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的起源，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在各方纷呈的考古发现面前，动摇了。 早在1981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发表了重要文章《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根据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他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公元前1万年—前2千年），划分为六大区系，结论是，虽然社会形态或历史进程并不完全同步，但“夷、蛮、戎、狄”都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为此，苏秉琦先生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曰“满天星斗”。 位列西南区系中的古蜀文明，绽放虽晚，同样熠熠生辉。四川考古学者现已基本厘清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从距今5100年的桂圆桥文化始，成都平原依次有5种考古学文化，如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它们各有特点，又时有交叉、承继，呈现出了与他者截然不同的本土文化面貌。 从西南一隅的独立王国，到统一帝国的重镇要地，在中华文明的全局视野中，四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几千年过去了，四川对于今日的中国，仍然无比重要。“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1 文翁化蜀： 让巴蜀文化全面汉化？  西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县）人文翁来到成都，担任蜀郡守一职。对于这个西南大郡，文翁并不陌生。这是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开国皇帝刘邦还是汉王时，就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进而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以至于《汉书·陆贾传》中用“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来形容巴蜀与汉朝的关系。汉帝国建立后，刘邦曾大封天下诸侯。但对于这个“帝业所兴”的地方，却不肯分封，而是划为“天子自有之地”。 不过，尽管巴蜀地区地位超然，但在中原的正统观念看来，却是地处西南的僻陋之地，“有蛮夷风”。为了改变这种面貌，汉王朝派出得力官员治理，文翁就是其中一位。  ▲ 文翁像。文翁来到蜀郡后，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又兴学布道。据《汉书·循吏传》记载，他先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出十余名优秀人才，亲自教导，又将他们派往京师，受业博士，或学习律令。待学成归蜀后，有的给予郡县政府地位较高的“右职”，有的通过察举外出为官。此外，文翁还在成都兴办了大汉第一所地方官学。 文翁兴学后，蜀郡到京师求学的人数，竟变得和齐鲁一样多。班固对此赞道：“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化蜀”遂成为四川历史上的大事件，后世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巴蜀全面走向汉文化的一个节点。
当然，仅靠一个文翁的力量，并不足以改变一个地方。为了改造巴蜀，汉王朝曾多管齐下：秦朝的移民政策继续有效，甚至更进一步，除了强制迁徙内陆豪强、吏民和罪犯外，其他民众也可移居巴蜀。移民的不断涌入，不仅在血缘上改变着这个地方，也带来语言文化的深刻变革。所以，当西汉晚期的蜀郡成都人扬雄撰写《方言》时，遍记各地方言，却不记蜀语。可见古蜀语此时已基本消失了，蜀中成为汉语言区的一个亚区。 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制度，更是让巴蜀受到强烈冲击。在生产活动中使用得最普遍的铁制农具，被强制采用统一形式，从而取代了残存的巴蜀文化器物形制。学者段渝说，这“对于巴蜀特有的青铜文化造成了根本性冲击”。
大约就在武帝时期，巴蜀那套独特的器物，基本上化于无形，主体部分转型为汉文化，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巴蜀地区似乎完全换了面貌，再难觅过去文明的踪影。不过，事情往往有着另外一面。 2 儒学表现不突出， 却偏爱辞赋、历算和道家 在汉武帝以后，巴蜀的儒学表现确实不理想。据学者卢云统计，巴蜀西汉五经博士可考者仅有3人，列入《儒林传》者仅有1人。相反，巴蜀多出辞赋之士，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因擅长辞赋而入朝为官。
当然，这并非文翁兴学名实不副。实际上，无论是长安学成归来的才俊，还是地方官学的学生，文翁为他们安排的最好出路，都是为官为吏。四川大学学者杨民曾在其博士论文中作过分析，并得出结论：“文翁在育才中所侧重的，当是长于基层管理的'文吏’，而不是纯粹问学的儒生。”然而当东汉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史学家班固把文翁身上以德治民、兴隆教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另一方面，面对输入的汉文明，巴蜀也有自己的理解和选择。四川近代著名学者蒙文通曾指出，“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巴蜀在西汉时是找不出来的”，“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 是的，巴蜀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面对输入的汉文化，并不会盲目跟从。四川学者陈世松对此曾道：“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 比如在儒家经典中，蜀人偏爱《易经》，这是少有的受到道家推崇的儒经。古蜀神权信仰发达，有自己独立的鬼神信仰体系，这可能是后来蜀地律历、占卜、神仙学发达的渊源之一。而辞赋之学的繁盛，则与楚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 龙门山位于四川盆地与川西山地的交界处，那里生活的白马藏人，每逢节日都会戴上面具载歌载舞。摄影/邓崇刚经过秦汉王朝的改造，原本独立发展的巴蜀地区被纳入统一帝国，成为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然而它依旧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选择和诠释着输入的汉文化。这种既开放又独立的文化特色，贯穿着四川的整个发展历程。 这样的地方，又将在中华文明的全局视野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 四塞之国： 终成统一天下的基地 公元28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年逾古稀的晋朝名将王濬率水陆八万之师，方舟百里，声势浩大地抵达吴国首都建业。吴主孙皓不再作任何挣扎，将双手反绑、拉着棺木，到王濬军门投降。延续六十年之久的三国时代，至此结束，天下复归一统。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回顾这一历史性事件时，曾写下千古名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场统一战争的一个关键地方——以成都为治所的益州，被一针见血地点了出来。 对于有志于统一天下的晋国君臣来说，早已关注到蜀这个地方。从泰始五年（269）起，晋武帝司马炎正式把灭吴提上日程。军事上，他采纳了尚书左仆射羊祜的计谋，其中一项重大决策，就是经营长江上游。他任命羊祜推荐的王濬为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在这里修造战船，编练水军，以对抗吴国的精锐舰队。
▲ 四川广元嘉陵江谷口金牛道上的明月峡栈道。栈道贴崖壁修筑、脚下就是滔滔江水，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栈道遗址，被誉为中国道路交通的“活化石”。 可以说，长江上游的经营，为西晋全国统一战争提供了重要基地。而这种情形，在历史中已不是第一次出现。战国时期，秦灭巴蜀二国后，就以关中和巴蜀为战略后方，对东方诸国进行统一战争。楚汉相争时，项羽立刘邦为汉王，本想让巴山蜀水将其消灭，不想刘邦反以此为基地，养精蓄锐，冲杀出去，完成统一大业。  ▲ 位于米仓道上的韩溪，因韩信而得名。韩信从米仓道东归，萧何在溪水旁追到了韩信，劝说他回到刘邦身边效力，开启了大汉四百年的国祚。摄影/刘乾坤巴蜀自然条件优渥，经济发达，可为统一战争提供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再加上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更是成为理想的战略基地。秦汉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崛起，长江上游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早在灭蜀之前，司马昭就提出“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吞灭吴国的战略构想。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晋国即利用了巴蜀的上游之势，顺流长驱，直下东南。
▲ 剑门关修筑在大、小剑山中断处。两旁断崖峭壁、峰峦似剑，两壁对峙如门，故称“剑门”。 而立国东南的政权，更是千方百计地保卫巴蜀，以稳住上游屏障，确保江南。所以无论是战是守，四川地区都举足轻重。而当天下归于一统后，它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4 以关中为都： 蜀近得就像在门槛之外 《全唐文》中收录了一篇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定户口令”。那时，唐军定都长安不久，连年战争，使得天下残破，饥荒横行，而京师仓库里的粮食已不多，又要用于打仗等军国大事，没有足够余粮赈济灾民。为此，李渊想到一招，就是让关中饥民就食以成都为中心的“剑南诸郡”。 就食，即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吃饭。之所以就食于蜀，李渊说得明白，因为“蜀汉沃饶”。的确，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就在《隆中对》中说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称四川地区为天府的记载。而当四川盆地跃居天府后，位于今陕西中部的关中地区却渐渐失去了天府的美誉。 关中是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几次战乱和天灾，让这里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早在西汉前期，皇帝就曾多次令民“就食蜀汉”。到了唐代，关中的经济产能愈发不及往日，帝都的供需仰仗于内河漕运。此时，蜀地的粮食，往往成为化解危机的关键。对此，武周时期的诗人陈子昂说得尤为精辟：“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唐玄宗后期，安史之乱更是让黄河流域惨遭破坏，江淮地区和四川盆地，则为唐王朝的两大财赋之地，“时号扬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不过对于大唐来说，西南的天府之国，还不仅仅是米粮仓和财赋地。
▲ 成都曾家包汉墓中的《庄园生活画像石》局部，图中一女子正从井中取水。 往蜀中避难，僖宗的先人唐玄宗早已实践过。从安史之乱爆发起，唐朝共有三位皇帝五次出幸，其中玄宗和僖宗都选择了成都。原因不难推测：蜀地富饶，又有四周群山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避难地。不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关中和蜀地的关系。 秦汉隋唐均定都关中。关中和蜀中，虽有秦岭、大巴山相隔，实际距离却不远。在当时人心目中，蜀中就像在关中门口一样。正如宋代郭允蹈《蜀鉴》中所说，“唐都关中，蜀近在户限之外”。而在《新唐书》中，更是提到蜀为唐都长安的“外府”。 正因为和政治中心的特殊关系，和平之际，四川盆地充分发挥着“外府”的经济支撑作用。而到了国都危难之时，又成为避难地的上上之选。明人于慎行对此曾道：“盖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而当代学者梁中效则认为，唐朝“是四川古代史上区位优势最突出的时期”。 唐亡之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四川盆地失去了“外府”的区位优势，政治地位也自然下降，尽管也偶有反复。比如南宋时，政治中心在长江下游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上游的蜀地再度与政治中心挂钩。而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又一次成为大后方。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四川却显得有些边远了。 不过这种“边远”，却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沟通边疆。四川地处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之间，又位于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于是，它成为中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西部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融合的地方。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就十分密切。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策，与少数民族积极互动。而宋代以后与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中，四川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国大军的闯入，让原本独立发展的巴蜀古国，开启了纳入统一帝国的进程。而当四川走向汉化后，它又充当起沟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角色。用学者刘方健先生的话来说，四川“对推动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历来就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不是一座孤岛，尽管古蜀有众多本土现象，但来自于其他区系的文化，也如长江之水，逆流而入。距今4500—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的稻作生产，筑城技术，就都源自长江下游。而中原文化中的玉礼器——璋，则以各种材质出现在三星堆与其后的金沙遗址里。 ▲ 古蜀玉璋的“中原范”。这是金沙遗址出土玉璋中制作最为精美的一件。自有来源，又互有相似。古蜀文明所昭示的，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路径：独立产生，碰撞融合，多元一体，一路繁华。 图文来源与参考： 《中华遗产》2020年11期、12期 《四川与天下》，撰文/牧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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