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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 明代《蒙古山水地图》探微 张晓东 《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意义非凡，林梅村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同名专著，但其有关地图绘制年代和依据的观点存疑，值得商榷。本文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时间在弘治之后，嘉靖二十一年之前；地图绘制应依据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来源。 《蒙古山水地图》是一幅山水画形式的中国古代地图，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流散日本，一直秘藏京都著名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2002年，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出巨资从日本购回。地图题款已失，原名无考，图背面有北京琉璃厂著名书肆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因而得名。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幅宽0.59米，长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图中记录了从嘉峪关到天方的211个地名，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范围涉及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图上所描绘的路线正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这幅地图也可称为《明代丝绸之路地图》。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曾从艺术风格方面对地图作了初步鉴定，认为这幅图至少是明中期以前的作品。2004年2月，林梅村先生受委托开始研究这幅地图，其二十余万字的同名学术著作《蒙古山水地图》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林先生认为，地图绘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年)，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则被人裁剪，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原图应长40米。地图来源于明内府，有一件明代绘本和两个明代刻本，彩绘本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抄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刻本之一是《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刻本《陕西通志》，刻本之二是《西域图略》，收入隆庆刻本《陕西四镇图说》。林先生的研究深入、全面而论据独到，使《蒙古山水地图》的价值进一步提升。但通读其专著之后，发现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林梅村先生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绘于嘉靖三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年），其依据是，图中有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图中没有嘉峪关以西嘉靖十八年建成的“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等明长城烽火台，年代则早于嘉靖十八年。 若以图中自嘉峪关始，就断定绘图年代必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似有不妥。嘉峪关自洪武五年（1372）始建，即被明朝视为华夷分界之地，所谓“设在临边极冲中地”[1]，洪武、永乐年间，在嘉峪关外设有七卫，俗称“关西七卫”。《重修肃州新志》载：“关西七卫：<肃镇旧志>云：凡自兰州渡河，至肃州一千五百里，又至嘉峪关七十里，以为内陆。其在嘉峪关以外，西至哈密，亦一千五百里，建设七卫：哈密、赤金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2]因此，地图内名称起自嘉峪关，乃明人以嘉峪关外为西域的习惯做法，并非一定在嘉靖三年明军退守嘉峪关以后，才以嘉峪关为起始点。 至于此图最早于何时而作，从图中“敞剌”、“阿丹城”、“西阿丹”、“义班”等地名推定当在弘治之后，正德至嘉靖初年。这四个地名在弘治年间任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所著的《哈密分壤》中均有记录，其中，“敞剌”在《甘肃镇战守图略》版《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彩绘本、《陕西通志》所收《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嘉靖刻本、《陕西四镇图说》版《西域图略》隆庆刻本和《边政考》之《西域诸国》嘉靖刻本等图籍中均未发现；“义班”在《哈密分壤》中为“察班”，嘉靖中期之后的史书和地图中记述为“义班”“文班”“又班”等名称，均为刻板错误所致，实为“叉班”“察班”的同音异体字；“阿丹城”“西阿丹”两地名在上述图籍中都有记录，林梅村先生以两地名推断图应作于正德九年（1514年）之后，理由是此年安定和阿端两卫的撒里畏兀儿人东迁肃州，言之有理，但也不能视为定论。另据《肃镇华夷志》记载：“按弘治前，里至与今少异，且多番族，今悉载之：……又一路从苦峪南面，西八十里西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城，七十里至西阿丹。”[3]说明弘治前“阿丹城”、“西阿丹”两地名已出现，但书中没有“敞剌”之名，而“敞剌”却出现在《哈密分壤》和《蒙古山水地图》中。由此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不会早于弘治年间，应在此之后。 而以图中没有嘉峪关以西嘉靖十八年建成的“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等明长城烽火台，断定其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值得商榷。首先，“长城第一墩”非“永兴后墩”，而是嘉峪关南的“讨赖河墩”，此墩修筑于数十米高的讨赖河北岸崖壁之上，墩西侧接西长城南端起点。《肃镇华夷志》记载:“讨来河墩，城（肃州）西七十五里，乃边墙南近讨来河尽头之墩。”[4]而嘉峪关长城出土的“长城工牌”及相关史书明确记载，“讨赖河墩”（长城第一墩）修筑于嘉靖十九年（1540），非嘉靖十八年。因此，依据“永兴后墩”是“长城第一墩”，进而将“长城第一墩”的修筑年代嘉靖十八年断定为《蒙古山水地图》绘制年代的下限是不可取的。其次，“永兴后墩”并非建于嘉靖十八年。“永兴后墩”今称“大草滩墩”，又名“五墩山墩”，位于今嘉峪关市西大草滩水库东侧湖岸上，东距嘉峪关5千米，与《边政考·西域诸国》所载“嘉峪关西二十里，为永兴后墩”相符。“永兴后墩”位于“大草滩墩”西侧17米，早于“大草滩墩”，现为一圆形沙砾堆，高5米，直径15米，周长51米。据《肃镇华夷志》记载：“永兴后墩，在关西，离（肃州）城八十里，参将刘勋添设以备西夷烽火。今改并大草滩墩。”[5]“永兴后墩”建于何时没有记载，但史书记载为肃州参将刘勋监筑。刘勋任参将的时间未见明确记载，依据《肃镇华夷志》和《明实录》的几处叙述可以大致勾勒出其任职时间，“嘉靖二十三年（1544），兵备天津张愚、参将刘勋重修筑。”[6]“夷厂，东关厢西北。嘉靖二十五年（1546），参将刘勋督建。”[7]“三官庙，火神庙东。嘉靖二十六年（1547）参将刘勋建。”[8]“关王庙，城东把总厅右，嘉靖二十七年（1548），参将刘勋重修。有碑记。”[9]“嘉靖二十九年（1550）参将刘勋新建火神庙于儒学之东。”[10]另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升守备洪水堡指挥使刘勋为署都指挥佥事，充甘肃游击将军。”[11]嘉靖二十九年四月，“肃州分守右参将刘勋充右副总兵，分守凉州。”[12]从以上叙述，可以推知刘勋任参将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而张雨《边政考》刻于嘉靖二十六年，那么，“永兴后墩”建造时间当在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因此，“永兴后墩”建于嘉靖十八年的论断有误，以此年为绘图的下限不可取。 《蒙古山水地图》绘制的最晚时间不会晚于《陕西通志》的刻印时间嘉靖二十一年（1542）。《陕西通志》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中有《西域土地人物图》，林梅村先生认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证据有二：第一、《蒙古山水地图》中的某些城镇只书图像而无名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补充了这些名称，所书城镇亦多于《蒙古山水地图》，而多出部分显然是刊入刻本时增补的。第二、《蒙古山水地图》无人物和动物，而《西域土地人物图》却补刻了人物和动物。”[13]其在专著中做了深入详细的论述，其论据和论理可靠而可信，由此，笔者认为《蒙古山水地图》绘制的最晚时间在嘉靖二十一年。 林梅村先生认为《蒙古山水地图》主要取材于以下四种材料：元代吴门画师李泽民所绘《声教广被图》；洪武年间绘《大明混一图》；明初《陈诚西域使程记图》；明初傅安的西域见闻录。其论述言之有理，但并非定论。因《蒙古山水地图》是内府用图，绘制时参阅《声教广被图》、《大明混一图》和《陈诚西域使程记图》等图是非常必要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从图中地名、山川、庙宇及城池数量、形状、开门方向、方位等标注和绘制的详细情况来看，仅参阅上述图籍并不能完成《蒙古山水地图》，此图的绘制有可能依据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在绘图之前已编纂完成。又因《西域土地人物图》源于《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附有《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多数地名、山脉、河湖在《西域土地人物图》上都一一绘制，与《蒙古山水地图》中多数地名和方位也相对应，故推定，《西域土地人物略》源于绘制《蒙古山水地图》之前编写的文本。 由于这一文本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只能从《西域土地人物略》推测其内容。文本的编写当是政府行为，编写人员由政府组织抽调，这些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文本的取材应来源于宫廷档案，这些档案既包括元代档案，也有明代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等边地提供的地方志、军政图籍、明政府使者见闻录和行记、中国穆斯林的麦加朝觐行记、以及西方使者和商人提供的资料，所以出现“巡检司”“饭店儿”、“陕西斤城”、“汉儿人”等一些汉胡兼有的地名。[14]从《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述的行程、物产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其取材的广泛性。其一、从嘉峪关至哈密段里程、地名记述详细，里程为汉里，但无物产和居民记录，似取自边地资料；其二、从哈密至锁力旦城段里程为汉里，有物产和居民记录，可能主要取自明政府西使者行记和中国穆斯林的麦加朝觐行记；其三、从锁力旦城至迷癿力城段里程为月、汉里、程，有物产和居民记录，有“饭店儿”、“陕西斤城”等地名，可能主要取自中国穆斯林的麦加朝觐行记；其四、从迷癿力城至鲁迷城段无里程记载，有物产和居民记录，有“汉儿人”“巡检司”等词，可能主要取自元代档案和西方使者和商人提供的资料。当然，上述并非完全确定，每段的编写虽有侧重来源，但应该是参阅了各种资料。 《西域土地人物略》中一些地名的拼写与《蒙古山水地图》上的记注相比已有所变化，可能在编写《西域土地人物略》时，虽依据文本，但地名的翻译依当时的读音而作。也可能是抄写时的疏忽，把黑楼城放在撒马儿罕城之前，以至于《蒙古山水地图》把黑楼城绘在撒马儿罕城之西，而《西域土地人物图》把黑楼城绘在撒马儿罕城之东。 由此，笔者推测《蒙古山水地图》依据某文本绘制，《西域土地人物略》也源于此文本，《西域土地人物图》以《西域土地人物略》为依据并参阅《蒙古山水地图》绘制而成。 不容置疑，林先生耗时八年研究《蒙古山水地图》，从大陆、台湾、日本等地多方查阅资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最终成果《蒙古山水地图》意义非凡。因为这部专著，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同名地图的全貌，真正了解地图的内涵和重要价值，也第一次知道和了解了《甘肃镇战守图略》版《西域土地人物图》明彩绘本和《陕西四镇图说》版《西域图略》隆庆刻本等图籍，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多研究明代边镇的珍贵史料。 [1]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2]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26页。 [3]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60页。 [4]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92页。 [5]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91页。 [6]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81页。 [7]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33页。 [8]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45页。 [9]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44页。 [10]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第145页。 [11] 《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乙酉条。 [12] 《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四月戊戌条。 [13]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14]参阅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赵永复：《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历史地理》21辑，第354～365页。沈玉萍：《有关〈西域土地人物略〉作者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第38～51页。 （作者单位：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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