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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3年2月18日8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兼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黄达与世长辞，享年98岁。 本文回忆了黄达教授的教育、研究生涯。作为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工作者，黄达教授不仅重视金融基础理论，还注重实践检验，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黄达教授在金融理论研究中把握中华文化传统精髓，与时俱进，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原文发表于《中国外汇》2023年第6期。 作者丨宋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行，一切从中国实践出发又能反哺实践，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普遍特质。 “一个时代的终结”“巨星陨落”“金融巨匠、学界宗师”，似乎在中国金融学界，任何华丽的修辞来形容黄达先生都不为过。但是，当听到黄达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不忘为医护人员定制锦旗，即便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面锦旗时，任何宏大叙事都抵不过直抵人心的真实。这就是真实的黄达先生。 十几年前，笔者在编撰《黄达传略》时，曾草拟副标题“一个教书匠的金融人生”。先生看后批注道：“'金融人生’，对银行家、操盘手、农村普惠金融工作者等等可能更适宜。我不是'金融人生’，而是金融教学研究的人生。”“是不时自我欣慰，觉得能够捕捉到幸福感的教书先生。”《黄达传略》最终出版并没有使用副标题，却为今日撰写此文时尽可能准确表达先生心志提供了参考。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奠基人，而在他心里，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个教书先生而已。甚至从先生去世前几日最后哼唱给家人的一首民国时期的小调里，也隐约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教书先生的执著，并不限于此生。 先生生于1925年的天津，1946年考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历经华北大学和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钟于斯，老于斯”，从未离开。“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先生曾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书中如是写道。其实，何止他钟爱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驻守一生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一方美丽的校园也始终是先生的牵挂。 上世纪50年代，编写有“中国味道”的教材是那个时期金融学人共同的心声。在经过“土法上马”成为一名金融学教书先生后，先生好像只是抱着总要编出好教材给同学看的朴素想法，开始了一生不曾停歇的旅程。1957年，先生主持编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教材。多年后，先生把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新世纪的《金融学》一起，并称为自己留且仅留的“四部教材”，实现了中国教师“在中国大学讲台讲中国金融故事”的愿望。如果有机会仔细品读这四部教材，就会发现它们竟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著作的生命周期与经济的改革周期遥相呼应，淡雅的文墨与鲜活的理论相得益彰，先前的实践探索与后期的思想升华一脉相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的金融学经典教材，无法估量有多少人从一行行朴实、深刻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字中，认识了黄达先生，领略了金融学的魅力，最终走上了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 先生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货币、信用及银行论述的本意基础上，充分联系中国实际，并力求用比较易于理解的形式写成文章。然而，时代与知识的局限，难免使一个土生土长的金融学“初学者”有时候“搞反了方向”，得出日后看来“不成立的论断”，甚至写成“全然是呓语”的文章。对此，先生从不讳言，在日后出版的个人文集解题中一一点出。事实上，先生坦荡、严谨、求实的学术风骨与人格魅力早已掩盖了时代的尴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先生开始逐步将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的“三平”理论纳入货币银行学分析（后又引入外汇收支平衡，拓展为“四平”理论），写就有关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货币流通、通货膨胀、信贷差额等方面的多篇力作，直到1984年出版集大成之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下称《导论》）。“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这本书是自己倾注心血的成果，敝帚自珍，特别钟爱。记得看到过徐悲鸿的一幅画马，他的自题词是：'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千古没之加。’好像这最能点透自己对这本书的情感。”虽然无法体会彼时先生内心复杂的情感，但是也能隐约感受到先生矢志攀登学术巅峰的喜悦和宽慰。《导论》将诸如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当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这本书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实际。《导论》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的一个颇为中国式的财政金融理论著作，对任何分析和推导所做出的论断，均以在中国曾经发生或者现存事实为支撑，但是它却得出了放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皆准的一般真理，在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以至于一名香港学者看到此书后，竟断定作者曾留学欧美。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导论》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三项代表中国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 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行，一切从中国实践出发又能反哺实践，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普遍特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先生便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强调通货膨胀长期存在。1993年，提出用“货币供给”代替“货币发行”的建议被正式纳入央行统计。新世纪以来，面对当时流行的银行传统业务急剧衰落乃至金融市场终将代替金融中介的看法，他认为“我国的银行业同样拥有开阔的发展空间和绚丽的前景”。他认为人民币发展之路一定是“非常宽阔却绝非平坦，需要在摩擦中妥协，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同时提醒“当决策之际，必须明确并保留最后的'自我防卫手段’”。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首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等，为先生参与金融实践提供了便利。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先生始终认为，能否最大地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取决于是否具备正确的金融决策理念。而正确的决策理念，则导源于对金融基本性质的如实把握。当然，要正确把握金融的基本性质，则须注重金融理论的实践检验。 先生熟读《商君书》《管子》《盐铁论》《史记》等古文典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更是信手拈来，加上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困难但也总能接触到的西方经济思想，以及丰富的中国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框架和研究方法。“对思维框架这样地抽象概括，颇觉佶屈聱牙，有时连自己也难以记准到底应该有几条，怎样表述才最为精准。繁不如简，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最近，蓦然浮现了这样几个字——'古今中外，含英咀华’。”在2005年《黄达书集》出版时，先生曾如是讲到。实际上，如此思维框架并不限于理论研究。早在1984年，先生作为“福特项目”中方主席就开始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项目执行10年间培养出的618位学员，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新世纪以来，先后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讲座”“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等，主张“培养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漫步的人才”，极大提升了中国金融学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影响力。世纪之交，针对经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重构基于中国实际的金融学科框架，首倡并系统设计“大金融”学科体系。2010年之后，随着年事日高，先生自觉对于货币金融学科的思考已不成系统，但又始终牵挂着东方文化精髓如何引入并指导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在2017年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中，他还在呼吁“应关注更为基础的基础，使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理论里面来。作为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工作者，不仅应该重视货币、金融的基础理论，还必须把握更基础的基础——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 先生著作等身，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集中，曾收录一篇并非完全由本人起草的行政文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定有一种精神在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大学不断前进，或者说一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自始自终都在推动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这样一种模糊的意识始终萦绕在先生的脑海当中。直到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55周年之际，时任校长的他将这种意识做了一个精准的概括——“永远奋进在时代的前沿”，并以此作为这篇文稿的标题。事实上，先生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何尝不是践行“永远奋进在时代的前沿”最为生动的范例。教学研究永远引领着时代，生活中永远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好奇，最早使用电脑、电子邮件、微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清醒地思考…… 先生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三项大奖的所有奖金都捐献给了钟爱一生的中国金融学科。“利用这笔奖金支持处于学科建设第一线的同行，或许更可体现我自己致力于推进中国金融学科建设的一贯志向。”先生如是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有限而贫瘠的文字显然无法勾勒出心中的先生之风，也许唯有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之中，才能使之变得更为真实、清晰。 来源：IMI财经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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