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及陆游，世人皆知他是官宦世家中诞生的才子，是能文能武的爱国主义诗人。身处南宋飘摇之际，外有金人进犯，内有软弱朝廷，复杂的环境使得作为主战派的陆游步履维艰。人们知道“铁马冰河入梦来”，知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知道他的一腔热血，但他绝非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主战派。为官之事，难辨对错，今天我们从陆游临安为官之事中，来探讨一下他在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错中，所选择的为官之道。  陆游像 绍兴三十年（1160），时任福州司法参军的陆游被其座师汤思退调到了自己身边，来到临安在“详定一司敕令所”里担任删定官。 然而篡位的金人皇帝完颜亮野心勃勃，已经引起了不少南宋士大夫的警觉。在此情形下，左相汤思退却因遭受台谏连章累牍的弹劾而罢相。 这便如何是好呢？失了在仕途上最大的倚仗，眼下自己连进士出身都没有，不过是个选人官阶的从八品从事郎，如果不能想办法转为京朝官，非但此后升迁无望，倘若朝廷他日真有克复中原的决心，自己也绝对不够格参与其中。 并且，在绍兴三十年八月之后，敕令所里的工作已经渐渐变得很少。当时，《参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及《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二卷已经修成，并由右相陈康伯呈上，陆游被调入敕令所时主要负责的就是参与编修这两部“大书”。这就使得陆游等被临时调入敕令所的官员随时可能再次待次候缺，等待吏部的铨选。而陆游这样一个没有进士出身的门荫入仕的选人，如果没有朝中重臣的提携，多半轮不到新差遣就被迫赋闲了。 不过在绍兴三十年汤思退罢相前后，陆游似乎通过某人的援手而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入西府，成为枢密院编修。这个贵人是谁呢？ 陆游在绍兴三十一年四月上书执政。按当时二府中的执政乃有参知政事杨椿、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而叶义问早年曾因为不肯阿附秦桧而被罢官，但却在秦桧死后得到汤思退举荐而被起复，召入临安得了殿中侍御史的言路美官，这才步步高升，几年时间就做到了枢密院长官，成为国朝执政。且考察叶义问由殿中侍御史迁吏部侍郎，再于绍兴三十年同知枢密院事的升迁过程，整个都处于汤思退当权时期。完全有理由去推测，正是因为汤思退有恩于叶义问，故而在汤思退罢相后，陆游试图上书给他，谋求以汤思退门生的身份和情谊，获得新的支持。 因此，陆游在上书的最后说“然师慕下风，而未得一望履舄（xì），此心歉然，不敢遑宁。恭惟明公道德风节，师表一世，当功名富贵之会而不矜，践山林钟鼎之异而不变，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此某所以忘其贱且愚，而愿有闻于左右也”。从“未得一望履舄”可知，大约原本在敕令所时，汤思退还不曾将陆游引荐给枢密院里的执政叶义问。上书中所谓“当功名富贵之会而不矜，践山林钟鼎之异而不变”也符合叶义问为官时颇有原则，后又因触怒秦桧而被罢官的仕途历程。陆游最后表达了自己想要“有闻于左右”的意愿，显然是希望执政叶义问可以提携自己进入枢密院，成为西府的属官僚佐。 那么何以知道陆游成功与否呢？ 按照《宋史》陆游本传的说法，他是在次年九月才除为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实则这一条记录本身应当是无误的，但本传中极可能缺失了陆游在绍兴三十一年已经担任过一次枢密院编修的仕宦经历。 就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六月，御史中丞汪澈出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前往督师荆襄，开府于荆湖北路的鄂州。汪澈已颇闻陆游的文名，因而招他入自己的宣谕使幕府中。当时完颜亮已经在河南大治兵马舟楫，南侵的可能性非常大，朝野之间，有识之士无不忧愁万分。 纵观陆游一生的诗歌文章，始终充满着要戎马报国、沙场浴血的壮志雄心，他是否不假思索地随汪澈去往鄂州了呢？  答案是令人奇怪的。陆游拒绝了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谕使汪澈的邀请。多年以后，在绍熙五年（1194）回忆起此事，陆游尚且在为汪澈之子所写的挽词中云“往者绍兴末，江淮闻战鼙”，于诗下自注中说“先相公督师荆襄，游首蒙招致幕府，会留枢属，不克行”。固然汪澈在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有一次督军荆襄，但当时江淮已经没有多少战事。且在《跋陈鲁公所草亲征诏》里陆游又说：“绍兴辛巳壬午之间，某由书局西府掾，亲见丞相鲁公经纶庶务……。”绍兴三十一年为辛巳年，三十二年为壬午年，换言之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中的一段时间，他已经是西府枢密院的僚属了。这一所谓枢属、西府掾应当就是本传中所说的枢密院编修一职。据“书局西府掾”之称，可以推断，当时的陆游正以敕令所删定官兼任枢密院编修。 且在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黄祖舜同知枢密院事后，陆游所写的《贺黄枢密启》中又有一证。陆游在贺启中云：“某顷联官属，获侍燕居，每妄发其戆愚，辄误蒙于许可……敢誓糜捐，以待驱策。”这便是说，近来为黄枢密之僚佐，获侍于枢密退朝办公之时，每有浅见，则蒙采纳，自己只能誓要粉骨碎身，为枢密效力一二。可见，陆游此时已为枢密院编修，当无疑问。 因此陆游在挽词中明面上的理由是自己当时正在枢密院里任职，走不开。可这并说不通。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枢密院编修，而汪澈以御史中丞出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开府于鄂州，他点名要陆游，则陆游没有任何理由会因为枢密院事务，而西府不放行。这说明真实的原因在于陆游自己不愿意去。 为何陆游不愿意赴前线？ 要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留意在拒绝汪澈至多一个月后，七月时陆游又一次调任的仕宦经历。七月十二日（癸未），敕令所删定官陆游为大理司直。 大理司直在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从这一调动可知，陆游在敕令所参与编修《参附吏部敕令格式》《刑名疑难断例》时必定是较为出色的，给了上面调任他为大理司直的理由。 则我们已经梳理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来。似乎可以推断为，在绍兴三十年八月后，敕令所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年底汤思退罢相，陆游从三十一年初开始怀着赋闲的危机感准备自我营救，效唐人行卷干谒之风，在四月时上书执政叶义问，经过后者帮助，最迟在五六月间已经兼任枢密院编修，而在七月间又卸任敕令所删定官，以枢密院编修兼大理司直。 而陆游拒绝随御史中丞汪澈赴荆襄前线的原因之一恐怕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的某种承诺。不妨设想，贵为西府执政的叶义问念及汤思退提携举荐之恩，看在陆游是其门生的情面上，答应将他留在临安，加以提携。则陆游此时若又随汪澈赴鄂州，岂非对叶义问出尔反尔，得罪宰执？ 其二，汪澈此人曾与陈俊卿一同猛烈弹劾汤思退，导致后者被罢左相。对于此时的陆游来说，若离开临安而入汪澈宣谕使幕府，在汤思退一派的官员看来，无异于叛出门庭。这是官位卑微的陆游所不敢尝试的。 基于以上的原因，陆游必定是忍痛拒绝了汪澈，放弃了这次前往荆襄前线、实地参与军务，甚至亲历戎阵兵戈的机会。 九、十月之间，陆游获得了面见天子赵构的机会，很可能这又是一次叶义问所承诺过的“提携”。按高宗赵构时期御殿视朝的班次，通常是两府先奏对（秦桧死后，乃是三省、枢密院合班奏对，然后三省、枢密院再分班奏事），次则台谏，再次则侍从，最后是轮对官上殿。以陆游此时卑微的官职而论，他不可能挤占台谏与侍从的班次，也不太可能有资格被“内引奏事”或者有机会“禁中夜对”。唯一可能有机会见到赵构而奏事的，只有轮对。但轮对很容易遭到其他拥有可以不经三省和枢密院取旨，直接“牒门”而上殿奏事的“直前请对”官员的“截班”，以陆游当时枢密院编修和大理司直的差遣以及从事郎的选人官阶，他要在轮对时得见天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很可能是在执政叶义问的安排下，给到了这样一个班次，让陆游有机会“仰望清光”。 从陆游的《剑南诗稿》中后来的回忆来看，这一次与高宗赵构的奏对，似乎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反反复复地提及。卷九《感兴》云： 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忍饥卧空山，著书十万言。贼亮负函贷，江北烟尘昏。奏记本兵府，大事得具论。请治故臣罪，深绝衰乱根。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尔来十五年，残虏尚游魂。遗民沦左衽，何由雪烦冤。我发日益白，病骸宁久存。常恐先狗马，不见清中原。 此诗淳熙四年（1177年）冬作于成都。“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似乎这次面圣，陆游的奏对很是激怒到了官家赵构，尽管陆游悲泪泣下，但皇帝不为所动。且“卒见弃”三字触目惊心，似有所指。 另外，“贼亮负函贷，江北烟尘昏。奏记本兵府，大事得具论”则又是一明证，本兵府即西府枢密院，可见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空国而来，江北兴兵之时，陆游确实已经任枢密院编修。 卷二十一《史院书事》中云：“孤臣曾趣龙墀对，白首为郎只自伤。”诗下陆游自注：“绍兴辛巳尝蒙恩赐对。”此诗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还在回忆二十九年前这次与皇帝赵构的奏对！“孤臣”之无助低下，不言皇帝而但说“龙墀”的那种高高在上，尽显君臣之间的疏离。 卷三十一《望永思陵》中云：“贾生未解人间事，北阙犹陈痛哭书。”永思陵即是高宗赵构之帝陵。虽然当年赵官家伤害了陆务观，但成了放翁的陆游心中只有一片忠君爱国的悲恸之思。这首诗绍熙五年（1194）冬作于陆游之故乡山阴，距绍兴三十一年（1161）已经有三十四年之久！可陆游仍在感叹“北阙犹陈痛哭书”，自己在高宗赵构面前上书言事，痛哭流泪，看来一刻也不曾忘怀。 同卷《十一月五日夜半偶作》云：“草径江村人迹绝，白头病卧一书生。窗间月出见梅影，枕上酒醒闻雁声。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后生谁记当年事，泪溅龙床请北征！”此诗亦作于绍熙五年的山阴。陆游当时已经古稀之年，可以说，七十岁的他这种仍然志在恢复中原的不灭决心和期望，实在令人动容。值得注意的是，尾联又提到“泪溅龙床请北征”的当年事。 则我们不禁要疑惑，三十余年前，三十七岁的陆游在面对皇帝赵构时，究竟说了哪些话，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他此后一直念念不忘，为之悲恸慨叹？ 首先这次奏对并没有传世的文字留下，我们无法直接去考察君臣二人当时说了些什么。但从《十一月五日夜半偶作》中的“泪溅龙床请北征”一句所透露之信息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推断，得到轮对机会的陆游，兴奋过头，面对当时完颜亮大举南寇，陆游居然提议皇帝赵构应当御驾亲征。 赵构对外是色厉内荏之人，完颜亮号称百万大军，恐怕赵构哪怕是往北走一步都是绝不愿意的！ 我们没法知道赵构实际说了什么，但赵构对文武之臣或是读书人都有以极端刻薄的话语和严酷的处罚来对付他们的时候。远有陈东、欧阳澈之枭首示众，近有梁勋编管千里之外…… 而陆游在此时大约也已因为请赵构御驾亲征而被罢去了枢密院编修和大理司直的差遣。 在《渭南文集》卷三十的《跋<曾文清公奏议稿〉》中，有如下文字：“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开禧二年岁在丙寅五月乙巳，门生山阴陆某谨书。”开禧二年（1206）已经82岁的陆游在回忆昔年往事时提到，在绍兴三十一年末，完颜亮率领金军南侵时，其恩师曾几正在会稽，而自己被罢免敕令所删定官之后，赶往恩师所在，几乎日日拜谒问安，请教学问云云。 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知，七月时陆游已由敕令所删定官改任大理司直，他当时应是以大理司直兼枢密院编修，早非敕令所删定官了。那么为何在叙述自己罢官返乡而至会稽随侍恩师的时候，却说是因为“自敕局罢归”？如果排除陆游年老而记忆出错的可能，则此处当是陆放翁为了维护高宗赵构的形象而作了“曲笔”的处理。这应当就是《感兴》中“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所指的“卒见弃”之事，即因触怒高宗赵构而被罢官，遭到了君父的抛弃。 又据《剑南诗稿》卷十八《岁晚书怀》陆游自注：“绍兴末，游官玉牒所。” 再参考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二《庚申元日口号》及卷六十五之《望永思陵》所云送驾之事，便能断定入玉牒所必在绍兴三十一年末。因为在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戊申），高宗赵构自临安“御驾亲征”，前往建康府。而《庚申元日口号》中云“仁和馆外列鹓行，忆送龙舟幸建康。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挥泪说高皇。”所谓“鹓行”即是指排列成行的官员送驾之队伍。又卷六十五《望永思陵》诗下陆游自注：“绍兴末，驾幸金陵，游适在朝列。”则可见，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高宗巡幸建康之时，陆游已经重新获得了在临安的职事差遣，确乎又做了行都里的官，因而才站在当时送驾的临安百官队伍里。是以陆游所说的“绍兴末，游官玉牒所”当即是指绍兴三十一年末自故乡绍兴府返回临安，重新得官，这一点应当无疑。 至此，我们方明白陆游《宋史》本传中所说的“迁大理司直兼宗正簿”应是在绍兴三十一年年底，陆游忽然被召回临安，以从八品宗正寺主簿的差遣入玉牒所。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宗正寺……主簿一员，以京官充”，则此时选人身份的陆游若没有人再施以援手，应当是不可以任以宗正寺主簿的。 假如此前的推断都正确，那么这时候陆游很可能得到了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的举荐，因而能够再入行都为官。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当时汤思退的政治生命已经复活过来。在此年十月下旬，他被起复为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召回了临安，大约在十一月又被任命为临安府行宫留守。如此一来，他要设法搭救陆游那是确乎可能的。第三个原因，应当是采石矶大捷的消息传回了临安，赵构稍稍打消了点逃跑的念头，也颇想乘胜鼓舞士气，在十二月他便果真表演了移跸建康府的“御驾亲征”把戏，则对陆游这样一个曾经提议他亲征的小臣，便不会记恨于心了。如果有宰执或其他重臣举荐，那么在召回陆游一事上，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番小结，陆游在绍兴三十一年四月上书执政叶义问，后者因为曾受汤思退提携而帮助陆游入西府为枢密院编修；六月汪澈督师荆襄，邀请陆游入其幕府，而陆游因得到叶义问承诺以及顾虑汪澈参与弹劾汤思退导致其罢相，于是婉拒；七月卸任敕令所删定官，以枢密院编修兼大理司直（或许这是为了让陆游可以参与到轮对）；九十月间入对，“泪溅龙床请北征”，触怒皇帝赵构；十月为杜莘老送行，自己亦罢官返乡，屡谒曾几，后以曲笔谓是自敕令所罢；十月至十一月间，汤思退起复，成为临安行宫留守；此年冬陆游以宗正寺主簿入玉牒所（或为汤思退、黄祖舜所荐）。 总而言之，对于陆游，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是一个主战的爱国诗人这一符号化的形象，更是一个在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错中，在宦海中挣扎浮沉，不得不千方百计结交大臣，又不能完全放下原则的有血有肉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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