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1963年真实影像 多年前，北京历史上也发过一次大水，那一年是1963年。今天我们就翻开那段历史，回顾北京与洪水抗争的不平凡。 那是1963年8月上旬，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3年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径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8月2日，北京房山县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8月6日，北边突然灌进一股冷空气，冷热空气剧烈作用。原有西南低涡的北部又新生出一个西南低涡，气势汹汹地向北京方向扑过来。7日，河北司仓迎来了24小时760毫米的降雨量。8日，这个“新势力”到达北京。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真正的危机，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沟满壕平，蓄水量几乎达到极限。 北京城全线告急 8月8日入夜12时，雨量骤然增大。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为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阳区气象站监测到的雨量为404.2毫米，酒仙桥为400.7毫米。城区、近郊区河道漫溢，全线告急。护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过历年最高水位。  大人们整晚不敢睡觉，就怕墙倒屋塌。在崇文区，1.8万间房屋被水淹，影响了1.14多万居民的正常生活。据统计，城区和近郊区总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一千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千万斤。死亡35人。 “龙扒”来了！ 远郊区县里受灾最严重的是房山。8日，滚滚洪水从西北方向就着山势奔流而来。一路之上，千万股流水从山上不断汇入。山区里发大水跟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平地上发水是不断地上涨和漫溢，山区里则是瞬间猛涨、骤然来临，老百姓管它叫“齐头水”。“齐头水”所过之处，土壤松动、山石滚落、植物被连根拔起，仿佛是被苍龙的利爪狠狠地抓了一把。人们都说，“龙扒”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泥石流”的概念。洪水致使房山6.4万亩耕地被淹没成灾，也粉碎了这些地方人们的丰收希望。所幸的是，由于疏散及时，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齐心协力战洪图 面对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8日下午，房山县紧急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让在县里开会的干部回去指挥抗洪抢险。此时，房山县已经动员组织起5万多干部、群众，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处，长达1.3万米，安全转移305户、1390人。朝阳区政府抽调力量，在威胁城区安全的南护城河左安门、东护城河东直门两个险段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了10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分别筑起两条400多米长的土围堰，挡住了将要漫溢的护城河，保住了城区。
9日上午10时左右，暴雨逐渐小了下去。处于上游地区的河水、积水开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区反倒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朝阳区水利科科长简惠岐当时正在楼梓庄一带指挥抢险。楼梓庄是朝阳区流水的下梢，地处温榆河、坝河和北运河之间，地势低洼。民间有个顺口溜儿，说楼梓庄这片地方“下雨就泡汤，一年不长庄稼，就长拉拉秧”。这个情况，简惠岐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在8日上午就带着人赶到了楼梓庄。 9日下午，几条河流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5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很快，指挥部就与农场失去了联系。简惠岐急得火烧火燎，上级下了“不许死人”的死命令，但农场里的300多职工目前生死不明。市指挥部了解到情况，马上派车运船从距离楼梓庄12华里的驹子房下水，赶来支援。 10日早上7时许，支援船只还没到。简惠岐实在等不及了，仗着自己一副好水性，他决定游过大水到农场看一看。现场帮忙抢险的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人抱着个汽车轮胎内胆，也要求一起出战。三个硬汉就从距离农场8华里的曹各庄下水出发了。
一路之上，全是茫茫大水。高粱穗顶头趴着的蛤蟆、水蛇扑腾扑腾往简惠岐的身上跳，简惠岐干脆把身上的白背心一脱。越往前游，水越大，水流越急，而且是逆流而上。幸亏简惠岐是在白洋淀长大，从小就在拒马河里扑腾。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在水里走路，能在水里睡觉。”游到一半的时候，简惠岐发现了一根电线杆子，这下他更踏实了。 “有电线杆子，就有电线。顺着电线走就不会迷路，而且还能借点力。”多年以后，简惠岐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与大水奋战了近4个小时后，三个人终于游到了农场。远远的，就看见有人骑在房顶上向他们挥手。那正是农场职工，已经被洪水围困了12个小时。简惠岐一到，就赶紧找场长询问：“有人伤亡没有？”场长回答说：“没有，截止到目前，只损失了一头猪。”简惠岐这才放下心来。 当天下午，救援的船只也纷纷赶来了。简惠岐放眼一看，什么样的船都有。有解放军舟船部队开来的绿色铁皮船，有战士们刚刚扎好的木筏子，还有渔民打鱼用的小船，居然还有北海公园里的十多条小游船。这支海上“杂牌军”纷纷靠岸，噔噔噔地跑来找简惠岐报到，领任务。大家有条不紊地把农场职工运送到了附近皮村的大堤上。简惠岐又坐着船回到了楼梓庄指挥部。
市防汛指挥部这时候发来消息：马上有飞机空投救援物资。楼梓庄中学操场有片空场，人们就在那里用布匹摆了个大大的十字。下午5时左右，北京空军部队一架运输机起飞，朝着楼梓庄飞去。飞机上装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药品。这些熟食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7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就准备好的，朝阳区卫生部门送来了药品，王府井百货大楼送来塑料布包装药品，粮食局送来麻袋包装食物。  装着烙饼、药品、大蒜、慰问信的麻袋一包包从飞机上投了下来。傍晚时分，人们又用船把物资分发到周围的村庄。第二天的《北京日报》记载下社员张海景的一句心里话：“有党、有公社，就不怕。” 情况危急准备分洪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如果再下雨该咋办？ 市规划局的技术人员紧急计算。他们设想暴雨中心若再往西移动20公里，下在南旱河或者永定河会怎么样。计算的结果令人们大惊。南旱河的河水将以146立方米/秒的速度冲进北京城，动物园水深将超过1米，通用机械厂、迎宾馆(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三里河一带将全部被淹。洪水入城后，很可能冲毁前三门的河林阁闸和南护城河泄洪闸。洪水将从正阳门桥上岸，沿前门外大街南流，继续加重天桥、金鱼池一带的灾害。城区内积水加重，东南西北向交通将全部中断。左安门、右安门、东直门几处河道可能决口。 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问题，一辆辆卡车轧着尚未退去的积水赶往南旱河，运去一车又一车的草袋子，草袋子里都装上泥，人们将南旱河的大堤加高再加高。朝阳区水利科科长简惠岐刚从抗洪第一线下来，回到区里。他气儿还没喘匀，就被通知开会。朝阳区所属的南磨房、十八里店、老君堂，通县的神树，4个乡、8个村的一把手全来了。会上有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只要再下两个小时的雨，就要扒开东南护城河分洪，洪水将顺着架松坟(现在的劲松)淹没南郊的4个乡8个村。会上让这4乡8村的领导赶紧回去开会，组织老百姓做好转移的准备。
简惠岐记得，南磨房的党委书记当时就急哭了：“这让我们往哪儿搬啊。”“不搬也得搬，往指示地点搬。财产可以有损失，绝对不能死人。”区里领导的语气无比坚定，不容置疑。 幸运的是，这场推算出来的大雨最终没有来，分洪也就没有进行。 1963年8月的大雨就这样过去了。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百年一遇的可能 5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1997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 但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再遇到大雨成灾的情况？谁也不敢这么担保。而如果真的迎来“63·8”那样的大雨又会怎么样？专家们表示：情况会比1963年更糟糕，因为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物，也没有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两小时暴雨。每小时降雨量仅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区交通大瘫痪。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华桥下水没车顶，三环此路段双向交通因此中断4小时。这也是继8月1日晚以来当年本市第二次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正使我们这座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北京市水务局的老专家刘延恺认为，现代城市必须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现城市型洪水。1963年那场大雨西南低涡直接穿过北京的天气条件非常少见，百年不遇。但是，专家们也说，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几率遇到。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来源：腾讯视频、北京日报纪事、北京应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