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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在胡同里长大的人，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京味儿文化的印记。胡同文化是一瓶味道醇厚的酒，越品越有味儿。 我小的时候，也挺淘气的。放了学，便不着家，跟一些“发小儿”们在胡同里撒欢。 那时候，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小孩，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甭管父母是干什么的，凑到一起，便成了小兄弟。那当儿，胡同里的住家，门户并不很严，虽说到不了夜不闭户的程度吧，但是大杂院的住户，出门很少锁门。 住一个院，街坊四邻亲如一家。远亲不如近邻嘛。甭管是上班还是上街，跟同院的邻居言语一声，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忙自己的事儿。 胡同里有个蹬平板车的老头，当时五十岁左右，姓什么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见了面，他总要摸摸我的脑袋，说一声：“哦，这傻老爷们儿！”我也反过来喊他一句：“嗯，这傻老爷们儿！” 我那当儿才十岁左右，正上小学。按北京人的规矩，隔辈人要称爷们儿，同辈人才称哥们儿。当然，爷们儿的另一个含义是男人，如同“汉子”这个词儿。一来二去，“傻老爷们儿”竟然成了这位“板爷儿”的绰号。 “傻老爷们儿”住着一间小南房，间堂很小，只能摆下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据说还是养女。养女不跟他过。 平时，“傻老爷们儿”耍单儿，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当时已人了三轮车社，这是解放后，北京城蹬货运三轮人成立的集体组织。三轮车社每天给蹬三轮的派活儿，拉水果或其他货物。 “傻老爷们儿”闲不住，每天蹬着三轮车可四九城地送货。夏天的晚上,他在胡同的老槐树下,摆上一个小凳子,泡壶酽茶，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喝着茶，养神。他像许多要样儿的老北京一样，天再热，也绝不光着膀子见人，身上总穿着一件黑布汗褟儿，不系扣子，露着光滑肚皮。 这时候，孩子们便凑到他身边，听他讲老北京的掌故。 我肚子里的一些关于老北京人的故事，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有时，他让我去他们家，帮他拆床板、晒臭虫。那当儿，许多北京平民家里的床板都是活的，也就是用几块木板拼的，有的放两把木板凳当床腿，穷的人家就用砖当床腿，当时一般北京的平民家里都有两样小活物：虱子和臭虫。所以每到春秋季节，北京人要拆了床板，拿到院里晾晒，据说这两种小活物怕见阳光，一晒就死。 “傻老爷们儿”让我帮他晾床板只是个幌子，他是喜欢我到他的那小屋坐一坐。逢到这时，他便喜笑颜开地从身上或是窗台上的小罐里摸出几个鲜果。有时是枣，有时是杏，有时是干果，塞到我的手上，让我吃。 他喜欢看我吃东西的狼虎样儿。自然，这老头儿非常喜欢我。有几次，他甚至在拉活儿时，带上我和另外一个伙伴坐着他的车去城外兜风。 我小的时候，北京城并不大，交通也很不发达。我家住在西单附近，去趟西直门或朝阳门，就算是很远的地方了。 我记得第一次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坐着“傻老爷们儿”的三轮车去的。 “傻老爷们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是：“禁拉又禁拽，禁踢又禁踹，多快的剪子也铰不动它。”我小时候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长大以后才晓得，这是传统相声《卖布头》里的一句台词。“傻老爷们儿”为什么常说这句话呢？后来，我才找到答案。 “文革”开始不久，“傻老爷们儿”自杀了。他死得很平静。头天晚上，我见到他，他还摸着我的头说：“哦，傻老爷们儿，多快的剪子也铰不动它！” 他凝神端详着我，说完那句“多快的剪子也铰不动它”以后，他半天没说话。我觉得他眼神不对，好像汪着浊泪。 他就这么默默地“走”了。跟他住一个院的邻居说，他喝了半瓶“敌敌畏”。 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对我来说，到现在也是个谜。 后来，他的闺女搬到他那间小南屋住了。我去过一次，看到小屋多了几样家具。他的闺女是副食店的售货员，胖胖的，个儿不高，长得一点不像“傻老爷们儿”，她冷漠地看着我，没说话，自然，我们也无话可说。 “傻老爷们儿”死的时候，我才十二岁，不知怎么搞的，我当时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奇怪的是我没有死亡的恐惧感. 有的只是心头的一抹悲哀，也许是再难从“傻老爷们儿”身上细品京味儿的缘故吧。 （配图摄影：贾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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