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乔治·唐丹》的故事
《乔治·唐丹》是17世纪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创作的一部经典的三幕短喜剧，首次演出于1668年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办的庆典之上，后又多次被搬上各地的民间舞台。在《书籍的秩序》一书第六章中，通过细致入微地分析贵族与平民阶层对这部话剧的不同解读和认识，罗杰·夏蒂埃勾勒出了一幅17世纪法国社会的阶层景观图。
《乔治·唐丹》，又名《尴尬的丈夫》，其文本本身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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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乡下一位富裕农民乔治·唐丹在挣得万贯家财之后，为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被上流阶层所接纳，就迎娶了经济状况不佳的破落贵族索丹维尔家的女儿昂日丽格，期盼通过成为贵族家女婿的方式，以自己的金钱去交换对贵族领主封号的继承权。但在昂日丽格看来，她与唐丹的婚姻仅是因为难以违抗的父母之命，只是一种建立在赤裸裸利益交换之上的家族联姻，她本人在婚前甚至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自然也谈不上拥有爱情；她也更是嫌弃唐丹的农民身份。在唐丹的夫妻关系中，妻子昂日丽格高高在上，认为唐丹即使花再多钱也买不到做她丈夫的资格，而唐丹则终日低三下四。
在故事开头，唐丹在家门口遇见了一位前来他家送信的仆人吕班，从他口中得知镇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贵族子弟格里丹特在向昂日丽格暗送秋波，并托吕班向她递出约会邀请的书信，而昂日丽格也芳心暗许，欣然接受。无法容忍妻子对婚姻三心二意的唐丹因而向岳父岳母告状，但碍于其非贵族身份，在他当面控告身为贵族的情夫时，只因对方二人相互应和、矢口否认，农民唐丹的证言就无法得到众人采信；心有不甘的唐丹设下计谋，希望抓到妻子出轨的现行，不料却陷入昂日丽格与其女仆克洛丁娜所设计的陷阱，他不但无法达成目的，还在见证妻子私会的过程之后，又受到了妻子、情夫格里丹特以及他那贵族岳父母的当面羞辱。在这段婚姻中，唐丹迫于第三等级身份的限制，在贵族妻子和岳父母面前只能卑躬屈膝，毫无议价能力。为保全自己通过这桩婚姻所获得的表面上的地位，面对贵族一家的羞辱，乔治·唐丹无计可施，只能忍辱向对方下跪道歉。在全剧结尾，唐丹陷入痛苦境地，出于利益考量，他不得不饮恨戴上“绿帽子”，默许妻子在他眼皮之下出轨他人。
针对《乔治·唐丹》这一文本，罗杰·夏蒂埃展开了一次“历史阅读”，主要讨论了这一剧本在不同观众面前的不同呈现形式、该剧的剧情与当时真实社会情境之间的差异，以及这部喜剧在较短的演出时间内引起各类别观众共鸣的方式。
《乔治·唐丹》首演于1668年，但仅在这一年中，它就面向两类不同观众，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出方式：一种是夹杂在芭蕾、音乐剧等其他众多节目之中，在宫廷宴会上演出，为国王及宾客助兴；另一种演出方式被呈现在巴黎市内的固定演出地点罗亚尔宫皇家剧场，面向的观众是市民大众。两种演出方式的背景、形式与目的都大相径庭。
2、宫廷宴会
“太阳王”路易十四
在《乔治·唐丹》诞生的1668年，正值法王路易十四年轻气盛、挥斥方遒之时。在这一年，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展开了一场因遗产继承而起的战争。强大的法军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了弗朗什-孔泰，战后两国在亚琛签订和约，这场战争使法军巩固了在佛兰德尔新占的大片领土，路易十四不但攫取了大量利益，也因此威名远扬。为庆祝战争结束，并针对此前因打仗而缺失的节日庆典向宫中贵族成员做出补偿，国王与王后于7月18日在凡尔赛宫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众多贵族、各国使节以及教皇使臣尽数到场共度佳节。[1] 为颂扬胜利、彰显路易十四为国开疆拓土的理想君主形象，国王一掷千金，使这场宴会排场惊人，声色犬马，极度铺张奢华。
路易十四与莫里哀
在这一场合，莫里哀带领剧团呈现出了一系列节目，以娱乐国王及宾客。《乔治·唐丹》是应国王之命仓促写成的一部喜剧，从国王下令到最终的演出，其中写剧本与排练只花了五天时间。且这部喜剧只是一系列节目中的一部分，并非独立成篇，只是从属于同一幕田园景观之中。夏蒂埃在翻阅了当时名为《王家畅欢会》的小册子、节目单、到场嘉宾的记述等多种材料后，整理出了这场演出的过程与细节。
凡尔赛宫
那日，凡尔赛宫的田园舞台布景被布置得足以以假乱真，舞台周遭放置了许多花草树木、小桥流水，观看剧目的观众仿佛真的置身在乡野田园，又仿佛进入了一个超脱于现实的理想幻境。唐丹这位因娶妻而受罪的农民的滑稽故事被安排进了由诸多节目构成的整体次序中。这台节目以酒神和爱神的争吵为主线，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在乔治·唐丹叙述其婚姻中的愤懑、黯然下场之后，芭蕾舞剧演员紧接着登场，上演了一出外表俊美的年轻牧羊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紧接着那位屈辱的丈夫又重返舞台，在观众面前调查妻子出轨的情况。在演出结尾，终成眷属的年轻情人甜蜜地把酒言欢，而沦为笑柄的唐丹也拿起酒杯，借酒浇愁——音乐响起，酒神和爱神在这一刻达成了和解，为国王的胜利献上共同的颂歌。展现在凡尔赛宫观众面前的这出大戏，是一幅乡村人物群像，其中主人与奴仆、大人物与乡巴佬、受气包丈夫与牧羊人，他们的故事是镶嵌在田园背景下的一个个桥段，在混杂之中又呈现出了井然有序的景象。这样的舞台布景，与剧本原作中所给出的社会或地点信息全然无关，可以看作是发生在一个理想空间内的架空故事，不真实的布景削弱了《乔治·唐丹》在观众面前的现实感。
因而，在这台奢华的节目里，乔治·唐丹的故事被许多观众视作是一个与现实无关、仅发挥逗笑作用的桥段，无论是不自量力的唐丹，还是大腹便便的仆人吕班，都是一副丑角的样子，“丈夫戴绿帽”的桥段也是一种典型的搞笑情节，演员们滑稽的表演引得王公贵族们哈哈大笑，就连国王本人也为这出大型闹剧不吝一笑。
从作者莫里哀的创作本身出发，乔治·唐丹这一遭罪农民角色本就被设立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形象。法语中“唐丹（Dandin）”一词首见于14世纪，因其类似“叮当”的发音，它最初的含义是“铃铛”；后来Dandin又被引申为“像傻子一样毫无仪态地摆动身体”，其名词形式Dandiner 也有了“举止怪异、行为猥琐、毫无仪态的傻瓜”的含义。这一词义暗示乔治·唐丹因为自己追求地位提升的野望，而逾越了社会的等级规范，过犹不及，最终只能沦为笑柄。同时，“唐丹”这一名字在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拉封丹的《寓言》中都有所使用，被设定为德高望重的法官角色。由此可看出莫里哀也是在借用这一名字的典故制造反差感：故事中作为平民的唐丹在他的贵族妻子和岳父母面前是一个受审者，与这一名字所代表的法官设定大相径庭——虽然他是名义上的一家之主，却沦为了低三下四的小丑。莫里哀为他的喜剧主角选取这一姓名，为故事营造出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效果（可类比沈腾为自己的舞台角色取的“郝建”“王多鱼”等名字，用谐音梗制造逗乐效果；再比如若以“建国”“国庆”等带有特定时代/代际特征的名字为年轻一代取名，就也可能出现一些与之本身特征所不相符的反差感，进而带来喜剧色彩）。
夏蒂埃也根据剧院的物品清单，调查到了《乔治·唐丹》演出时的戏服。在上台表演时，乔治·唐丹这一角色穿着夸张生硬又华丽的贵族装扮，由此可看出这一暴发户农民在竭力模仿贵族的打扮，但是用力过猛，就显得过分又过时，土气又可笑，与真实贵族的装束相差甚远。莫里哀使用这样的视觉语言，向观众表达出唐丹一心攀高枝的期望，也从这样的过犹不及中让观众看到他与自己企图模仿的贵族之间无法跨越的差别——即使挣扎在领主头衔和平民身份之间的他用力去模仿贵族，但在骨子里依然带有下层人的粗俗。
从文本本身和戏服可看出，莫里哀的这部喜剧在纯逗笑之外，也揭示了17世纪法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上位者无论如何都是人上人，而下位者则可笑且目光短浅。在喜剧的外壳之下，《乔治·唐丹》实际上是一部揭露社会现实的残酷戏。
而这样的剧情，在台下的王公贵族们看来，却又别有一番解读空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为塑造君主和中央的绝对权威，国王将地方上的贵族们从乡间迁入凡尔赛宫中居住，让贵族终日沉迷于享乐，处在国王绝对权威的控制之下，这样就再无法与强大的王权相抗衡。贵族们在失去权力、陷入宫中繁文缛节无止境束缚的同时，也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田园，此前身为领主、骑士的生活自此一去不复返。国王设置出如此主题的节目，也迎合了贵族对家乡的思念，让贵族们在想象中重温昔日田园生活。但同时，构筑出这样一个与现实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牧歌世界，也是在创造新的记忆，以抹平贵族们过去生活的痕迹。国王将贵族们的怀旧心理化为己用，成为彰显其无上权力的工具。
路易十四将贵族迁往宫内居住，伴他左右
另外，从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发起了一场针对贵族身份的审查运动，以求“净化”第二等级。在这些年里，凡是出示证明自身身份传承材料的贵族才能被认定为真贵族，进而获得由国王颁发的白纸黑字的证书，保全其地位与头衔。路易十四并不承认所谓“子宫贵族”，认定贵族小姐与平民丈夫所生的孩子也属于平民，如此规定则是限制了贵族通过婚姻壮大自身群体的尝试。由此可见，路易十四时代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与莫里哀剧中贵族与农民间的关系十分相似：一方面，身为农民的唐丹自认为能够凭财富与贵族平起平坐，但贵族可以轻易宣称他不够格；另一方面，贵族们自认为他们的高贵身份是确凿无疑的，但最终他们是否够格，只有被大权独揽的国王承认才算数。
贵族们在观看《乔治·唐丹》这部剧时，脑中极有可能联想到发生在不久之前的那场审查。在这场宫廷宴会中，莫里哀通过一套基于想象的田园剧情，影射出了一个举国贵族都面对过的重大问题，即：“谁拥有对贵族社会地位的界定权？”在观看演出之时，舞台上的田园幻境与其中别有所指的贵族真实处境合二为一。剧情的走向告诉贵族们：只有国王才能界定他们的地位，贵族身份若离开国王的承认就会失去一切合法性。身份受到审查并被最终认定，是所有贵族的亲身体验，因而这场演出中，《乔治·唐丹》在逗笑之余，极有可能被解读为一个现实向文本。它歌颂的是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并告诫贵族们要夹好尾巴、不要妄想任何僭越。因此，这场演出可被看作是路易十四绝对君主制叙事的一部分。
3、阶层跨越的难题
在1668年末，莫里哀又将《乔治·唐丹》搬上巴黎城内剧院的舞台，演出了十余场。脱离宫廷宴会的庞大预算后，这部喜剧呈现在普通观众面前的形式就只是它本身而已，没有田园牧歌的布景、没有舞蹈和音乐、更没有其他与唐丹的故事无关的人物。在巴黎市民面前上演的这出戏，就只是一位娶了贵族小姐的农民因其不当野望而遭罪的故事本身。
为使观众能与剧中人物共情，戏剧常常会再现观众身边的常见情节与元素。《乔治·唐丹》中的暴发户农民形象和高高在上的贵族形象，都属于观众较为熟悉、能够想象出来的角色。但事实上，剧本中的故事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唐丹夸张的服饰、傻瓜的名字、以及被刻板化脸谱化的属于乡下人的鲁莽无不过于荒谬，都在提醒观众这个故事本身的架空性质——并不会有人相信如此婚姻真有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17世纪的法国社会等级分明，社会阶层十分稳定，遵循着门当户对、子承父业的规则，平民阶层获得贵族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早在1579年，朝廷就下令取缔“假贵族”，规定没有贵族血统的第三等级即使购得贵族的领地，也无法获得头衔、晋升为第二等级。在此时的法国，身份的差别已经走向绝对，无法逾越。因而，贵族领主即使生活再窘迫、再入不敷出，也几乎不可能将女儿嫁给富裕的农民——这无异于是在自降身价、自毁门户。
但同时，戏剧也是对社会的再现，其中元素与社会现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吻合，使人们能够在虚构中读出一些真相。作为一个被创作出来的戏剧形象，乔治·唐丹认为人的地位是有可能获得改变的，只要通过他的金钱交换得到贵族领主的封号、就能被贵族平等对待。然而社会的运作方式却并非如他所想，唐丹的人生观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纯属幻觉——归类和评判的标准掌握在别人（统治阶层）的手里，一个人的地位如何，只取决于掌握话语权的人的意愿，而不取决于这个人本身做出了什么努力。因而，唐丹的联姻并不足以带来平等，不足以使他期望获得的社会权利得到承认。唐丹的悲剧命运扎根于他对社会法则的误判，因此是无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在对贵族面临资格审查的情况一无所知的城市平民观众眼中，《乔治·唐丹》讲述的是非门当户对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不对等的婚姻打乱了正常的权力分配，就只能造成混乱。在巴黎市民看来，这部剧为“门当户对”、为家族地位的传承、为一种人人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辩护。它告诉观众们：在这个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位置是很确定的，而妄想打破这种平衡决不可取；社会阶层之间不能有流动性是天经地义，像唐丹一样想要晋升为贵族的平民只是痴心妄想的蠢货罢了；因而要提防不恰当的野心，像他这样的奢望千万不能有。
虽然这部戏剧所描述的故事高悬于舞台之上，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较为疏离，但其中的寓意也十分明显。观看戏剧的平民观众可能解读出以上寓意，但也完全有可能不理解，很有可能只是看个热闹，一笑而过罢了；但终究会有部分观众解读出这种关乎阶层的规训，成为这种重申社会秩序的话语的目标受众。莫里哀之所以为名家，也因为他的作品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多种解读方式，能够让不同类型的受众——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着触及社会运作规则本身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