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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建立是内蒙古社会外部最大的变化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会同满汉大臣齐聚盛京，共推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后金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  清朝统治者在蒙古族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的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制度建立了盟旗制度。盟旗没有触动蒙古原来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构和内部的社会等级制度，仅是在行政组织制度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清朝与内蒙古各部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同于与内陆十八行省的关系，而是游牧人传统上的大汗与封建主之间的分封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汉阳、汉口响应，起义军控制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1年12月底，独立的各省代表到南京商议建立新的中央政府，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 (1)主权在民原则。“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条）该立法确立了共和政体。 (2)国民平等原则。“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 (3)三权分立原则。“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六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十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十九条）从这些立法来看，临时约法冀望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 从临时约法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所确立的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所实行的阶级平等的制度与蒙古族的传统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政体下，蒙古族传统的封建主与牧民的人身隶属关系荡然无存，封建主原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也就没有了依据，这是蒙古族的封建王公们绝对接受不了的；不仅在价值观念上无法接受，从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考虑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而蒙古族的封建王公和他们赖以依靠的封建专制制度恰恰正是辛亥革命的对象，《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有言：“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面对革命浪潮，内蒙古王公十分惶恐，为了挽救清朝政权和维护封建特权，他们展开了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的政治活动。 (1)组建蒙古王公联合会。该会又称“蒙古同乡联合会”，其章程有正文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其宗旨为“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合全体，互相辑睦”，而要成为该会会员则必须是“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员”。该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2)通告效忠清王朝。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古王公联合会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信函，通告效忠清王朝，“宫太保大人阁下：比以武汉称兵，势牵全国，分崩云扰，莫策所终。得我公只手擎天，折鳌奠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始得保其锋镝余生，免沉沦异类之惨。是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非我公其谁与归”，并表示“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他们还为外蒙古开脱，“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并要挟说：“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 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曾声称，蒙古之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缘之关系”“一旦撤消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 (3)通电反对共和。科尔沁土谢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以内外蒙古十盟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通电南北议和的军民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王朝。 伍廷芳遂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名义复电蒙古王公们，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图什图王、达尔罕王、卓里克图王等；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落八十六旗图什业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汗等钧鉴：来电敬悉。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自私自利起见，乃欲兴满蒙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清朝，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使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民国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孙中山先生亦曾亲自致电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劝谕他们认同共和，“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 蒙古王公们除了发表上述通电外，还积极参加宫廷御前会议，商讨是否同意共和国体、清帝退位及优待条件。在一系列的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代表表现十分抢眼，竭力反对共和，成为阻碍御前会议通过共和决议的重要力量。 (4)争取封建特权。然而，蒙古王公的力量显然无法阻止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诞生，当他们认识到这一历史潮流时，赶忙想在民国初立的格局中极力争取其封建统治特权了。 1912年1月29日御前会议前，他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要求维护王公特权，维持蒙古封建制度，“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陆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 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后通电南京临时政府“由本会代表全蒙推项城任统一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从而投靠袁世凯集团，以换取其特殊利益。 二 外蒙古独立给内蒙古社会造成的冲击 清末以来，沙俄经略蒙古，通过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在蒙古地区的种种特权，并利用各种机会拉拢和收买蒙古王公，恶意挑拨蒙古王公与清廷的关系，极力煽动民族分裂情绪。 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后厉行新政，使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外蒙古僧俗上层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了图谋独立的活动。1911年7月，四部王公及上层喇嘛举行会议，策划外蒙古独立，俄国驻库伦代理理事就外蒙古王公会议决定致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电中称：“中国施行行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的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故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请求俄国提供保护。 武昌起义爆发后，俄国政府决定向外蒙古提供武器，俄驻华四等文官廓索维慈经由领署私下劝告外蒙古王公“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的时机，以保障喀尔喀的自主”。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发表宣言，“宣告喀尔喀独立”，“呼图克图临时授权土谢图汗盟长负责掌管国家。管理形式拟取君主制。活佛将被宣布为喀尔喀皇帝。”命令办事大臣三多及其主管官员一道离开蒙境，12月4日，办事大臣三多离开库伦，在俄、蒙兵护送下于12月10日晚到达恰克图。12月29日，宣布活佛为喀尔喀皇帝，举行即位仪式。1912年1月8日，科布多独立加入蒙古国，外蒙古完全脱离了中国。外蒙古独立，声称“外蒙四部此次义举，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谋位苟禄者可得而喻。现在众志成城，大局已定”。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划和扶持下独立，给内蒙古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宣扬泛蒙古民族主义，以民族认同、历史认同和宗教认同推动内蒙古独立 库伦独立后，曾致电中央，申明自立：“我外蒙古因被清国官吏虐待，不堪其苦，客岁阳月初旬，公议保种保教保全领土，大众起义，辞却清国，宣布自立”，中央复电：“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库伦又复电称：“外蒙此次起义，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冀，亦非惑于邪说，实因憔悴于虐政耳。” 从库伦独立后的各种宣言、通电、檄文中可见，库伦始终高举“保种保教保全领土”的大旗，提出了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宗教有权保全自己领土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与辛亥革命派当年提出的政治目标相仿，将其争取独立自主的行为解释为脱离清朝藩属关系、脱离清朝殖民统治的正当行为。库伦方面利用“民族主义”旗帜追求自身的政治诉求，并从历史资源、宗教资源、民族资源寻求认同和社会动员，进而企图建立独立政权的民族国家。辛亥革命派利用汉民族主义，使清王朝完全成为一个外来政权，库伦方面则利用蒙古民族主义使独立行为显得合情合理，如外蒙古人曾这样宣称：“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全体蒙古人已经独立，过去与他们同受满洲人统治的中国人要来统治他们，他们决不承认。蒙人既已脱离满洲人统治，则他们蒙古人，同中国人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一样，也有权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独立蒙古国。” 内外蒙古仅仅是一个地理和行政区上的概念区别，库伦方面利用蒙古人在历史、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性，把蒙古人对历史、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的认同抽象为民族主义，进而作为其进行独立建国的社会动员工具，这些宣传都对内蒙古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建构新成立的民国，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的国家，就成为民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 （二）以檄文、告示煽动内蒙古各旗独立 第一次檄文中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第二次檄文中说：“爰循旧制。喀尔喀蒙古创立国都，公举活佛为君。驱逐汉官各情形。前已咨明分行各该处在案。伏查此案。虽未与内蒙。逐一议辩。然我蒙古向系同族同宗。谅必允从。现恐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域。” 为笼络内蒙古王公，更是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内容如下：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 在外蒙古的煽动下，内蒙古有三十五个旗相继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 （三）直接派兵武装进攻内蒙古，使内蒙古蒙汉各族饱受战争之苦 1913年年初，外蒙古军队分数路大举南下，侵入内蒙古。一路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向哲盟进犯；一路沿苏尼特旗向张家口方向进犯。战火从乌兰察布盟西部到锡林郭勒盟东北部燃起；西自包头、归绥以北，东至张家口、多伦、林西一线，皆蔓延。各路外蒙古军队先后占据了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大部、察哈尔北部及昭乌达盟北部地区，民国政府驻防军队纷纷溃败。俄国驻北京公使密电称：“据秘密消息说，根据当地所得情报，蒙军首领共丘克章和乌泰郡王进犯了哲里木盟北部地区，并劫掠、蹂躏那里的和平居民。”  内蒙古战事，举国哗然。民国政府下令热河、绥远、山西等地驻军向进犯的外蒙古军队发起全面反击，至1913年年底政府军相继收复各地，外蒙古军队被驱逐出内蒙古，内蒙古的局势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 内蒙古内部的独立运动 清末在内蒙古实施了放垦移民政策，并广设州县。放垦移民影响了蒙民游牧生计，广设州县削弱了蒙古王公的利权，这导致了内蒙古各阶层的离心倾向。而日俄在内蒙古的渗透、煽动、挑拨则成为内蒙古独立运动的外部诱因，外蒙古独立后，先后向内蒙古发布檄文、告示，激发了内蒙古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潮，辛亥革命的爆发则为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提供了借口。内蒙古的独立运动使清末的担心成为现实，这也成为民国初年最为严重的边疆危机。 （一）呼伦贝尔的独立运动 呼伦贝尔又称巴尔虎，位于兴安岭以西，有索伦、厄鲁特、布里亚特、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居民中厄鲁特、布里亚特族信奉喇嘛教，索伦信奉萨满教，大多以游牧为生，鄂伦春的全部、索伦的一部分以狩猎为生。 沙俄自19世纪末修建中东铁路以来，沿额尔古纳河侵入呼伦贝尔地区。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煽动厄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独立。外蒙古独立后发来归顺告示，胜福等人积极响应，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电称：“二十六日晚，蒙兵已聚千人，购有枪五百杆，派人到防营，声言二十七日晨八时攻城，军队商民各挂白旗，否则全行攻杀。”1912年1月15日，叛军占领呼伦城，宣告“独立”，归顺库伦政府，并以呼伦贝尔旗属官兵等全体通电称：“革命起事，各省附和，仇杀旗人，将覆大清。我呼伦贝尔旗人系清朝之一小部分，世受国恩，自应尽一分臣子之义，故大众议定，起大清帝国义军，保守疆土，决不承认共和，亦不受汉官管制。”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一面“派熟悉蒙情之员前往劝喻”，“一面整备兵队驰往镇压”，但沙俄一再阻挠干涉，伍廷芳致孙大总统电中称：“查呼旗之变，初由俄人暗助，继则显然干涉，终则帮兵合围。”  中国政府武力征讨则忌惮俄国干预，劝服蒙旗，屡允屡变。在俄兵协助下，叛军先后占领呼伦城、胪滨府、吉拉林，呼伦贝尔全境被叛军控制。1912年5月，库伦政府封授胜福为贝子、呼伦贝尔统辖大臣，封授车和扎为辅国公、呼伦贝尔协办大臣，这样独立后的呼伦贝尔又成为“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 北洋政府多次筹划出兵收复呼伦贝尔地区，但都因沙俄武力威胁而未果。俄国外交大臣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密电称：“以武力使呼伦贝尔屈服于中国，过于侵犯我国利益，对此我们不能漠然置之。” 北洋政府多次抗议沙俄煽动、支持叛军，与沙俄进行了反复的交涉。1914年2月，俄国驻华公使提出了“恢复中国在呼伦贝尔主权之条件”，主要包括：“呼伦贝尔仍归蒙古管辖；北京政府应依法确认自呼伦贝尔实际独立以来俄国属下之人同呼伦贝尔当局所签各合同”，并无理地声称：“我们不允许未经我们参与而决定呼伦贝尔的命运，我们不承认中国政府同呼伦贝尔当局直接缔结的各项协议。”中俄双方经过多次交涉，于1915年11月6日签订了《中俄就呼伦贝尔局势问题达成之协议》，主要内容有：“呼伦贝尔为中华民国政府之特别区域；呼伦贝尔副都统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之，并行使巡按使之职权；平时，呼伦贝尔一切军事方面均由旗兵担任；呼伦贝尔所征一切税收及地方之一切收入应为地方之经费，但关税及盐税之收入则归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对俄国投资家与呼伦贝尔官府已经订立之契约，凡经中、俄代表组成之委员会审查者，兹特予以承认。” 从此，中国恢复了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主权，但呼伦贝尔实际上仍然是沙俄控制下的“自治”。 （二）哲里木盟乌泰发动的“东蒙古独立”事件 乌泰是清末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郡王兼哲里木盟盟长，因生活奢靡而借俄债，无款筹还，清末放荒招垦时，曾积极响应以偿还巨额债务。但清朝代乌泰偿还俄债后，放垦所得押荒银、地租均归官府，旗府收入几乎断绝，而新设州县也削弱了蒙旗札萨克的权力。俄国人沙查诺夫说此人无坚定信仰，无政治远见，而当乌泰提出向俄国购买2000支三英分口径步枪及100万发子弹时，因乌泰的这些品格使俄国外交部不敢相信他的诺言。 外蒙古独立后，向内蒙古各盟旗发出归附通告，乌泰意识到了投机的机会，派人前往库伦表示归顺，并请求给予援助。“当时的外蒙古统治者特别欢迎乌泰的归附，立即应允了乌泰所要求的物资援助。”受到外蒙古的蛊惑和支持后，乌泰铤而走险，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全文如下： “自中国革命、库伦独立以来，严守中立，并未附和活佛，只求能保全领土权利。近察中国的形势，既废孔孟之教，主张殖民蒙古。既废孔孟之教，岂能独保存佛教？蒙古人以畜牧为业，如中国殖民，既夺取蒙古人之业，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旨在保存蒙古的权利，并无他意。” 乌泰宣布独立后，发动数千本旗武装起兵叛乱，以锡勒图喇嘛布和布彦、葛根呼图克图、嘎钦喇嘛为各路叛军统领，分三路向洮南府、靖安、醴泉发动进攻。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喇什敏珠尔追随乌泰叛乱，发兵攻击镇东县城。洮南、靖安、醴泉、镇东等地相继失守，陷入战乱之中。 早在1912年3月，北洋政府及东北当局已知悉乌泰等人图谋叛乱的情报，并提前进行了军事布防。东三省当局及各府县还一再进行劝抚，开诚谕导，但劝说无效。8月20日乌泰叛乱后，北洋政府致电奉天、吉林、黑龙江三都督，下令军事围剿叛乱。9月8日收复了嘎喜喇嘛庙，11日攻克瓦房，12日占领葛根庙，13日攻克乌泰王府，15日又攻占了乌泰之弟齐默尔特府邸，18日最后攻占乌泰军盘踞的镇国公旗。至此，平息了历时一个多月的“东蒙古独立”事件。乌泰携家眷逃入索伦山，辗转经呼伦贝尔投附了库伦。 叛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据洮南、开通、靖安、镇东、安广等地报告，汉族商民被杀共计二千五百六十人，其中男子一千六百余名，妇女四百余名，儿童五百余名。牛马财产被掠夺一空，房屋被烧十分之三，庄稼损失约十分之四。庙宇除叛匪自焚者外，均经军队妥为保护，佛像、经卷均无损失。” （三）昭乌达盟开鲁之乱 开鲁县位于昭乌达盟扎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旗南部。开鲁之乱亦受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影响。1912年8月扎鲁特左旗协理棍卜扎布、掌印梅伦阿呢杨噶、领兵梅伦吐们尔吉等将表示归顺哲布尊丹巴政权的文书送到了库伦。八九月间已经投附库伦政权的哲里木盟科左后旗伪贝勒那逊阿拉起古带数百人到昭乌达盟境内煽惑，得到棍卜扎布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强迫该旗贝勒附从未果，遂于“10月9日闯入扎鲁特右旗府内，任意骚扰，抢劫等物”，后又带领千余人到东扎鲁特旗抢走副盟长印信。战乱很快从扎鲁特二旗蔓延到阿鲁科尔沁、巴林、奈曼以至哲盟科左中等旗境内。他们“抢劫商富，搜杀汉人，焚烧房屋，至为惨毒”，而“蒙民仓皇失措，东奔西逃，冻馁情状，惨不可言”。 11月6日，奉军吴俊升马队二营剿办蒙匪，住在东札鲁特昭格庙，蒙匪六七百人环围攻打二日，遭到吴俊升部极力抵御，蒙匪向北败退嘎海庙。 11月28日，热河巡防北路军、东路军与直隶练军外八营会同奉军合力攻打嘎海庙，于30日克复开鲁，蒙匪北窜。 棍卜扎布带领300余人逃到了呼伦贝尔，中国政府军队在追击时进入了外蒙古境内，捣毁了游格吉庙，并逮捕了游格吉呼图克图。因中国军队进入了外蒙古，俄罗斯曾与中国外交总长进行交涉，要求中国政府撤走军队，释放游格吉呼图克图，赔偿因捣毁游格吉庙造成的损失，中国外交总长则一再坚持交出棍卜扎布。俄国外交大臣曾致电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要求尽力解决发生在蒙中的边界事件，切勿将棍卜扎布交给中国人。 通过中俄之间的外交文书，可以看出开鲁之乱中的内蒙古王公的叛乱显然受到了外蒙古、俄国乃至日本等外部势力的煽动、支持。当时民国政府派往昭乌达盟的慰问使周正朝评价此乱：棍卜扎布本系“蒙人中之无赖者也。夙与西札鲁特旗寻衅为难，屡次得利，胆大无忌。此次内结土著蒙人，外联洮南窜匪，阳树仇复之名，阴行掳掠之计”。 （四）卓索图盟贡桑诺尔布的“独立”活动 贡桑诺尔布，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兼任卓索图盟盟长，清末曾被任命为“御前行走”。与清末守旧的蒙古王公相比，贡桑诺尔布思想开明而有见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很大的政治抱负。 辛亥革命爆发，当时正在北京供职的贡桑诺尔布和其他蒙古王公一样，为挽救清朝、维护自身利益而极力奔走。清朝覆灭后一部分蒙古王公转身投靠北洋政府，另一部分则另寻出路寻求民族独立，其中后者以贡桑诺尔布为代表。 1912年正月，贡桑诺尔布向北京的日本正金银行借到白银三万两，并和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枪支弹药的合同，合同约定泰平公司在南满铁路铁岭车站交货，贡桑诺尔布需派人点收。合同签订后，贡桑诺尔布回旗准备招兵起事。 贡桑诺尔布回旗后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内蒙古独立的计划，他说：“这几年来，开办学校，训练军队，振兴实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做准备工作。现在清朝颠覆，民国肇造，外蒙独立，正是我们行动起来的好机会，如果再拖延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由日本泰平公司订购的枪支弹药，即将运来，需要马上派人去取，希望你们深思熟虑……”但是出席会议的人员考虑到个人安危，全场默然，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欢而散。会后，贡桑诺尔布派人到铁岭站接收武器，但接收人员苦等几日而没有音信。后来得知泰平公司没有把武器运到铁岭站，而是运到了郑家屯站，武器在运送过程中被东北驻军吴俊升部查获。因武器落空和旗员反对，内蒙古独立计划就此泡汤。 1912年冬，贡桑诺尔布在王府内召集热河境内各蒙旗王公、札萨克商讨热河境内实行自治，会议推举贡桑诺尔布为筹备自治的总负责人。他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时，为热河都统熊希龄侦知，急电袁世凯请示制止的办法。袁世凯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从此离开喀喇沁右旗，他所从事的内蒙古独立运动就此结束。 袁世凯都出兵为何不直接把外蒙古收复，就收复内蒙古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综上所述，民国成立前后内蒙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迁： (1)民国成立，需要内蒙古各阶层重新界定民国政府和内蒙古之间的政治关系。民国所主张的共和、民主、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与传统的蒙古族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这些政治主张冲击着传统的内蒙古社会，内蒙古社会如何适应民国是内蒙古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王公贵族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民国政府也需要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国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建构，尤其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在民族主义的话语背景下，让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认同民国政权，是一个十分棘手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 (2)外蒙古独立是内蒙古社会外部又一个重大的问题，外蒙古独立推动了内蒙古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成为内蒙古认同民国政府的一个阻碍。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族曾长期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长期生活于蒙古高原上，过着以游牧经济为主体的生活，操着有文字的蒙古语，长期信仰同一种宗教，形成了独具游牧特色和宗教特色的民族文化；蒙古族尤其注重氏族血统传承，这些因素都让蒙古族非常具有民族认同意识，这些民族认同意识在遇到西方的民族主义主张时更显见其号召力。外蒙古的独立更把这种民族情绪推向了高潮，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清末民初内蒙古社会各阶层，成为内蒙古认同民国政府的一个阻碍，也是民国政府在多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新型国家时面临的一大障碍！ (3)内蒙古各阶层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是内蒙古社会内部最大的变迁。清末旧秩序覆灭后，民国新秩序建设尚缺乏文化动员力量，蒙古族民族主义迅速地填补了这种秩序和文化理念的空白。内蒙古东西部各盟旗反对共和、反对民国、要求独立的呼声和运动此起彼伏，对这种独立运动的军事镇压是很快就实现了，但如何从文化上让内蒙古各阶层认同共和、认同民国，却需要理论上的证成，这是清末民初思想界和政界面临的棘手问题。 这就是清末民初内蒙古社会的变迁，也是民国政府在内蒙古进行法制建构所面临的状况，由此，民国政府开始了中国近代化转型中对民族法制建构的第一次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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