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晚年的时候对别人讲：“毛泽东保了我一辈子，最近听到有人说他

李先念晚年的时候对别人讲：“毛泽东保了我一辈子，最近听到有人说他文革的错，你们都没看到他的初心就是想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不能依葫芦画瓢，他就一直在独自探索，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在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全面揭露、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使毛泽东感到震惊；这一年的下半年，又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无论是斯大林的错误，还是波匈事件，都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长时间的讨论，得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的人民内部矛盾，即不准人民群众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

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了当时的他经过反复思考所吸取的经验教训。

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给苏联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果再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苏联那一套，一定也不会有好的前途。当时的毛泽东设想着要建设一个既强大而又可亲的中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用胡乔木的话说，“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民主新路来。一言以蔽之，就是“扩大民主”。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开放的态度，注意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中国的政治生活很快变得活跃起来，批评党和政府的文章也多了起来。甚至在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也多起来了，批评缺点时，冷嘲热讽。面对这些现象，党内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大了解双百方针的意义，也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一方针。毛泽东则认为：对待不同意见，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又经过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要把中国建设好，必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1957年1月，他先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2月，他又在有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有180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之后，为了使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这一方针，他于3月在北京召开一些会议，然后又南下到天津、山东、南京、上海讲。所以，他说自己成了一个“游说家”。

毛泽东还把他的讲话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告诉人们，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建设工作，在此情况下，要注意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现在政治生活的主题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即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增强社会的活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既强大又可亲的国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当年在国内外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兴奋。

与此同时，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整风的主题，“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