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彦 ‖ 从考古发现看濮阳地区环境变化

从考古发现看濮阳地区的环境变化

刘朝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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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地处华北大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这里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季风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雨量大，秋季晴和日照长，冬季干旱少雨雪。目前，这里是中国比较干旱的地区这一，水资源相对贫乏。那么，古代濮阳是否也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呢？我们试从考古学的角度做一回答。

一、考古见证

近年来，随着濮阳经济的快速发展，濮阳的考古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址，为研究濮阳地区自古以来环境的变化提供了众多信息。

1.高城遗址  遗址上发现一座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完全湮没于黄砂之下，城墙顶部被3米厚的黄沙覆盖，城墙底部距现在的地表深10多米。这座古城址就是东周时期的卫国都城帝丘，同时也是颛顼遗都帝丘、夏后相都帝丘和秦汉东郡治所所在地。另外，考古发现城壕和城内的文化层也被汉代及其以后的淤土层所覆盖。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殷墟、东周等多个时期的遗物。

2.戚城遗址  遗址发现有裴李岗、仰韶、龙山、晚商、东周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中部叠压着东周、龙山等两个时期的城址。目前地表上现存的城墙高约5米，从对城墙的解剖来看，城墙底部距今地表超过12米。最近考古人员又在距今地表5米之下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外郭城。

3.铁丘遗址  遗址位于高岗之上，发现有仰韶、龙山、晚商、秦汉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目前，遗址中部的生土高出现地表0.30米，但是20世纪60年代平整土地之前，却高出周围地表约3—4米。对遗址西部、南部进行钻探发现，现地表6米以下仍为淤沙。由此可见，最初的铁丘遗址高度当在10米以上。《左氏·哀公二年》：“甲戌，将战，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太子惧，自投于车下。”这里，“铁”就是铁丘遗址，由此可见春秋时期铁丘海拔之高，所以简子才能登铁上，望见郑师。

4.马庄遗址  遗址为一高出地表约2.5米的台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00米，面积约25000平方米。遗址发现有龙山、先商、晚商、汉代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时期尤为丰富，汉代则多为墓葬。

5.西水坡遗址  遗址位于今天地表5米以下，发现了仰韶、龙山、东周、汉代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仰韶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尤其是三座蚌砌龙虎图案的发现表明，这里在仰韶时代早期曾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重要的祭祀圣地。

6.金桥遗址  遗址完全湮没在黄砂之下，中部最高处距现在地表深约2米，发现的文化遗存以龙山时期为主；四周边缘处距现在地表深约8米，发现的遗存则以东周时期为主。另外，在遗址中也发现有仰韶、秦汉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遗址的东部还发现有早期的湖泊迹象。

7.马呼屯遗址  遗址完全湮没在黄砂之下，距现在地表深约5米，包含有晚商、战国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战国时期为下层贵族的墓葬所在地，墓葬数量众多，出土遗物丰富。

8.澶州城遗址  澶州城始建于五代时期，最初由南北两城构成，北宋时期南城被毁，北城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目前，地表现存城墙高约6米，考古发掘显示，城墙底部已深埋于现地表6米以下。

9.王崇庆墓  2012年5月，当地村民在取土时发现该墓葬，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和濮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遂对其进行了清理，墓葬保存完整、规模宏大，为三圹砖石墓，顶部现存2米多厚的淤积层。根据出土遗物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判定为明代南京吏部尚书王崇庆之墓。

10.清丰大秦寺  遗址深埋于地下4—5米，考古调查、勘探基本廓清了寺院的分布范围和布局结构，发现了院墙基址、围墙、大门、建筑基址、道路等遗迹现象，并出土了一部分的遗物。

从对以上遗址或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来看，它们有两个特殊的现象。一是自汉代以后都遭受过黄河泛滥淤积的影响，有的已深埋地下十多米，如高城遗址。二是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多发现于丘或堌堆之上，先秦以后这些丘类遗址则成为墓地的理想场所，如马呼屯遗址、马庄遗址等。

二、环境变迁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濮阳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尚无人类活动。这里最早的文化遗存为距今8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时代早期为镇江营一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不见踪迹；龙山时代早期为孟庄二期文化，龙山时代晚期为后岗二期文化；二里头时期属于辉卫型文化的分布范围；早商时期文化遗存较少，文化性质不明；晚商时期属于殷墟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东周时期属于卫国所在地；秦汉以后成为中央王朝的重要管辖区域。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濮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先秦以后，濮阳地区的地位显著下降，成为历代历朝治理黄河的主战场。这种独特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结合气象学、地质学、水文学、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可将这一时期濮阳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环境优越期，距今8000—6000年，相当于裴李岗时代晚期和仰韶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属于典型的全新世大暖期，中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呈井喷式发展。这一时期，濮阳地区环境优越，河湖密布，降雨适中，动植物资源丰富，十分适宜人类的生存，考古学文化发达。当时的人们主要生活在河流两侧的高地或一级台地上，原因可能在于取水或取暖的方便。在比较高的台地上，人类往往生活在向阳的坡地上。

2.环境恶化期，距今6000—5000年，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晚期。就整个中国而言，这一时期也属于典型的全新世大暖期，环境优越，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异常发达，对外影响十分剧烈。但是，与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蓬勃发展相比，太行山东麓地区相对沉寂，濮阳地区尚无发现考古学文化的踪迹。个中缘由，令人费解。近年来，有人认为这与渤海湾地区的海侵影响有关，也许正是海侵的影响才使得太行山东麓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增加，造成人类无法在此生存。

3.环境优良期，距今5000—2200年，相当于龙山至战国时期。气候学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虽然西周时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寒冷阶段，到春秋时期又立即回暖，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温热多雨的气候，使得这一时期濮阳地区湖泽大量分布，古黄河、济水及其众多支流穿流而过，加之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土丘，因此造就了丘陵、河网、湖泽交错分布的自然环境。这种景象与我国现在的江南和华南地区极为相似，为古代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水患。由于经常受到水患的影响，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择丘而处”（《淮南子·齐俗训》），生活在台地的最高处，或者是二级台地上。由于人类长时间的生活，便逐渐抬高了台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丘类遗址”。人们在台地上一直生活到春秋时期，才开始“降丘宅土”（《尚书·禹贡》）。

4.环境剧变期，西汉至今。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的发明和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随着人们对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过渡开发，这里的生态系统遭到极大的破坏，大量泥沙流汇聚到黄河之中，并被裹挟到下游地区，黄河开始在下游地区频繁的改道、迁徙，而濮阳地区成为黄河改道、泛滥最集中的区域。黄河改道、泛滥在濮阳地区淤积了深厚的泥沙，将城址（高城、戚城等）、丘类遗址（金桥、马呼屯等）、湖泽（雷泽）等湮没在黄砂之下，彻底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面貌，造就今日濮阳的环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