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精临——张浩

大朴不雕天真自然

——我眼中的《汉任城王墓刻石》

张浩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任城王墓刻石》是隶书中的一个另类。

对于书法，我一直崇尚格调高古、朴茂雅致、古拙遒劲、率意自然一路的书风。隶书和篆书是我主攻的书体，从《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到《里耶秦简》《马王堆帛书》《石鼓文》等，我都进行过系统临习。

直到几年前，看惯了典型隶书碑刻的我，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汉任城王墓刻石》时，令我心头一振，心想：这也是隶书？隶书也能这样写？

《汉任城王墓刻石》属于汉代隶书中的小众群体。汉代隶书是汉字书写形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以雍容、端庄、古朴、厚重的形体，受到历代书家的喜爱和推崇。人们认识、研习隶书，大都遵从以汉碑为载体而流传下来的典型隶书为蓝本。但是，这种典型隶书，都是经过当时士大夫阶层雅化的书法作品。它以横取势，讲究“蚕头雁尾”，讲究“波挑”，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然而，在当时的汉代社会，除了士大夫阶层外，大多数的民众使用的则是另外一种不大讲“波挑”和“蚕头雁尾”的更开放、更随意的书写形式，可以称它们为通俗隶书。像《曹全碑》《礼器碑》《石门颂》《张迁碑》……这些汉代隶书名碑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对它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特征也能了然于心，而对于《汉任城王墓刻石》等这些民间碑刻，大多人对其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把握和挖掘了。

任城王汉墓位于山东济宁萧王庄，墓主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孙、任城国始封王刘尚。该汉墓包括石墙、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等共计4500多块，已清理出带字的近800多石，墓石数量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是空前的。从裸露在外的题刻看，这些黄肠石来自东平国、任城国、山阳郡、宁陵等十几个国或县。而黄肠石上的刻字，则多为石工留下的地名、人名题刻。这些题刻，刻前一般不经过书丹，由刻工直接捉钻子锲凿而成。石刻上这些常见的东汉实用性文字，体现了当时民间书写的主流风格。

学习《汉任城王墓刻石》，并不是说该“刻石书法艺术”有多么高超、多么精妙、多么优美，但它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认知了汉代隶书除庙堂碑刻之外、民间通俗隶书的真实面目，为我们多角度、全方位认识隶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这些刻石作品中，民间的那种质朴、率意、自然、粗犷、天真的艺术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一块没有经过加工过的“璞玉”、没有经过开发的原始书法“荒田”，呈现出的书法风貌是下层人民书写状态的自然流露，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的精雕细琢、没有任何的经营摆布，所刻写的内容也不甚讲究，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对仗的文字，都是一些人名、地名；在具体的刻制过程中，甚至连“书丹”都没有，直接由工匠提钻上阵，信手锲凿而成，并出现笔画增加或减少现象，充分体现了2000多年前东汉时期民间隶书的真实书写风貌。这些作品雕刻随意，写法简捷、通俗；笔画不计长短、朴实、无波挑；结体自然、率意，或纵或横，随字形而变；线条张力十足，飘逸灵动，洒脱稳健。

王镛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对《汉任城王墓刻石》评价说：“这批墓石题刻风格奇肆豪放，朴拙自然，结体造型多有奇思妙想、出人意外之处。其中'薛公伯’当有数十刻，每刻都能出奇不凡，体现了石工丰富的结构想象力。”

写隶书追求质朴、古拙之意很重要。《汉任城王墓刻石》带给我们的不是技法，它没有庙堂隶书碑刻装饰性、雅致性和精细性，技法层面的东西很少，它更多的是一种“道”——大朴之道、自然之道、率意之道、稚拙之道、天真之道。读此碑刻，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民间烟火气，甚至有呛人的味道。那些夸张的线条、扭曲的字形、活泼而无成法的结体，以及作品中透出的那种大朴不雕、天真烂漫的韵味，令人过目不忘。这些书写的主要方式虽保留了隶书的框架结构，但出现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例如书写形式上出现的变横势为纵势以及减笔字和楷书的萌芽等。我们还发现，今天一些书家的大胆创新，人们在2000年前已作过类似的尝试，真是巧妙的契合。正是这种大胆的尝试，才导致了中国文字向楷书的变革。

我想，学习《汉任城王墓刻石》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将民间通俗隶书的朴实自然、率意天真的风貌和庙堂雅化隶书进行有机融合？如何对隶书的结体方式、字形结构进行大胆探索和尝试？如何在创作中表达民间隶书那种自然烂漫、天真朴实的风格意趣？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