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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很多历史人物在事件演进的过程中湮没了，但不代表彼时这些历史人物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起浪花。恰恰相反，这些被湮没的人物往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支脉，让长河百转千回、曲折演进。尽可能还原这些浪花才能看清历史发展的本身。 ——信史留痕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年代波诡云谲的一年。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这一年高歌猛进，直下南半个中国。连彼时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在3月份的工人起义浪潮中，一夜之间回到了革命者手中。第一次合作的国共双方，实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各自之前没有企及的高峰。 只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往往盛极必衰。两党在之前的革命中相互倚重、彼此成就，虽有嫌隙，但共同的利益、目标占据了主流。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之际，一起做大蛋糕的人面临着分割蛋糕的囚徒困境。失去了共同奋斗的基础，出身阶级的差异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两党走向了剧烈的流血冲突。 一、1927年3月，睡不着觉的是蒋介石 以往的印象中，彼时的我党还很弱小，四一二完全是待宰的羔羊。而事实是，在1927年3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一个月），政权和中央党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手中、地方党部大多数掌握在我党手中、军权在蒋介石手中但并不稳固（国民革命军八个军除了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桂系第七军外，其他部队跟谁走要边走边看。）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罢免了蒋介石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外的最重要的三个兼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改9常委集体领导）、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任不久即以其秘书陈果夫代理，此次由汪精卫续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组建主席团，谭延闿主持）。这些职务是蒋介石在1926年5月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窃取的，并通过它们掌握了整个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使蒋介石实现了在国民党整个体系中的人事布局。 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宁汉分裂”格局首先形成。 此时，跟随蒋介石在南昌的中央执委、监委只剩下张静江和朱培德，蒋氏在党、政系统内已经处于孤立态势。一天傍晚，在蒋南昌住宿的屋子里，当谈到鲍罗廷、谈到容共、谈到工农运动时，蒋介石面色既气愤又沮丧，突然，他急起身向屋里墙壁直奔，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怕蒋介石是一时想不开去寻死，急得张静江大喊“膺白、膺白…”，张静江有足疾正坐轮椅，他是喊黄郛赶快追进屋去，以防蒋发生寻死的意外。由此可见，蒋当时面临的危急局势。  蒋介石和黄郛（四一二后出任上海市长） 1927年3月下旬，李宗仁到上海晋见蒋介石，见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口口声声说不干了，上海的情形已无法收拾，何应钦已无法掌握第1军了”，还拿出何应钦的辞职电报。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态势是，北伐开始时的8个军，除第5军留守广东外，第2军、第6军在南京较为左倾，第4军、第8军在武汉跟左派中央，第3军在江西、第7军在安徽跟蒋走得近，蒋嫡系第1军的两个师长薛岳、严重又属于左倾。 最关键的是武汉国民政府此时已下决心彻底解决蒋介石的问题。3月下旬，北伐军六军党代表林伯渠携带新当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给程潜的密令赴宁，程潜时任攻克南京的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主要由左倾的2军、6军构成，2军军长是谭延闿，在谭武汉开会期间由鲁涤平代职，并接受程潜指挥）。密令的内容即：由江右军阻止蒋介石建都南京的计划，如蒋介石违抗，则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发落。  左二为谭延闿（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锄蒋衣带诏”并不止前面一份。1927年4月上旬，武汉政府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曾密令即将赴上海组建特务委员会的原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命其组织工人力量以武力逮捕蒋介石、白崇禧。可惜，李在四一二的次日才抵达上海，为时已晚。而且这份密令不知以何种渠道被白崇禧迅速截获，成为发动四一二的借口之一。 综合各方面信息，对蒋介石而言，此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二、蒋的盟友在何方？如何在一个月时间彻底翻盘 在1927年初，国民党内部实际分为四股力量：一是以居正、谢持、林森、邹鲁等老派人物为代表的老右派，这些人思想僵化顽固，坚决反共，后来形成了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二是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主张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三是以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等为代表的我党跨党干部，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四是以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为代表的新右派，主张国民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反对共产主义学说。  蒋介石的幕僚班底：张静江（中间）、吴稚晖、李石曾等 其实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之后，党内就面临比较混乱的局面。最初分为左、中、右三派，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中间派。随着我党跨党人员力量的崛起，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原先的一些中间派系人物开始右转，典型的就是胡汉民，因为受蒋排挤，就和西山会议派搅在一起。 蒋介石最初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的，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面前表现的极为谦恭，甚至将小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早期的蒋介石体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不仅斯大林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军事将领，连陈独秀都说找不出他任何反革命的地方。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终于开始暴露政治投机分子的本色，一手压左派、一手打右派，同时解决了许崇智、胡汉民两大竞争对手，彼时蒋氏已经成为典型的中间骑墙派。  政治顾问鲍罗廷 早期的蒋介石以左倾面貌得到苏联顾问的支持后，快速的获取党内权力，爬上政治高峰。此时，受苏联支持的另一股势力——我党跨党群体成为他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时，蒋介石开始积极反共，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了新右派团体。他在两年内迅速完成了从左到右的转变过程，堪称彼时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 应该说蒋介石并不是天生的大资产阶级分子，“郑三发子”的生父郑福安是农民，养父蒋肇聪最多算个小商人。天生的不足，使蒋介石在后天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不断的选择站队，先左后右、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了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代言人。他的结义四兄弟“许老大（崇智）、张老二（静江）、蒋老三（介石）、戴老四（季陶）”，前两人一军届政要、一商界巨贾，对他早期爬升帮助良多。 在1927年3月的危机时刻，对蒋介石而言，他要站队的方向就是革命的反面。因为，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第一、就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1926年12月至1927年2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程，汉口和九江的革命力量（工人、社会团体、市民群众），发起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动，并取得了全面胜利。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夺取政权时，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群体非常恐慌，十分担心失去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蛋糕。 第二、就是地主、资本家阶层利益。随着北伐战争进程，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大批地主士绅被镇压，导致北伐军后方“士号于乡、农怒于野”。而许多北伐军军官恰恰出身士绅家庭，其父母财产被尽数“革命”，使得这些军官怒火冲天，北伐军前线因此也暗流涌动、军心不稳。（实际上汪精卫分共时，唐生智部的纷纷倒戈也与此有莫大关系。） 第三、就是国民党内的旧官僚、士绅阶层利益。随着北伐的不断胜利，我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国民党的速度，苏联顾问及跨党党员就能够包办一切，这让旧官僚怨声载道，认为鲍罗廷是要把国民党弄成苏联的傀儡政权。同时，旧官僚、士绅阶层从骨子里是坚决不认可工农阶层的，不可能与这些人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正是利益驱使，让62岁的老头子吴稚晖（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言辞激烈的像个小伙子，他起草的“首议清党”的呈文写的是声泪俱下，大有“不清党就有亡党、失国之危险”，老头子甚至给44岁的汪精卫下跪恳求其到上海主持大局。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正是利益驱使，让在北大尚能做到兼容并蓄的教育长者蔡元培（时代理浙江省政治会议主席，相当于省主席）到了浙江“南橘北枳”，彼时北大系正在浙江与原杭州一师体系的我党人员争夺革命的话语权，“提倡温和、法制建政，反对工农运动过火”，只能是老蔡上了贼船的表面原因。（浙江清党最彻底，后文会讲到。）  蔡元培（左二）和李大钊（右一）等人合影 如果不是一帮“士大夫”阶层，感觉要被工农运动刨了祖坟，断不会有四一二时的跳梁表现。也正是因此，国民党内空前“团结”，新老右派（蒋介石、胡汉民）自然合体、中派（谭延闿）趋之若鹜、甚至左派（汪精卫）也被动割席。革命形势的高涨，倒逼反动势力的联合，反而让蒋某人在一夜之间拥有了翻盘的资本。 （信史留痕原创） 长文待续，详实资料全面解析四一二通缉197人大名单。如果觉得内容合您的口味，烦请多多点赞或者关注，这样今后能有更大的概率看到我写的类似文章，谢谢您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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