 将军，是需要检验的。 对于赵镕，除了军衔，除了“三个一”的勋章，还有朱德手书的条幅——这是将军的验证书。 这就足够了。 2022.06.20.周一，于北京 作者：李钢林
来源：头三行 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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