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存在于时空，因此时空是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主要将时空作为内容表现的框架，或形式建构的要素，讨论其与外在社会及艺术作品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时空自身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与思想建构之间关系的探讨几乎阙如。其实，作为重要的形式因素，时空并不只是文学内容表现的框架或形式建构的要素；作为客观存在，时空具有自己的性质与特点，这些性质与特点一方面包含了某些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为人们赋予、挖掘、增删某些思想观念提供了条件与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文学中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之间关系的探讨，阐述文学的形式因素与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深化对于文学形式要素的认识。
一、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时空的性质与特点
从哲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时空观经历了以亚里士多德时空观为代表的朴素时空观、以牛顿时空观为代表的绝对时空观、以黑格尔时空观为代表的辩证时空观、以爱因斯坦时空观为代表的相对论时空观四个发展阶段。这四种时空观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与表现，如《荷马史诗》之于朴素时空观、《浮士德》之于绝对时空观、《佛兰德公路》之于辩证时空观、《三体》之于相对论时空观。从文学的角度看，人们接触最多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朴素时空观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因为文学中的时间与空间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空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从自己的日常体验去理解和把握时间与空间的。黑格尔的辩证时空观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虽然更为深刻，但它们针对的物质现象离人们的直接经验领域较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少，理解也比较困难。对于社会平等，人们也更多是从日常经验中的时空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辩证时空观和相对论时空观的角度去理解。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时空的认识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新的时空观出现后，老的时空观就过时了。不同的时空观是对不同的物质现象进行认识的结果，较早产生的时空观在其适应范围内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用的。基于这两个考虑，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朴素时空观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作为讨论时间与空间时的定义，目的是尽可能地接近文学活动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实际。
社会平等指的是社会中每个成员对于某一共同对象具有均等的机会、享有同样的权利。平等总是社会的，是经社会中人的实践而形成的秩序，它与社会的生产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建基于这二者之上的社会制度和个体在这种制度中所处的位置紧密相联。平等不仅是社会的，而且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仅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平等观念，而且在不同的人群和阶级中，平等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不过，与其他重要的人类概念如文化、人性等一样，平等观念也是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从总体上看，它是变化的、不确定的，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它又是确定的、不变的。在现阶段，社会平等被视为在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分配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均等，衡量标准的统一，以及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显然，这种社会平等的观念只能产生和存在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朴素时空观和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运转的社会中。亚里士多德从范畴的角度把握时空，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独立于物质和运动的，物质和运动存在于其中，发生于其中，时空帮助人类测量、把握物体和运动。牛顿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从力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时空理论——绝对时空理论，他认为人们“用相对的处所和运动来代替绝对的处所和运动，这在日常事务中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但是在哲学探讨中，我们应该把它们从我们的感觉中抽出来，考虑事物本身，并把它同只是对它们进行的可感知的量度区分开来”。[１] 这里相对的处所和运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时空的感性认识，它支撑着人们的日常活动，但并未反映时空的真实本质，因此还需在此基础上抽象出能够真正反映时空本质与特性的绝对时空，这个绝对时空为物体和运动设立了一个确定不变的衡量标准，这样才能适应与满足牛顿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研究的需要。
先看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又可以名之为'延续性’；相对的、表观的和通常的时间是延续性的一种可感觉的、外部的（无论是精确的或是不相等的）通过运动来进行的量度，我们通常就用诸如小时、日、月、年等这种量度以代替真正的时间。”[２] 按照牛顿的时间观，时间具有外在、单维、均衡、流逝四种特性，这四种特性既是绝对时间的特性，也是相对时间亦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时间的特性。第一，外在性。首先，时间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质，因而也不与外在物质产生联系。其次，时间是事物延续性的量度，它不仅是运动着的事物的量度，也是静止着的事物的量度。即使静止如一座高山，它的延续性也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再次，万物均在时间中存在。具体的事物存在又消失，必然存在一个恒在的时间，只有这样，事物的存在与消失才有可能度量。这个恒在的时间，只能是一种外在于事物的独立的存在。第二，单维性。时间的单维性有两层含义：首先，时间是一个永远向前的矢量；其次，时间只有一个维度。虽然我们随时随地用到时间，每个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用时间来衡量、计算，但这些分散存在的时间都统一在同一条时间线也即绝对时间的轴线上，只有这样，所有的具体时间才有可比性和统一性。绝对时间线是单一的，正因为时间的单维性，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人类之间的沟通、交往才有可能，世界万物及其发展也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和先后秩序。第三，均衡性。均衡是指时间的流逝是匀速的，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时间的流逝以其计量单位秒、分、时、日、月、年等进行标示。当然，这种标示只是对均衡流逝的时间的一种划分，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不同的标示系统中时间单位的划分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如公历和农历。但这种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并没改变时间实质上的均衡性。第四，流逝性。流逝性指时间匀质地不间断地向前发展，过去了的不再复返。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没有快慢”，它“永远在开始和终结之中”。[３] 时间是一个单向匀质的流逝过程，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是绝对时空观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承认与遵循的经典认识之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在时间中存在的物体的变化也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对于人类来说，时间的这四个特点决定了时间影响、掌握人类，人类却无法影响、掌握时间。人类只能顺应时间、利用时间、安排时间，却不能掌控、支配时间。时间的运行在人类之外，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再看空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我们的感官通过绝对空间对其他物体的位置而确定了它，并且通常把它当作不动的空间看待。”[４] 牛顿定义的空间比较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知与体验，也比较符合支撑着人们平等意识的空间概念。虽然从相对论的角度看，空间并不是静止、相同的，它要受到时间、速度、物体质量等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时间、速度和物体质量，但这种现象只会在特定的物质运动中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或者根本见不到，因此，它对社会平等观念一般不会产生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都是三维的固定空间。作为客体的三维空间有稳定性、具象性、可控性三个特点。第一，稳定性。稳定性是指空间是静止的、不变的、同一的。[５]首先，地球上任何一个位置的空间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用长宽高来衡量。其次，地球空间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被准确定位，并且长久地存在，即使与这个点有关的地貌以及附着建筑变化了，这个点本身仍然存在。再次，空间中的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其位置也是稳定的，事物本身可能变化，但其所处的空间位置却不会变化。空间的稳定性对于人类社会十分重要，它是人类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一，也是人类生活与文化稳定的基础之一。第二，具象性。具象性是指空间和在空间中存在的物体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首先，事物都要占据一定的空间，某一事物占据的空间不可能再为其他事物所占据。其次，空间不仅在事物外部存在，也存在于事物内部。一间房屋，其本身是空间，房屋外是空间，房屋内也是空间。再次，事物影响空间的呈现方式。从自然的角度看，高山可以塌陷，海底可以隆起，沧海桑田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相应空间的呈现形式。从人文的角度看，城市的天际线与乡村的天际线不一样，这种具象的空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种具象的空间也会对存在于其中的人与物产生影响：乡村的建筑与城市的建筑外形不同，在钢筋水泥建筑中生活的人和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的感受不同。而时间则缺乏这种具象性，事物在时间中存在但不与时间互动，其内部也不受时间影响。事物可以占据空间但不能占据时间，一平方米空间只能容纳几个人，但一分钟时间可以同时容纳万物。空间延展，时间流逝，一平方米空间可以长久存在，但一分钟时间过去了却不再复返。第三，可控性。可控性是指从人类的角度看，空间是可以把控的。首先，人类可以对空间进行划分、占有、继承和转让，比如国界、省界、市界，以至个人私有空间，都是人类对空间的一种划分与占有，父田子继、土地买卖等则是人类对于空间的继承与转让。其次，人类可以对空间进行改变，平地起高楼、高峡出平湖、荒漠变良田、塞北成江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类对于空间的一种改变。而千年古城变成废墟、荒草逐渐侵占繁华，建筑物从辉煌走向黯淡，则是自然对于人造物的改变。这种改变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对于空间的一种改变。而对于时间，人类则是无能为力的，时间总是匀速地向前发展，不因人类而改变。
霍金指出：“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时空的客体。”“一个事件是发生于特定时刻和空间中特定的一点的某种东西。”[６] 这一看法自然是正确的。时空的确是互相联系的，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艺术作品中，没有只在时间中存在的事物，也没有只在空间中存在的事物。但事实上的相互联系并不意味着不能在观念上将二者分开研究，也不意味着二者的性质与特点是一致的。由于性质与特点的不同，在文学作品中，时间与空间这两个要素常常会与不同的社会观念联系起来，或者用来帮助表达不同的社会观念，而平等就是这样的观念之一。
二、文学中的时间因素与社会平等
文学是虚构的世界，不受物质世界规律的限制，可以按照作者的主观想法进行书写，不过，作者在社会中生存，无法跳出他所生存世界的制约。作者与读者在进行文学活动时，有意无意地遵循着物质世界的规定性，时间既是物质又是物质存在的条件之一，时间的规定性与特点必然要影响到文学活动中的作者与读者。时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在时间中生存，时间不会为任何人拉长，也不会为任何人缩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间占有人，而不是人占有时间。人在时间面前没有特权。人们在时间中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消失，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时间成为文学中与社会平等联系最密切的形式因素之一。在文学中，人们往往从四个方面来表达和挖掘时间的平等内涵：时间的占有，时间的节点，时间的起点与终点，时间的过程。
第一，时间的占有。时间的占有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所能占有的时间。时间本是外在于人类的客观存在，但由于人类必须在时间中存在，时间也就与人发生联系，成为人类和人类个体在世存在长短的衡量标准。平等是一种社会意识，个人或群体无法因财富、地位、权势等占有更多的时间，从社会的角度看，这就是平等，反之，就是不平等。时间恰恰能够做到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其内在的特点而变化，也不因外在的因素所转移。在文学中，时间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平等联系在一起，表达出平等的思想和意象。如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对时间与平等的联系做了天才的探讨。贵族青年拉法埃尔破产后走投无路，准备投水自尽时，得到一张神奇的驴皮。拉法埃尔与驴皮签约，拥有了驴皮的魔力，但同时驴皮也拥有了他的生命。驴皮能够满足他的任何愿望，但他的每一愿望的满足，都要以他生命的一部分的消失为代价，并在驴皮的面积上显示出来。当驴皮缩到没有时，拉法埃尔的生命也就到了终点。为了不使驴皮缩小，拉法埃尔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把驴皮泡在药水里，用强力将驴皮抻开，但都不起作用，驴皮仍然随着他欲望的满足而相应地缩小。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生命与欲望的冲突，但生命用时间来度量，欲望在时间中实现。驴皮在小说中是时间的象征，它无视拉法埃尔的意志而不断地缩小，也不因外物的影响而改变，这正是时间的四大特性的具体表现。驴皮原来的拥有者老古董商问拉法埃尔：“难道我们能阻止生命的进程吗？你几曾见过人类能和死截然分开？”[７] 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时间与平等的关系。驴皮的意象实质上就是一个时间的意象，它以驴皮的缩小象征时间的一去不返。巴尔扎克将《驴皮记》归入“哲理研究”，说明他意识到他写的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哲理意味，这就是欲望与生命的关系，也即人生与时间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巴尔扎克突出了人在时间面前的无能为力，表达出人人平等的思想。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时间与平等的问题。在韩文版后记中，余华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而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许三观“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８]这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许三观因为各种原因，前后卖了十一次血，前十次都是为了别人，后来不需要卖血了，他却为了重温吃炒猪肝喝黄酒的感觉，决定为自己最后去卖一次血，然而人家却不要他的血了。人们为什么不再要许三观的血？因为他老了，血液的质量达不到献血的要求。许三观因此而“开始哭了”，许三观的哭是对未来的迷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时间的屈服。许三观的变老，说明他无法占有时间，其他人的变老或者死去，说明他们同样无法占有时间。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这种追求在很多方面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时间却在冥冥之中帮助他实现了这一追求：在时间面前，他与他人“一样”，也即平等的。
第二，时间的节点。时间节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自然的角度看，时间总是在匀速流逝，没有哪一时刻比另一时刻更加重要，但人类社会出于自身运转、区隔的需要，却往往会赋予某些时刻以特殊意义，使它们比其他时刻更加重要，由此形成时间节点。某个节点发生的事比另一些节点发生的事更加重要，某个节点出现的人比另一些节点出现的人更加重要，这就造成了不平等。不过，人类可以在社会中建构出时间的不平等，但作为客体的时间却对人类始终是一视同仁的。文学家们不大看重人类建构的社会时间中的不平等，却热衷于表现客体时间对于人类的一视同仁。在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中，王子爱德华和贫儿汤姆出生在同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交换了身份，汤姆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还当上了英国的新国王，而爱德华却沦落底层，受尽苦楚。最后，在汤姆的帮助下，爱德华登上王位，成为一个贤明仁爱的君主。小说在两个方面挖掘了时间的平等内涵。一方面，王子与贫儿出生于同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一视同仁地向两人敞开。时间节点对于每一个体都是偶然的，这决定了它对人的平等性。另一方面，个体出生时没有选择时间节点的权力和自由，时间无法用来确定两人的尊贵或卑贱，反而给了两人平等的可能。正是因为两人出生时间相同，加上长相相似，因此一件衣服就改变了两人的身份：汤姆穿上爱德华的衣服成了王子，爱德华穿上汤姆的衣服成了贫儿，时间成了两人身份互换的条件之一。有的作品侧重揭示时间节点的人为性。安徒生笔下的小女孩在寒夜划燃一根根火柴，随着火柴亮光的升起，在她眼前出现了火炉、背上插着刀叉的烤鹅、圣诞树、星星、慈祥的奶奶。然而随着亮光的消失，这些温暖的场景也一一消失。这些场景在时间中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个时间节点，火柴的亮光赋予了这些时间节点以内涵，这些时间节点对于小女孩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时间节点只是一根根的火柴人为地建构的，因而也是虚幻的，无法常在的。每一个主体（个人、群体、民族、社会）都会提出一些时间节点，并且赋予节点以某种意义或重要性。但因为这些意义和重要性是人为的，因而缺乏终极意义。随着相关条件的消失，这些节点也会像小女孩的火柴建构起来的节点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三，时间的起点与终点。绝对时间无始无终，相对时间则与事物的存在与运动相关联。事物的存在是一个过程，相对于这种过程，时间也便有了起点与终点。在各种事物的起点与终点中，人的起点与终点同社会平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社会平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来的。这个“抛”字，指出了人来到这个世上的偶然与无奈：首先，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其次，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也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虽然这些环境和条件因人而异，有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就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人与人之间却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选择在某个社会认定的重要时刻出生，他可能碰巧出生在社会认定的重要时刻，或者在出生之后将其出生的时刻定为重要时刻——假如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不过这一认定的重要时刻不一定能够长久，很可能因人亡而息。因此，虽然文学作品经常描写与出生有关的事件，但很少有在出生时间上做社会平等方面的文章的，出生时间本身只能证明人的身份，无法抬高人的身份。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为了斩草除根，下令将全城一月到半岁间的孩子全都囚禁起来，出生时间成为划定赵氏孤儿的标准，却无法成为鉴定赵氏孤儿的标准。人的终点也即死亡。死亡是社会平等的重要表征与标志，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死亡是个体的必然归宿，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都避不开这最后的终点，不会因人而异；其二，死亡时间具有偶发性，除非有意设计，人一般是无法预计自己的死亡时间的；其三，死使一切归于虚无，随着死亡的到来，个体成为虚无，其曾经拥有的一切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四，时间的过程。时间的过程也即生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所有人是平等的。所谓时间不等人，时间的流逝不因人而异，也不以个人或者集体的意志为转移。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的主题就是时间，更具体地说是时间的过程。主人公弗雷德利克年轻时爱上了画商阿尔努的妻子玛丽，阿尔努夫人也爱他，但她无法放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小说结尾，阿尔努夫人意外拜访弗雷德利克，他心中又燃起了梦想与希望。然而当“他们回到家里来，阿尔努太太脱掉帽子。几子上的灯台，照着她的白发。这对弗雷德利克真是当胸一击”，“于是一切都完了”。[９] 阿尔努夫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青春美貌，弗雷德利克也即将步入老年。过去的时光不再复返，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爱情也不可能起死回生。时间在人们的等待、徘徊中静静地流失，蓦然回首，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徐则成的小说《北上》也聚焦于时间的过程。百年前几个中国底层人物因为各种原因跟随意大利人小波罗（保罗·迪马克）沿着运河北上，百年后这几个底层人物的后代分别成为作家、商人、渔民、画家，他们因为运河，因为与小波罗相关的人与物而聚在一起。时过境迁，他们觉察到相互之间有联系，却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只能以猜想聊做结局。时间流逝，过去的一切也随着时间流逝。真相存在，却无法找寻。时间的过程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种“一样”，容易转为认识上的平等感，给不同的个体带来宽慰。
三、文学中的空间因素与社会不平等
人在时空中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时间外在于人。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看，不仅绝对时间外在于人，相对时间在终极意义上也外在于人，它们是抽象的，是一种数学的存在。人在时间的某一点存在并不排斥他人也在这一点上存在。人存在于时间但不占据时间，而空间则不同。绝对空间是抽象的、外在于人的，但相对空间包括人类日常生活空间则是具体的、内在于人的。人存在于空间并且需要占据空间，人在具体的空间中是互相排斥的。在给定的时间中，一个空间只能容纳某一或某些对象，这就必然会出现此空间比彼空间重要的情况。相对时间而言，空间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具有人为性，所以也更能表现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人在时间中是平等的，在空间中却不平等。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是蕴涵着某种意义。”[１０] 因为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１１] 它必然要与人和人类产生种种纠缠，表达出人类社会的种种观念。“具有活力的身体，也即鲜活的身体，创造或者生产自己的空间；相反，空间的法则，也即空间区分的法则，则支配着鲜活的身体，调度着它的活力。”[１２] 空间的各种属性都可以用来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高下、尊卑、 贫富、贵贱等，都可以与不平等观念联系起来。福柯曾通过对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的分析，指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是权力的容器、权力关系赖以存在的场所。[１３] 人在全景监狱中的空间位置，决定了人的等级与权力，这种等级与权力不是空间位置自身带有的，而是由人建构的。空间人为性的另一方面，是人对空间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当安德烈负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时，凝视安静、肃穆、高远的天空，他感觉到了人和人类的渺小，功业、荣誉的虚幻，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场，面对众多的尸体和伤兵，却感到了自己的伟大。两人对空间的态度不同，对空间的感受也就不同。而时间则很难被人为地建构成某种等级的标准。空间的稳定性、具象性和可控性决定了空间与人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人和群体能够对空间进行划分、占有与建构，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这也是在文学中人们常常运用空间来彰显、表现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空间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表现在各个方面，本文主要讨论维度、面积、体积、身体空间等四个方面。
第一，维度。维度是空间的重要因素。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以长宽高三维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每一个维度都能显示和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长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一般情况下，越在中间的位置就越尊贵；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纵向联系，一般情况下，越在前的位置就越尊贵；高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上下联系，一般情况下，越在上的位置就越尊贵。方位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标志。方位是由纵、横和高三个维度共同决定的。中国古代帝王都是面南而坐，而且位置比一般人要高。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的结尾，爱斯梅拉达母女先后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上被虐杀，而克洛德则站在圣母院塔楼上观看。愤怒的卡西莫多悄悄上来，从背后将克洛德推下塔楼。这一情节很具象征意味。爱斯梅拉达在广场上受苦，克洛德则在塔楼上观望，这一高一低两个平面彰显了两人的遭遇和地位的不平等。克洛德被卡西莫多推下塔楼，与爱斯梅拉达处于同一平面，两人同赴黄泉，从而达到了平等。死亡消除掉一切不平等的因素，使不同的人达到同一终点。
第二，面积。面积指在某一层面和范围展开的全部平面，它由长与宽或者横与纵两个维度来计算和测量。就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面积是地球表面的面积，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范围和场所。面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首先是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位置也包括地域，即处于地表的某个位置的那个面积。地域是展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场所。大卫·哈维把《人间喜剧》的空间划分为巴黎和外省、富人区和贫民窟，两两对立。他指出：“对外省出生与外省权利的热切否认，演变成巴黎生活的创始神话：巴黎是个自足的实体，完全无需仰赖它所鄙视的外省世界。”[１４]而巴黎本身又有分区。《高老头》的背景设置在圣日耳曼、唐打、拉丁三个城区。三个城区中，唐打区高于拉丁区，圣日耳曼区又高于唐打区。而在圣日耳曼区中，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客厅又是最为中心、最为高贵的地方。地域不仅成为身份的标志，也是地位的象征。其次是大小。面积的大小与社会平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南方小说如奥康纳的《好人难寻》描写局部地区发生的邪恶，在这些地方，的确有“好人难寻”的情况。但放在一个州或一个国家的层面，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就比较罕见了。因为州和国家的面积太大，不靠秩序和法律，无法正常运转。它们的不平等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秩序和法律本身的不平等，秩序与法律背后的不平等，等等。大面积和小面积，其不平等的内涵与特点是不同的。再次是面积的地理特点造成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地理特点形成居于面积之上的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必然影响到人们对平等的看法。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与希腊多山、靠海、土地贫瘠的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而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内陆环境形成的农耕社会需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必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影响到二者的文学。古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二者之间基本平等，而《西游记》中以如来为首的佛教世界、以玉帝为首的天国世界、以皇帝为首的世俗世界，以及唐僧师徒四人形成的取经小世界，都有严格的等级。
第三，体积。体积是由长宽高形成的固定空间，主要指空间中的具体事物如山川、河流、建筑、动物、植物等。最能彰显社会不平等的体积一般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人造物，比如一栋高楼、一处庭院、一座宫殿、一片园林，等等。因为人造体积需要钱财的堆积和权力的支撑，体积的大小、质量、品位自然要显示体积的主人和体积中居民的权势、财富和地位。城里人因为生活在城里，熟悉这庞大的人造体积，而瞧不起乡下人，因为他们没见过“世面”。也有反向歧视的。鲁迅笔下的阿Q“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１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地域的歧视。
第四，身体空间。身体空间指人体以及与人体相关的事物所构成的空间。列斐伏尔指出：“每个活着的身体是空间，也拥有这个空间，它在空间中生产自己，也生产自己所在的空间。”[１６]人的身体是一种物质存在，必然要占据一定的物质空间，这一空间可以从体积与形态两个方面衡量。一般来说，空间体积大的身体，会对空间体积小的身体造成一种威慑，使其有意无意地持保守的姿态，处于自我约束的状态。群体之间也是如此。赤壁之战中，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声称“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而周瑜则说曹操所“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止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１７] 一个极力夸大自己军队的人数，一个极力缩小对方军队的人数，目的都是为了占据心理上的优势，可以视为身体空间的延伸。身体空间的形态在社会不平等的构成中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不同的身体，其空间形态是不一样的。形态优美或者壮实的身体相比其他形态的身体处于优势地位。女性身体空间形态柔和，男性身体空间形态雄健。因此，现代女性拼命地拉曲线，男性拼命地强肌肉，目的之一自然是想通过身体空间的形态取得对他人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转化为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身体空间形成的主体是人的躯体，但光靠人的躯体还不能形成完整的身体空间，完整的身体空间还需要身体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服装、随身物品、私密空间，等等，它们是身体空间的辅助材料。服装是形成身体空间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服装是无机的躯体，能够帮助主体形成自己所意欲的身体空间。军人的制服不仅象征其身份，也有助于形成其强健、魁梧、坚实的身体空间。随身物品是另一类身体空间的建构要素。比如饰品，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玛蒂尔德的身体空间没有那串项链，就达不到完美的程度。私密空间指人物的个人空间，如个人的住宅、卧室、办公间、书房、车内空间等。这些空间一般属个人专用，带有浓厚的个体色彩，对于人物身体空间的形成起着重要的辅衬作用。其他因素形成的身体空间同样有表征社会不平等的作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白人种植园主住的房子都修得方方正正，涂成白色，而黑人住的房子则成圆形，昏暗矮小。这种对比本身就隐含着不平等，同时也表征着不平等。
四、文学中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的反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矛盾存在主次两个方面。就文学中的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来看，时间与平等相联，空间与不平等相联，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这一问题的正题。但时间也可以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空间可以与社会平等联系起来，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这一问题的反题。
时间与平等的反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第一是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现象在文学中的表现与反映。人虽然不能占有时间，却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安排下抓住、利用时间，这样，对某些人来说，就有可能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就是时间与平等的反题。比如，某些人可以驱使或雇佣另外一些人为他服务，替他完成某些与其有关但又不愿涉足的事情如家务劳动、事务性工作等，使其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长中拥有比他人更多的为个人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某些人由于比他人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势，可以享有更好的营养、医疗、运动和保健，从而可以在生活中多享受，甚至比他人多生存一段时间。这两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前者如文学中的权贵与富豪，由于无需为生计和家务操心，因而能够比穷人更多地享受人生。后者如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的“揭皇榜”故事。国王得病，以财富与公主为赏。青年揭榜，历尽艰辛，终于治好了国王的病，抱得美人归。国王因为自己的财和权，延续了自己的生命；而穷人得了类似的病，则只能听天由命。这或多或少地显示出时间与平等的联系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现象。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已被人们看作时间与平等的必然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已被人们接受，因此并不是文学作品热衷表现的对象。文学作品愿意表现的，是另外一些更为引人注目的反题。如前面讨论过的，从社会的角度，人为地规定某一时间点比其他时间点重要。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实行长子继承制，欧洲古典小说中常常描写贵族青年由于家庭财产被兄长继承，自己只能参军或从事其他职业谋生。从时间的角度看，这是人为地规定在家庭成员的出生时间上，在前的时间节点比靠后的时间节点更为重要，体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对时间的平等属性的修正与反拨。第二是想象形成的时间与平等的反题。文学的世界是虚构的，文学中的人物并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客观规律，作者常常喜欢描写人与时间“抗争”并且“占有”时间的现象。在希腊神话故事中，斐赖国王阿德墨托斯因为怠慢神灵而即将遭遇死亡之灾，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去死，他便可以逃脱这一命运。他的其他亲人都不愿为他抵命，只有妻子阿尔克提斯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回丈夫的生命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１８]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年过半百、倦怠生活，通过与魔鬼梅菲斯特订约，在魔女之厨喝下魔汤后返老还童，然后经历爱情、政治、艺术、事业等悲剧阶段，活到近百岁去世。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他的返老还童，一是他的高龄去世。一般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但浮士德通过与梅菲斯特的签约做到了，他不仅“抓住”了时间，而且通过幻想的方式“占有”了时间。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通过美少年道连·格雷的故事，试图表达一个唯美的主题：万物都会消失，只有美是永恒的。但透过这一唯美的框架往深处看，我们可以发现，小说隐性地表达了萦绕人类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让时间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驻留，以及通过攫取他者时间的办法延长自己的时间。《道连·格雷的画像》通过“时间转移”的方式想象性地完成了这一梦想，因此这部小说能够触动读者心中的柔软之处。在上述作品中，阿尔克提斯通过奉献，浮士德通过交换，格雷通过转移，实现了对时间的抗争、延长和占有。在这些作品中，客观的时间具有了主观的品质。人们在时间面前就不是完全平等的了，时间有了取舍，一部分人具有了另一部分人没有的特权，从而形成了时间与社会平等的反题。不过，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只能在想象中存在，而且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其在文学中的存在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不平等中得到利益的人物最终还是要走向死亡。博尔赫斯在小说《永生》中虚构了一个永生者的世界，但这个永生的世界却缺乏人世间的精彩，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最后又渴望死亡，渴望成为普通人。[１９] 博尔赫斯透过小说对生命与死亡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思考，死亡赋予生命以存在的意义，永生所带来的无限时间则让生命失去意义，因此永生实际上是一种诅咒而不是一种幸福。博尔赫斯以想象丰富精彩著称，然而他却描写不出精彩的永生世界。他让小说中的永生人寻求死亡，实际上是对时间平等的让步，任何人在时间面前都没有也不能享受特权。第三是通过对不同物质世界的描写，展示时间与平等的反题。相对论时空观认为，时空本身就是物质，它们既要影响与其并存的其他物质，也要受到其他物质的影响。时空与事物和事物的运动密不可分，脱离事物和运动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刘慈欣的《三体》描写程心和关一帆离开蓝星，去灰星寻找可能与云天明有关的信息，在返回蓝星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所乘穿梭机进入了光墓，他们不得不被迫冬眠16天，醒来之后，重返蓝星，却发现蓝星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八百九十万年。曾在蓝星上生活过的云天明和艾AA刻在石头上给他们的留言，也已经被埋在了20多米深的地下。[２０]本来处于同一时空的四个人，由于偶然的原因，分处不同的物质世界，经历了不同的时空，回到原来的时空后，其中两人已经死去一千八百九十万年，而另外两人则仍然年轻。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更多地是从物质世界本身，而不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对于程心和关一帆来说，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蓝星上一千八百九十万年的时光，而对于云天明和艾AA来说，程心等人的存在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不在同一个时空自然也就无所谓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由于相对论时空观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体验到，因此生活在不同物质世界所造成的时间不平等目前还只能在科幻类作品中看到。
同时间与平等有反题一样，空间与不平等也存在反题。空间与不平等的反题也可以从现实、想象和科幻三个方面探讨。第一是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现象在文学中的表现与反映。在一般情况下，人与空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也就是说，他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占有多于或少于他人的空间，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处理某一空间，在这种占有与处理中，显示出与他人的不同，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无法在占有或处理空间上与他人不同，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平等，这样空间与不平等的反题就产生了。如在军营中，理想的情况下，不管有什么家庭背景、多少财富，所有的士兵都只能穿一样的军装，睡一样的床铺，占据一样大的空间，人与人在空间中处于平等的状态。有时死亡也会带来空间中的平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一个人是否需要很多土地》写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买地。当地卖地有一个风俗，就是让人在日出的时候从一个山头出发，尽力行走，在日落之前返回出发地，他所走过的地方就属于他的。那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尽量将自己走的圈子扩大，快日落时，发现自己离出发地还有很远，于是拼命地赶，结果快到出发点时，一头栽到地上死了。他死之后，人们“掘了一个墓穴把他掩埋了，墓穴有三俄尺长，正好放下他的躯体”。[２１] 这个买地者如果不死，可能会占有很多土地，但死后所占的土地，与其他人则没有多少区别。时间消除了生命，空间突显了平等。第二是在想象中创造空间与社会不平等的反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描绘了在一个名叫乌托邦的海岛上的理想社会，在这个岛上，空间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只能得到按规定他所能拥有的空间，面积与体积包括在面积与体积中的人造物都不能由他自己决定，空间与社会平等达到了较好的统一。自然，这种“统一”只能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是从科幻的角度展示空间与社会不平等的反题。博尔赫斯《永生》中的永生人因为能够永生因而失去了探索、追求的动力，因为时间无限而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欲望。他们无所事事，让已有的建筑一点点倾颓，自己则搬到一些天然或人造的洞穴里居住，以这种消极的方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空间的平等。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不可能永生，因此永生人之间空间的平等也只能是一种科幻的想象。
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的反题之所以能在文学中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时空观是人对于客观时空的一种主观认识，而文学是人的创作，作为创作者的作家可以对时空因素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自己的理解。但从总体看，与正题相比，文学中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的反题在文学中是次要的、有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时间与平等、空间与不平等是紧密联系的，时空本身的性质与特点引导并促使人们在时间中发掘、表达社会平等，在空间中发掘、表达社会不平等。由此可见，文学虽然可以自由想象，但想象的基础仍是现实。作家的想象要受现实时空的制约，读者的阅读也要受现实时空的影响。不过，反题的存在仍有其意义，它显示了文学的独立性与异在性，给文学中的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增添了复杂因素，使作者更多地发挥能动性，从而使文学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更具艺术魅力。研究时空与平等的反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中时空因素与社会平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和鉴赏。总之，在文学活动中，人们总是利用文学的一切建构要素来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我们习惯于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探讨与表现社会平等，却忽略了其他表达与呈现方式。作为一种形式要素，时间与空间同社会平等的关系往往不为我们注意，但时空无所不在，我们在文学活动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它们表达平等或不平等的思想与意象。揭示这种联系，可以使我们对文学、对蕴含在文学中的社会意识有更多的自觉，对文学的形式因素与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也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