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中紧紧抓住了双方优势和劣势这一对矛盾的转化，处处突出联军方面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的准备，在准备成熟之前不轻易发动进攻，在获得小胜之后，不骄不躁，清醒地认识到这点水上的优势只能挫伤曹军的锐气，扼住对方的攻势，并使曹军不服水土的弱点与日俱增地严重起来，以便相机加以利用。书中选择了江东作为正面活动的舞台，正因为矛盾转化的主动性是操在联军方面。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双方对峙中，曹军方面的情况江东了解得很清楚，例如书中写周瑜登高观察曹军的阵容，又亲自坐船观察曹营的水寨，这都是必要的调查研究，而曹军方面对于江东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这又是一个被动。曹操也是个军事家，在发现水军的弱点之后，就立即命令蔡瑁、张允整顿水军，在发现不掌握敌方情况时就派蒋干过江去，可是“棋先一着”，曹操这些补救的措施终于是落后了一步，是被动的应付，而周瑜又马上利用蒋干的渡江让曹操自己杀了蔡瑁、张允。这样，整顿水军的补救措施也就又落了空，曹操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一再努力，终于又一再陷于被动。紧接着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又是在这水军上做文章，使曹营平白地送给了联军十万支箭，这一进一出之间，削弱曹营一些力量，增强了联军的相对力量，这是第一回合，联军方面初步向优势的方面转化。 联军方面利用曹营水军的弱点一再地占了上风，这一事实的深刻性，远不止于表面上的连获小胜，而在于通过这个把曹操的全部注意力紧紧地吸引到“水”的问题上来，在曹操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个水上的问题，自己的庞大的军事优势才能发挥出来，正当曹操为了补救自己的这个弱点在“水”字上狠下工夫的时候，联军方面已经紧紧地抓住了这一关键安排下了“火攻”的陷阱，没有这个“火攻”的成功，这场战役是不能决定胜负的。曹操仗着优势的兵力，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以为只要水上的问题一解决，什么就都解决了，为了急于求胜，又派了二蔡去诈降，并使蒋干二次渡江。而这些又都被周瑜顺水推舟地利用上了，出现了黄盖的苦肉计，阚泽的诈降书，庞统的连环计，这样火攻的条件就按步骤地准备成熟了。这是第二回合。这一回合是关键性的，书中写周瑜的整个战略是以逸待劳，充分准备，创造条件，以争取最后的先发制人。而在战术上却处处是后发制人，即针对对方的争取主动而处处加以利用，如有了二蔡的诈降才有了黄盖的诈降，有了蒋干的渡江才有了庞统的渡江，这就使得曹操的每一努力都转到了自己的反面，主动权完全落到联军方面，等到曹操以最大的努力解决了水上困难的时候，也即把曹军引到最深的险境的时候。书中把这一斗智的场面绘声绘色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使大家看到双方共有的一个自然条件是长江，曹操被这条江挡住了，弄得晕头转向，作战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联军手中。书中写到这里，忽然插进一段惊人之笔。那就是庞统遇见徐庶的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徐庶是身在曹营而心不在的人，对于庞统、诸葛亮等人又素日有所了解，因此冷眼旁观，看得特别清楚。徐庶的一段话实际上是这一回合中矛盾转化的总结，说明联军方面会战的准备已经按计划完成，这一总结自然是指点给读者们看的，却天衣无缝地借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情节表达出来，既获得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又使得读者心明眼亮。这一插笔，文字简短，却是写小说的真工夫。试想这一点破如果不是落在徐庶身上，那么还有什么更合适的人物可以充当这个角色呢？徐庶与刘备、诸葛亮的深厚关系，他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作为一个内行的旁观者，他简直是在叫好，在技痒，这就从一个局外人的身上把局势的高潮渲染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程度，这一插笔是关键性的第二回合的一曲精彩的赞歌。 第三回合是写双方精神状态的最后较量。曹操采用了连环计后，本来已经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却反而横槊赋诗，踌躇满志，自以为一切安排停当，可以坐待胜利了。与这种盲目乐观的状态相反，周瑜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还在谨慎地审查着每一个坏节，当发现风向这一偶然因素不易掌握时，焦虑得呕吐了鲜血。前者是骄兵必败，后者是“哀者胜矣”！这一决战前夕精神状态的鲜明对照，又是促成最后转化的关键。等到东南风起，曹操还满不在乎地说“冬至一阳生，安得无东南风”。因而失去了最后一刻采取紧急措施避免惨败的机会。这样一切既然都已成熟，战局便急转直下，到了正式接战反而无须太多的笔墨了。 第三回合中的败笔是“七星坛诸葛祭风”。既然“一阳始生”东南风不足为奇，那么“祭风”的情节本来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只要对照“草船借箭”中处理利用大雾的例子就很明白。雾与风都是自然条件，本来都可以通过善于掌握气象的规律来突出诸葛亮这方面的智慧，可是偏偏要安排一个宣扬迷信的“祭风”场面，这一方面是有意渲染“东风不与周郎便”这一流传的诗句，一方面则正是作者想把诸葛亮写得更高明却又感到力竭智穷的表现。人力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便只好诉诸于鬼神之力了，这样诸葛亮的形象就从一个以智慧战胜一切的人物，降低到乞灵于鬼神的茅山道士。恰恰与作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反而破坏了诸葛亮的形象。《三国演义》里的这种败笔，远不止一处，特别是在诸葛亮身上表现得格外严重。诸葛亮这种不谐调的二重形象，到了《水浒传》里就干脆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智多星吴用，一个是入云龙公孙胜，而公孙胜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水浒传》中的败笔。这是古代小说（包括戏曲）中习见的通病，也是时代的局限。“借东风”的故事就整个来说，艺术上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也还是因为整个故事仍然多方面地突出了诸葛亮的智慧，如问病的一段，脱离江东的一段，都是如此。总之一离开了七星坛，就又恢复了人物形象的本来面貌。然而白璧之玷，我们是不能用神话来原谅迷信的。它们之间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这八回中最严重的问题在最后一回，即全书的五十回中的“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是这一战役所包括的无数情节中的最后一个情节，也是思想上和艺术处理上最大的一个缺陷，这在过去有关《三国演义》的论著中，很多人都提到过了。根本问题在于书中要突出的所谓“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指导思想。随着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也就带来了艺术处理上非驴非马的混乱局面。这一段情节在《三国志平话》中原是写曹操在一阵尘雾中闯过了关羽的截击，这在处理上本来是可以勉强过得去的，如果再能有些合理的加工和曲折的安排也许可能会更好些，而《三国演义》中为了显示关羽这“义”的作用，既要让他居于举足轻重的最后关口上，把曹操面对面地放了，这就必然会显出诸葛亮的不知人和部署上的判断错误，如同后来的“失街亭”一样。可是失街亭已到了三国的尾声，这时刘备已兵败身死，距离“秋风星落五丈原”也只有八回的回目，在一种下坡路的趋势中，这种低调的气氛就本身说是谐调的；而在“赤壁之战”的整个高昂气氛中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诸葛亮可以“挥泪斩马谡”，究竟不能挥泪斩关羽，因此矛盾就到了无法处理的地步。以至于弄得诸葛亮不得不又变成了宿命论的算命先生，预先算定了曹操命不该绝；对关羽既要他立下军令状，最后又不能按军令状执行；简直成了弄虚作假、贩卖人情的大杂烩。这里不但思想性上是糟粕，艺术性上也是一塌糊涂，这都是应该严加批判的。 总的说来这八回写的是很成功的，八回中的主角是周瑜，写得最出色的也是周瑜。周瑜在这八回之前只是非正式的出现过，性格形象的轮廓还是模糊的，正是在这一战役中才大显身手，一出场就给了读者以不同寻常的鲜明印象，紧接着他的每一行动、每一决策都使人感到关系全局的成败。书中刻画这一机智英俊的一代风流人物是笔酣墨饱、咄咄逼人的，他的一言一笑都令读者为之凝神屏息，获得这种艺术上的成就乃是难能可贵的。诸葛亮的形象在“祭风”之前也是写得非常成功的，他到江东来实际上是兵败求援的，却写得处处主动，无形中竟是一个导演的身份，一开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他还居于正面，到周瑜一出现，他便自然地退居于侧面，然而艺术上的成功正在于这个侧面几乎能隐约地写成了正面图景之外更为耐人寻味的远景，仿佛“山外青山楼外楼”，“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的意境，以至于写周瑜的高明就等于写诸葛亮的更高明。要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不是轻而易举的，其中虽然也不免有某些过火之处，但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到好处的。而主要的成功又在于把诸葛亮的高明落脚于吴蜀联合抗曹的战略远见和顾全大局上，连鲁肃都被争取到偏袒诸葛亮的一方面去，更不用说读者们所受到的感染了。至于其他主要角色如鲁肃、黄盖、曹操、阚泽、甘宁、赵云、蒋干等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各具面貌。 从结构上来说，书中紧紧抓住了矛盾转化的主要方面，以江东为大本营，整个营垒的群众气氛写得很饱满。而对立面的曹营，在旁的诸葛亮，遥相呼应的刘备等，敌、我、友三方面的活动又都能兼顾，不觉冷落。正笔、侧笔、曲折烘托，各尽具用。写曹营，八十三万大军都放在明处，一目了然。写江东人马则一鳞半爪，不见全貌，都放在暗处，这在章法上也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在军事上正说明了隐蔽自己的主动性。由于联军的部署都在暗中进行，因此夜间的活动也显得格外频繁，几处夜景如阚泽渡江、庞统夜读等都点染得很有气氛，交织成矛盾在暗中转化的丰富多变的旋律。 按照《三国演义》全书的脉络，魏蜀对峙是一贯到底的，而东吴则总是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只有在这八回中东吴才被推到主角的第一线上，这在整个布局上乃是一个突破。按正史记载，赤壁之战联军方面的主力说法不一，《魏志》说是刘备，《蜀志》说是“并力”，《吴志》说是“俱进”，因此《三国演义》原有极大选择主角的自由。它选择了周瑜，当然也有史料和传说上的根据，但是决定这个选择的仍然是这部小说的布局和构思。东吴如果在全书中始终居于陪衬的地位，“三国鼎立”就会变成了“两国交兵”，因此小说中必须让这个陪客也担任一回主角，这样鼎足三分的局势才旗帜鲜明。也正是这个缘故，赤壁之战的突出之处乃是把三方面的主脑人物都聚集在一个舞台上，这是整部书中仅有的一次，它不是“话分两头”，而是拧在一处，这就需要有一个善于处理错综复杂的情节、把人物都驱遣到一个舞台上的艺术本领，这乃是一个戏剧家精心构思的本领，正是这个本领的成功运用，赤壁之战才写得那么集中，那么富于戏剧性，形成了全书中关键性的高潮。 因此，通过对于“赤壁之战”的探讨，也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全书，进一步地分析批判和借鉴。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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