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一位头花发白的老人在记者面前掀起了衣服，露出腹部一左一右两个醒目的伤疤。 他是抗联战士，也是被上级写入书中的“烈士”。当初重伤，所有人都默认他挺不过去了，连他自己也觉得生还希望渺茫。 毕竟缺衣少食，药品又稀缺，伤可见内脏，有几个人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痊愈？  但潘兆会命不该绝，不但在没药的情况下，硬生生熬到伤愈，更是重新拿起了枪，续写抗战生涯。 苦战叶家窝棚镜头下的潘兆会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述说过去，虽然年纪大了，回忆起那段硝烟里来去的日子，依旧将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村里来人动员，和他一样的青少年，包括妇女和儿童，都积极响应，17岁的潘兆会就这样走进炮火连天的战争。  像他这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一般都被安排在保安连，为师部站岗。因为表现好，他19岁就当上保安连排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军涌入东北，他终于也迎来端枪杀敌的那一天。叶家窝棚那一仗他记忆犹新，因为战况太过惨烈，也因为遗憾。 1937年，潘兆会跟随大部队前往战场，在戴鸿宾的率领下向海伦县进发。按照原计划，他们第一仗打叶家窝棚，人数上他们占优势，可惜计划出了岔子。  由于走错了路，等他们到达时，留守叶家窝棚的敌人已经做好作战准备。敌方人数不多，奈何武器精良，几挺机关枪就足够他们拖延时间。 这边战争打响，那边海伦县的日军支援也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戴鸿宾未雨绸缪，提前安排人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潘兆会就是伏击人员之一。 潘兆会记得，足有六辆日军电车，他们先发制人，将第一辆电车上的日军消灭殆尽。  可很快，反应过来的日军进入了状态，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制，抗联战士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用他的话说：“死老鼻子人了，上队都死了好几回。”仅第一天交战就倒下不少战友，这也是他参与的死伤最多的一仗。 出师不利，休整时士气低迷，有人都打起了退堂鼓。这时，带领他们的戴鸿宾站了出来，他激励道：“革命牺牲流血避免不了，死的同志们的命是拿不回来了，明天高低打一仗！”  听了这话，战士们将悲伤与恐惧化作了动力，带着对敌人的痛恨重新投入战场。这场战争中，潘兆会不幸腿部负伤，但比起伤痛，他更关心战局。 他回忆叶家窝棚一战最大的遗憾，就是炮弹哑火。他们仅有的一门炮关键时候掉链子，打了几仗，总共只响了三次。如果这门炮发挥正常，或许他们就打下了叶家窝棚。 实力悬殊太大，他们苦战之后，只能选择撤退。潘兆会虽然负伤，但他们有马可骑，除非是伤势太重，以至于行动困难，否则不会有人掉队，所以他还是跟上了队伍。  战场上总是旧伤好了添新伤，潘兆会经历几次也就习惯了。并且他不过20岁，身体底子好，恢复得快，带伤战斗成了常态。 见多了血肉横飞的残酷场面，他明白生死无常，也许自己哪天也会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快。 致命重伤潘兆会跟着队伍一路打过去，从海伦县转战鹤南，又前往鸭蛋河，之后继续前往别地打游击战。  东北寒冬漫长，粮食种植不易，抗联没有足够补给。他们平常都是勒紧裤腰带，吃饱的时候不多，更多时间是在挨饿受冻。 有一次雪大风寒，他们的粮食见底，饿上三五天才能吃到口东西。一开始他们还能骑马，后来马都没草料吃了，他们只得牵着马走。 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刺骨的寒风消耗着他们储存不多的热量，有的战士体力不支，走着走着倒在厚厚的雪地上就昏睡了过去。  那种的饥寒交迫的滋味，深深刻在了潘兆会的脑海里，他们几乎以为这片雪地将是埋骨之地。 参军以来，印象中他吃过最好的一顿饭，是部队买了两只小猪和一头牛，久违尝到了肉味。还有避风的屋子让他不必受寒风雪花的摧残，不止前胸暖，后背也是暖的。 长时间的艰苦条件，让许多战士都有了放弃的念头，他们实在是饿怕了，不想哪天就悄无声息死在随便哪块野地里。  有人提起要去苏联，因为去苏联有饱饭吃，有厚实的衣服穿。 潘兆会一直记得当时的场景，也记得与他们同行的李兆鳞是如何说的。 “同志们，过去对不对啊？”此话一出，没有一人能答上话，包括潘兆会也陷入沉默。 李兆鳞接着又语重心长说道：“同志们，过去不对啊。”他将道理揉碎了说给他们听。  凭他们几个人，与日军硬碰硬不现实，他们主要起到牵制作用，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只要有他们在，日军就必须分散精力对付他们。去苏联，除了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潘兆会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都放弃了，又有谁还会站出来抵抗。到时候日军长驱直入，他们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惜，潘兆会没能与部队奋战到最后。 1938年7月，他们在黑金河遇上敌人，潘兆会悍不畏死，誓要拼杀到最后一刻。 7月上旬，潘兆腹部被子弹击穿，他咬牙用手巾堵住伤口，然后勒上裤腰带继续战斗。同月下旬，他腹部另一侧又受伤，两边各一个洞，肠子都能流出来。 他们没有多好的医疗条件，潘兆会依旧和上次一样，忍着剧痛将肠子塞回去。手巾一堵，裤腰带一系，剩下的交给身体自愈。 这时他们虽然还在与敌人交战，但他被安放在后方，起码有战友照顾。 然而祸不单行，不久之后，带领他们的张师长腿部中弹。子弹击中血管，由于没有伤药，张师长失血过多而死。 失去领导者，他们就如一盘散沙，只能退到深山密林里躲藏。伤势轻的休息好了就准备出发，去找其他部队继续参与战斗。 如潘兆会这种重伤的，则无奈被留在山洞中。战友们走之前，既没有药品可留，也没有多少粮食可留，一致认为他们活不了了。 潘兆会绝望之际还不忘身为排长的职责，让保安连的人拿走他腰间的钱，那本该是他亲手分发的零用钱。 但保安连的人都只围在他身边哭，没有一人去碰钱袋子，把所有钱都留给了他这个“将死之人”。 潘兆会目送他们离开，腹部一阵阵的疼痛时刻在提醒他，他的日子或许不多了。可人的求生欲总是强大的，无论处境多艰难，潘兆会都不甘心就此放弃。 没人送吃的，他就吃自己能找到的一切东西。他附近长了株葡萄藤，他饿了就揪下叶子往嘴里塞，叶子吃完了就啃藤皮。多亏这株葡萄藤，他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在山洞中多撑了十几天。 不幸中的万幸，在潘兆会奄奄一息时，他们被留守团发现，终于得到救助。 弃枪归乡可惜他们遇上留守团仍然情况不乐观，缺医疗物资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整个抗联都缺。不过，还能见着活人，有他们一口吃的，这已经很幸运了。 有一线希望，潘兆会都要顽强活下去。没有伤药，他们就做好最基础的消毒，隔一段时间就用盐水清洗伤口。 其实潘兆会身上的钱能买一些药，但从1938年开始，日军就有意管控药品，对抗联的搜查也越加严密。 能正常用上药的只有日军，抗联有钱也难买到药，所以潘兆会虽有钱，但连颗药丸也买不到。 但光靠盐水伤口好得太慢，民间一些治伤的土法子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他们身处深山，满山都是药草，与其苦熬，不如试一试。 于是他们在山里找野草药，或煎水内服，或捣烂外敷。药效可能不大，但对伤口愈合多少有些作用，最起码该有个消炎的效果。 尽人事听天命，留守团后来也要走了，走前给他们留了一些粮食和盐。伤员们全靠自己顽强的意志硬撑，用土法子给自己疗伤，有人撑了过去，有人无声断了呼吸。 情况好点的伤员主动照顾重伤员，好全了就去追大部队。一个接力一个，潘兆会腹部两个洞，用了一年时间才完全愈合， 鬼门关走了这一遭，潘兆会抗日的热情依旧高涨，选择重新拿起枪，而不是悄悄回家。重新参战，这次潘兆会打空了最后一颗子弹，整支队伍只剩四人。 带领他们的高连长为他们指了一条路，外面到处是日军，他们去苏联是去不了了。 弹尽粮绝，再与日军周旋无异于送死，白白送死不值当。何况只有四个人了，他们找到子弹一样撑不了多久。 高连长最后说道：“所以就一个活路了，那就交枪吧。这空枪干啥啊？有死无生啊！” 潘兆会为抗日流过血，一条命也差点搭进去，此时弃枪他问心无愧。于是他们将空枪留下，各自回了家乡。 跋山涉水回到家，潘兆会看到的是靠乞讨为生的母亲。自从他参军，少了青壮劳力的家一日不比一日，但他想不到母亲处境居然会如此凄惨。 潘兆会拿了四年枪的双手，又拾起锄头，为小家开垦出一片田地。 在家务农久了，潘兆会本以为自己再无缘战场，当初的热血也许早就冷却。特别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事实却并非如此，外来的敌人被打跑了不少，可内部的清理还未完成。 1946年，汤原剿匪战打响，潘兆会内心深处的热血再度被唤醒，他义无反顾加入剿匪队伍。剿匪进行得顺利，潘兆会至此之后真正放下了枪。 之后一直他留在汤原县务农，并娶妻生子，过上了平淡的生活，那段烽火岁月随着枪被时光掩埋。 在许多战友看来，他早死在那次重伤，甚至他的上级将他以烈士身份写入书中。他的儿子为了让父亲得到应有的荣誉，四处奔走，才终于等来了记者。 潘兆会的故事这才有机会被世人所知，在记者报道他的事迹后，当地政府着手核实，并在2014年正式认证他的抗联战士身份。 如今，他和其他抗联战士的资料一起，被上传国家图书馆，成为抗联历史永不褪色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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