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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急于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英、美等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正酝酿实现旨在牺牲中国、诱使日本进攻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等国的“斡旋”下，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开始把反共磨擦推向白热化。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公然决定由政治反共转为军事“剿共”，由局部磨擦扩大到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成立不久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处在日、伪、顽军的重兵夹击之中，面临的局势尤为严酷。李先念等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力排艰难险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精神，统一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连续粉碎日军的多次“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反共高潮，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创建了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劲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在武汉外围高举抗日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构成了对实施“点线占领”的日军的威胁，同时也遭到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忌恨。1939年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民党变本加厉，加剧反共磨擦，与日伪的“扫荡”相配合，或明或暗，背后插刀，更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被扼杀的危险。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刘少奇特地从延安赶来竹沟，部署紧急应变之策。他指出：据悉蒋介石已密令汤恩伯阴谋进攻竹沟。第五战区李宗仁、李品仙继围攻鄂东张体学第五大队之后，正准备集中兵力，企图消灭豫鄂边区和皖中、皖东、苏皖边的新四军。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刘少奇作了如下的指示：第一，对业已产生的反共逆流，必须保持淸醒的头脑，作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第二，必须迅速把国民党统治区与日军占领区的组织和工作严格分开。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应立即转入地下，成立新的河南省委专门领导秘密工作;豫鄂边区党委及其在竹沟的机关、部队，迅速转入敌后与李先念部会合。第三，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组成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党组织。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亦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敌后的部队，在顽军挑衅时要敢于自卫还击，要敢于和善于在磨擦中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第五，处在顽军包围中的竹沟，作为战略基点的任务已告完成，必须尽快分期分批撒退这里的人员。这些部署，对防备国民党顽军的突然袭击，发展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起了关键作用。随后，刘少奇即带领中原局的一批干部，挺进苏皖敌后；朱理治、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部队六百余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任质斌冋忆说:“在四望山我是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眼睛有神，看起来很英武，很精干，讲话温文尔雅，似乎还很谨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任质斌等南下途中，由朱理治起草的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文件，包括部队工作、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勾画出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轮廓。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阅后，都表示赞同。果然不出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预料，国民党蒋介石继湖南的“平江惨案”、鄂东的“夏家山事件”之后，又在豫南悍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亦称“确山惨案”)。十1月21日，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派其少将参议耿明轩为总指挥，纠集信阳、确山、泌阳、桐柏四县的自卫团和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共两千余人，对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发起突然袭击。这时，在竹沟镇内的新四军虽然只有少数留守人员和两个连的兵力，但他们打得十分顽强，有些阵地失而复得，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决定撤退。12日晚，刘子久、王国华等率部突围，向四望山转移。顽军攻进竹沟以后，大肆捕杀医院职工、新四军伤病员、抗日军属、中原局印刷厂工人及当地民众，殉难者达二百余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河南省委统战部长王恩久等数人，前往国民党确山县政府进行抗议交涉，竟被该县常备队曹茂臣部活埋于孤山冲。接着，国民党鄂中游击纵队司令蒋少瑗，又趁日伪军向安（陆）应（山）边“扫荡”之机，勾结伪军金龙章部，调动刘梅溪、刘亚卿、陈芝寿三个支队共两千余人，偷袭赵家棚抗日根据地。只因李先念等预有警惕和准备，才使顽军的偷袭扑空，未造成重大损失。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使李先念等处在斗争第一线的领导人，深感全面统一边区党和军队的组织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就豫南、鄂中地区来说，养马畈会议后，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虽实现了统一，但豫南地区的二、三（信南三团）、五团队更多的还是受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的领导，而鄂中地区的一、三、四团队和挺进团队主要受鄂中区党委领导。在鄂东地区，原属鄂豫皖省委领导的五大队和新四军笫六游击大队在1939年8月，由于国民党第五战区反共活动的出现而被迫撤离鄂东后，实际上已在豫鄂边区党委和鄂中区党委的指导下进行战斗；鄂东地委和罗礼陂孝中心县委也接受豫鄂边区党委的领导。这种不完全统一的组织和武装，已难以应付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局面，显然不利于敌后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根据地的逐步扩大。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龚家湾召开会议，豫南、鄂东、鄂中党和军队的负责人均出席。会上，朱理治、陈少敏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宣布筹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对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会议还根据豫鄂边区的斗争形势，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强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及如何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问题，使与会人员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战胜敌顽夹击的决心和信心。这次会议，为迎击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作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这时，驻豫南地区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四游击纵队正加紧准备，欲图进攻新四军，四望山周边的顽固派反共活动亦愈益频繁。鉴于豫南地区形势显著恶化，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领导人断然决定，将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由豫南转移到鄂中。朱理治、李先念等离开四望山后，抵京山马家冲，筹备召开中共豫鄂边区第一次党委会议，并商讨部队整编的具体事宜。马家冲是湖北省京山县东北的一个山冲，冲内上下有五六个村落。山冲四周群山环绕，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往西北可进入大洪山，往东南便是大山头。鄂中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及野战医院、教导队等就住在马家冲。12月5日凌晨，马家冲突遭日军“扫荡”。驻应城、京山的日军步兵第二十六旅团旅团长奈良晃少将和步兵第一〇三旅团旅团长山本源右卫门少将，调集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附炮四门，飞机一架，兵分五路，闪击马家冲。当时，支队的主力已外出作战，冲内仅有首脑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及警卫连战士共二百余人。李先念临危不惊，沉着应战，当即命令警卫连加强东北方向和进冲路口的防御及对周围山头的警戒，并通知机关干部、医院和报社人员，随时准备转移。在弄清敌分进合击的图谋后，旋令二团队团长王海山指挥警卫连和教导队，担任阻击和掩护任务，利用有利地形同日军周旋；着陶铸、陈少敏组织机关干部、医院和报社人员向西北山区转移，先冲出日军包围，天黑后再撤往八字门和丁家冲。经过一整天与敌周旋、战斗，打死打伤敌七十多人。战斗中，李先念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有力鼓舞。傍晚，敌攻击更加疯狂，将边区党委和支队首脑机关围压在几个山头上。李先念决定利用夜色掩护，立即突围。部队按照李先念的部署，机动灵活，班自为战，人自为战。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连则利用熟悉地形的条件引诱进攻之敌，牵着敌人牛鼻子转来转去，使他们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后来，部队决定向罗店方向转移，掩护首脑机关于次日拂晓安全转移到八字门。李先念后来多次回忆这次战斗，风趣地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子弹从身边和裤裆里穿过，我差点儿去见马克思！日军占领马家冲后，因群众都转移上山，并进行了坚壁清野，使日伪军毫无所获，更难以立足。野蛮的敌人丧心病狂，放火烧毁房屋百余间后，于当晚撤离。事后李先念等安排人员对马家冲的群众进行了慰问，并发放了救济粮、救济款。马家冲反“扫荡”战，军民联合，以极少的兵力，粉碎了日军大规模的进攻，保证了豫鄂边区党和军队首脑机关的安全，打击了日本氰、侵略军的气焰。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筹组完毕后，中原局委员朱理治在京山八字门主持召开第一次党委会。边区党委由十一名委员组成。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因郑位三在皖西根据地染病未能到职，区党委书记职务由陈少敏代理。李先念任区党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边区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地方工作。1940年1月3日，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中级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须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据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王翰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加强对边区党委和纵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边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其成员与纵队委员会相同。3月间，朱理治奉命去延安，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政治委员和纵队委员会书记均由任质斌代理。纵队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第一团队团长罗厚福，政治委员方正平；第二团队团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黄庭；第三团队团长肖远久，政治委员钟伟；第四团队团长李人林，政治委员罗通；第五团队团长蔡松荣，政治委员杨焕民。信应游击总队总队长张裕生，政治委员刘子厚；鄂东游击总队总队长熊作芳，政治委员程坦；应城抗敌自卫队总队长许子威。原竹沟教导队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教导队合并成为挺进纵队随营军事学校，李先念兼校长。纵队成立后又将争取过来的伪军郭仁泰部，经过整顿，正式编为挺进纵队第六团队。郭仁泰任团长、郑绍文任政治委员。郭仁泰原系应城膏盐矿区的工人，后来当了把头，是膏盐矿区的汉留会（民间的帮会组织）九龙山“双龙头寨主”。抗战爆发后，在一些反动地主的包围诱惑和伪鄂西保安司令、汉留会大头目杨青山的拉拢下，郭仁泰当了伪鄂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李先念刚到鄂中进行统战工作时，曾和他交过朋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解决李又唐部，李先念事先向郭打招呼，要他观战，不要援应李部，他答应了。李先念回忆说：“郭仁泰要把他的队伍交我指挥，我说交我指挥可以，但要准备杀人。你的队伍到处抢劫、抓人，我们新四军的纪律是不允许的。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就自己干，我们还是朋友。”郭仁泰部在矿区和陈家河湖区，收罗分散的汉留武装，发展到千余人枪，阻挡着新四军幵辟天汉湖区的通道，也妨碍新四军在矿区筹集抗日经费的活动。这时李先念及鄂中区党委认为：解决郭仁泰的问题已不能再拖。但又考虑到，过去与郭仁泰有过交往，汉留会在鄂中有其广泛性和群众性，如能兵不血刃地争取郭仁泰反正，其震动和影响将会更大。于是，派陶铸去做该部的策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和教育，郭仁泰表示愿意率部反正。1月24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在石板河镇举行了由郭仁泰部反正后，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队的成立大会。李先念、陶铸等参加了大会，并致了欢迎辞。郭仁泰致答辞诚恳地说：“先前我们有眼晴等于是瞎子，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都分不出来！今天李先念和陶先生把我们的眼晴拨开了，使我们认得哪是好的，哪是坏的，哪是美的，哪是丑的。可是我们既有了眼睛，可就不能再像从前的瞎子了。好的，我们就要向着它走，向着它学；坏的，我们就不要靠近它！李司令和陶先生就是我们走夜路的灯笼。我们只要跟着这个灯笼走，一定会走到光明的前途。”第六团队成立之后，李先念令郑绍文、杨子仿、吴若岩等带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军政干部到该团队，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并在团队机关建立起党支部、政治处和参谋处，使这支陋习严重的旧武装，很快被改造成为纵队的一个主力团队。郑绍文回忆说：“先念同志要我到六闭任政治委员，并要我在半年内将其改造成党的部队。标准有三条，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要有严格的群众纪律，三是要有顽强的战斗力……从改造郭仁泰这件事可以看出，先念同志统战工作的策略水平是比较高的，经验比较丰富，胸怀开朗，既能团结内部，也能团结外部，挺进纵队成立前后，活动在信（阳）应（山）随（县）边的国民党五战区第一行动总队独立大队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分队，由共产党员徐达三带领，于元月开到赵家棚编入信应总队。钟祥县委负责人也带领该县南乡抗日武装八十余人枪到八字门，编入边区党委的警卫大队。这样，在豫鄂边区敌后，就建立起有六个团队、三个游击总队，九千余人的人民抗日武装。新四军橡鄂挺进纵队的组建，对于进一步扩大与巩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间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创建伊始，正值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豫鄂边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愈益剧烈之时。尽管如此，李先念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挺进纵队在边区各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积极展开对日伪军的作战。1940年1月，李先念令第五团队、第六团队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击从皂市调往京山的五百多名日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溃退。2月初，李先念令第四团队开辟天（门）西，移师天门赖兴场。刚组建的天门县抗日游击大队赶去与其会合。日伪闻讯后，即调集干余步骑兵，向抗日武装驻地进攻。指战员们奋起反击，与敌展开拉锯式的肉搏战，从拂晓激战到午后，胜利突围。中旬，李先念率第四、五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毙俘敌一百二十余人，直叩武汉西大门，震动了武汉，曰寇宣布戒严三天。3月，敌伪三百余人“扫荡”鄂中赵家棚、吴家店地区，被第二团队一部击退。同月，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丁家冲召开宪政促进会，附近据点的敌伪悄悄出动偷袭，敌尚未到达，沿途群众已纷纷送来情报。守卫在丁家冲地区的第五团队一大队，迅速掩护与会代表从容转移至石板河以北地区复会。接着，日军又先后“扫荡”京安地区的大山头、仁和店及桑树店等地，均被当地军民粉碎。李先念在《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对这一时期反“扫荡”战术作了扼要概括：“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对大股日寇的'扫荡’，我们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削弱日寇的优势。对小股日寇的扫荡我们化零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灭。由于部队能够散得开，又能收得拢，所以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不仅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而且打了不少漂亮仗。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豫鄂挺进纵队在建军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严重斗争。盘踞鄂东的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拥有两万余地方武装。他们在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后，继续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当新四军配合友军反攻平汉铁路日军时，该部又令其第十九纵队截击新四军后卫部队。1月12日中原局致电朱理治、李先念：除以一部分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即东进，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武装，采取积极的攻势，坚决消灭程之力量。迅速发动与组织民众，建立根据地。同时指出：为完成上述任务，李先念与任质斌均有去路东亲自指挥之必要。对于中原局指示，朱理治、李先念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对路西暂取守势，由李先念率主力东出，进击大小悟山。大悟山位于大别山脉西部，群山环峙，峰回路转，东指吴越，南通武汉，雄视江汉平原。小悟山在大悟山南端，与大悟山相衔接。大小悟山连接在一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因此，开辟和巩固大小悟山根据地，不仅可以自东北对武汉作战略包围之势，而且还可以作为向东发展与新四军其他兄弟部队相连接的前进阵地。从1月至4月，纵队主力发起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程汝怀部。1月中旬，李先念率纵队第一团队和第二团队一、二大队，由赵家棚出发，越过平汉线，经槐河店直捣刘梅溪所属尹昌彦盘踞的青山口和刘家山；第二团队三大队在十八里湾警戒大悟山方向，阻止蒋少瑗的增援；第三团队攻打盘踞在姚家山、靑石板等地的赵光荣部，策应主力的进攻。夜晚，李先念等率部在夜幕和丛林的掩护下接近青山口和刘家山，向尹昌彦部发动突然袭击。经一小时激战，全歼尹部四百余人；第三团队也于当夜采取突破战术，集中兵力强攻姚家山、青石板赵光荣部，毙伤其三百余人。赵光荣带其残部退到白羊岭、螺蛳冲、祖师顶与刘梅溪汇合。李先念等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此时，日军自平汉铁路据点出兵向小悟山“扫荡”，并炮击新四军后方阵地；桂军三个团也配合蒋少瑷带领的数千人分三路从大悟山赶来增援，向第二团队三大队阵地猛攻。在敌顽夹击的情况下，李先念遂下令撤军西返。2月，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准备向皖东、苏北等新四军主力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2月10日发出了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粉碎日军“扫荡”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打退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并指示“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李先念即令第一、二团队和鄂东纵队于2月中旬再次东进大小悟山。驻槐河店、滑石冲、姚家山的刘梅溪部不战而逃，前来投奔刘梅溪的伪军贺承慈部在陈家冲被全歼。新四军东进部队沿途在黄陂、陂安南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为创建根据地打基础。因时逢严冬，大雪封山，给养困难，加上桂军前来增援，于是东进部队再次返回路西赵家棚。3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及皖东根据地。驻大别山的桂军李品仙部第一三八师和一七一师东越淮南公路，赴皖东围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为牵制桂军东犯，中原局和刘少奇于3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先念之挺进纵队有与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应立即调二至三个团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扩大部队，坚决打击程汝怀及进攻我之一切部队。”4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刘少奇、李先念：“李先念在平汉路西的部队中抽调三个团过路东，以吸引桂军不能向东进攻四、五支队，以及打击程汝怀，开辟大别山为目的”；对路西则“采取守势，来攻者还击之”。据此，纵队和边区党委决定将整个领导重心东移，并成立了路西指挥部，统一指挥在京安、云梦、应城、天汉等地活动的第四、五、六团队及地方武装，坚持鄂中斗争。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率纵队主力第一、二、三团队及信应总队第三次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分南北两路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第十九纵队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等部两千余人展开攻击。第三团队先后攻取了五斗田、白云洞、泉水岭、八角门楼等据点；第一团队攻取了苎麻岭；第二团队攻取了严家冲等据点；至18日下午，攻下了顽军在大小悟山中最后两个重要据点歪歪寨和望府山，生俘蒋少瑗部特务大队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信应总队也在蒋家楼子附近击退了国民党豫南游击指挥部第四游击纵队顾敬之部的策应部队。至此，大小悟山地区完全为新四军所控制，与稍后开辟的陂安南根据地肩背相连，互为屏障。边区党委和纵队机关随之由路西移至路东的姚家山，大小悟山就成了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的指挥中心。李先念、任质斌等纵队领导决定，以第一、二、三团队组成平汉支队，作为纵队的主力部队，周志坚任支队司令员，方正平任政治委员。对于这一时期鄂豫边区的反顽斗争，毛泽东在5月间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和其他地区兄弟部队一样，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新四军军部进攻。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顽固派的反共挑衅并未平息。6月2日，桂军第七军军长张淦指挥第一七一、一七二师，并纠集鄂东顽第十六、十九两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分数路进攻大小悟山。当时，边区党委正在范家冲召开边区各界救国代表大会。李先念与其他纵队领导，一面组织部队护送各界代表西撤，一面部署抵抗顽军的进攻。纵队各部奋战四昼夜，至6月5日，边区党委和纵队机关全部转移到平汉路西。但在大小悟山的留守人员和伤病员等四百余人壮烈牺牲。顽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我地方机关、自卫团和抗日民众遭浩劫者亦不下五百余人，大小悟山一带遍成瓦砾。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血腥罪行，李先念于6月20日通电全国，向五战区提出了强烈抗议，愤言：“我之忠贞行动反遭空前惨祸，揆之天理，度之人情，孰可忍其万分之一？兹特痛切呼吁，至盼全国各界同胞主持公道，惩处凶犯，清除后乱，以期义理有伸，国家民族有幸，而我部亦可平冤抑愤，慰藉英灵。”大小悟山地区虽然得而复失，但挺进纵队数度东征，歼灭了程汝怀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桂军向东进攻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兵力，也由此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在鄂东的政治影响，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发展鄂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鄂东地区有位妇孺皆知的“漆大爷”，名漆先庭，与李先念很熟悉。东进期间，李先念见到了他。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后，留在大别山区一直竖持革命斗争。抗战开始后，他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刘西尧），被鄂东特委派往汉留会进行工作，组织“抗日汉留”。所谓汉留会，即洪门帮会组织，起源于明末清初，以抗清复明为宗旨，取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为名，称“洪武之门”，后简称洪帮；又称“汉留”或“汉流”，即汉人留下或流传之意。因日寇入侵，洪帮又起，发展很快，仅鄂东地区的汉留山头就有八十多个，约二十万之众，被国民党顽固派操纵。为此，鄂东特委决定派漆先庭等人加入汉留组织，采取团结、改造、发展的方针，使之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担负为抗日武装筹粮筹款筹医药，提供情报，寻找武器，补充兵员等项任务。1939年春节前后，“泉华山汉留会”在黄冈的泉华山成立，漆先庭为该会双龙头大爷。继之，共产党员刘天元也在黄冈、新洲交界处成立了“复兴山汉留会”。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仅几个月的时间，会员即遍布鄂东各县，达数十万之众，将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大洪山”“紫金山”“景宝山”等组织统统吞并，成为一支支持抗日反顽的雄厚民众力量。李先念见到阔别已久的漆先庭，格外高兴，充分肯定了他的出色工作，勉励他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为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李先念与“漆大爷”常来常往，视如家人。漆先庭去世后，他深情地评价说：先庭是农民领袖，尽管不识字，但聪明绝顶，一辈子忠心耿耿。他最使我感动的，一是从不动摇共产主义信念。部队打垮了，重建；再垮了再重建，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二是大公无私，乐于助人。他如果有两件衣服、两条裤子，一定会给你一件衣服、一条裤子穿。鄂豫皖肃反、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肃反，都没有肃掉他，就是因为他对党忠诚，不谋私利，肝胆照人。如果有点私心、贪心，有十个脑袋也给杀掉了。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边建军边战斗时，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中国作家安娥，于1940年1月到达豫鄂边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陶铸、任质斌等，先后热情地接见了她们。李先念是在路东打完仗后，率领第二团队返回鄂中京山八字门，与她们会见的。安娥在1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晚饭到司令部里去吃，见到李司令员。这又是一个虽不健谈却埋头实干的像铁一样的人物。他有两只大而阴郁的眼睛。他每一次和你的眼光相遇时，就像要从你身上找到什么秘密似的，配着那张微扁的嘴，令人有些“森然”之感。他个子并不高大，苍白的面色，瘦瘦的脸庞，一望而知是受重伤的贫血患者。李司令员不会客气，他和人谈话，“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他和史沫特莱女士一开口就谈军事问题。他的回答跟许团长一样简单而实际。每当他回答完了，都要问一句：“还有什么要问不？”在他是怕别人没听清楚，但在不晓得的人，很容易当作是下“逐客令”。从司令部出来没有到招待所，一直就去救亡室。李司令员的伴侣小尚也来送我们。她提着灯笼走在前边。一个同志路上问小尚：小尚的声音细润柔和，像一个怕羞的女孩子……回答我们问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只怕说错了或是怠慢了客人。一路上小心谨慎的给我们打着灯笼，并不断地提醒我们：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我希望她锻炼成一个优秀的战斗女性。到了救亡室，会场上布置得大红大绿，烛光辉煌，台子上胡乱堆了几堆糖果，四壁横七竖八地点满了蜡烛。正面台上一条大红横额上，写着两行图案字：我们一进去，就把我们让在当中长台前边坐……救亡室的负责人宣布开会。主席连说带笑地报告这次开会的意义，并向我们致欢迎词，又向二团队致慰劳之意。李司令员怕要他唱歌，一宣布开会，他就溜了，人们拦也拦不住。此后，史沫特莱与安娥在挺进纵队和鄂中敌后近三个月的随军采访中，足迹遍及京山、安陆、应城、汉川等县的山地、平原、湖区。在纵队司令部八字门和石板河，她们几次听取李先念等对边区敌后人民抗日武装的诞生、成长及其战斗历程的介绍；在设于农村民房、庙宇里极其简陋的野战医院，采访了负伤的战士；在天汉湖区，采访了根据地群众的民选活动和“抗十团”的会议，与农民、与妇女、与各界人士进行了真诚的交谈。通过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史沫特莱这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进行“特殊战斗”的女士，对武汉外围敌后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有了真实的了解，深切地感到新四军“战士们是创造世界奇迹的队伍”。当她亲眼目睹了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是如何用投豆子这一古老而原始的方式，进行民主选举之后，高度赞扬是“真正的民主”。史沫特莱在她所著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详尽记叙了豫鄂边之行的见闻，热情讴歌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英勇战斗生活。目睹贫弱中国艰苦抗战的现实，她的心在滴血：……我让两名便衣游击队员穿过日军防线，带着信件到汉口去找我的几个朋友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告诉他们，游击区内多么急需医疗用品，并且希望有中国医生和护士前来支援。信件全部安全送到。包括一名年轻传教士在内的两位外国朋友，奔波于汉口街道，竭力劝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满足我的请求，然而终于徒劳。他们拒绝帮助，像吓破胆的兔子一样，害怕被日本人知道。于是我的朋友募集了一笔捐款，购买了奎宁、消毒剂和纱布。但是没有买到霍乱疫苗。我在汉口的朋友只捐到了六百中国元，他们就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医药物品，以供一个千百万人民在患疟疾、痢疾、斑疹伤寒和每年夺去数千人生命的霍乱流行地区之用。史沫特莱深知，边区抗日根据地最缺的是医药和医疗器材。在李先念等的积极支持下，她又派人去上海美国领事馆与戴维斯取得联系，在戴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搞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陆续运到了边区。患难见真情。史沫特莱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为豫鄂边区敌后抗战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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